徐文几乎是第一时间打来了电话,语气是前所未有的焦躁和难以置信:“迟晏!你到底在想什么?!于导!那是于导!你知道我们动用了多少关系,才争取到这个剧本的优先阅读和接洽权吗?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一线、超一线在盯着这个项目吗?你一句‘不像真实’就给拒了?!艺术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你懂不懂?!纪录片是纪录片,电影是电影,这是两码事!你这是自毁前程!”
迟晏在信号不佳的山里,听着徐文几乎要冲破听筒的怒火,语气依旧平静:“徐总,我明白您的意思。艺术确实可以高于生活。但‘高于’不等于‘简化’或‘替代’。我拒绝,不是因为剧本不好,而是因为它试图讲述的,与我正在亲眼所见、亲身感受的,存在着根本性的视角差异。我无法怀着这种差异去演绎一个角色,那对创作本身不尊重,对观众也不诚实。”
“诚实?现在娱乐圈需要的是你这种‘诚实’吗?需要的是机会!是台阶!是实打实的奖项和票房!”徐文几乎是在吼,“《耕耘者》是成功了,但你能保证它一直成功吗?你能靠纪录片吃一辈子吗?电影才是主流!才是硬通货!于导这部戏,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转型跳板,踩上去,你就真正登堂入室了!你现在把它一脚踢开,你想过后果吗?”
“我想过。”迟晏的声音在山风中断续传来,却异常清晰,“后果可能是失去一个重要的机会,可能让公司失望,可能被外界误解。但我更清楚,如果我接下了,却无法投入真心,那才是对所有人更大的不负责。徐总,我的‘转型’,从来不是为了从一个标签跳到另一个更光鲜的标签,而是找到真正能表达我所见所感的路径。《边缘与回声》的调研让我更坚定了这一点。这个剧本,与我现在的路径不符。”
电话那头传来徐文粗重的喘息声,然后是长久的沉默,最后是一声几乎听不清的、带着疲惫的叹息:“……随你吧。我会去跟陈总解释。你好自为之。”电话被重重挂断。
林薇随后也发来了长长的信息,充满了忧虑和劝诫,但更多的是无奈。她理解迟晏的坚持,但也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决定在业内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不仅是失去一个顶级项目,更可能被贴上“难合作”、“恃宠而骄”、“眼高于顶”甚至“精神不正常”的标签,影响后续所有高端影视资源的接洽。
----
不知是片方有意试探,还是消息不慎走漏,关于“迟晏疑似婉拒于斯文新片”的传闻,开始在小范围的圈内论坛和自媒体上流传。虽然尚未形成大规模热搜,但已在业内激起千层浪。
“迟晏飘了?连于导的戏都敢挑?”
“纪录片刚有点成绩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据说是不满意剧本,觉得不够‘真实’?搞笑,他一个流量出身,懂什么叫真实?”
“可能是嫌角色太苦太累吧,毕竟现在人家是‘纪录片导演’、‘时尚宠儿’了。”
“星耀这次怕是要气吐血,好不容易培养出个能扛票房的,结果心野了。”
嘲讽、质疑、幸灾乐祸的声音开始在暗处滋生。一些原本就对迟晏“转型”持保留态度或心怀嫉妒的同行、营销号,开始蠢蠢欲动。
----
迟晏关闭了大部分不必要的通讯,将身心完全沉浸在《边缘与回声》的田野调查中。他和他的小团队继续着沉默的跋涉。
他们来到了一个位于两省交界、深藏于喀斯特地貌峰丛洼地中的小村庄。这里交通极其不便,土地贫瘠,石漠化严重。村民们主要靠在山石缝隙间种植少量玉米、红薯,以及采摘山货为生。青壮年几乎全部外出,村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和留守儿童。
吸引迟晏团队的,是村里一位名叫阿木的留守少年。阿木十六岁,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上学,也没有像大多数同龄人那样外出打工,而是留在了村里,照顾年迈多病的奶奶。他话不多,眼神里有着超越年龄的沉静,甚至是一丝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执拗。
通过几天小心翼翼的接触和村支书的帮助,迟晏他们才逐渐了解到阿木的“秘密”。在村里废弃的小学教室里,阿木用捡来的废旧电脑零件、太阳能电池板、以及从镇上废品站淘换来的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自己捣鼓出了一个极其简陋的“气象站”和“土壤湿度监测点”。他用自学的、极其有限的知识,尝试记录和分析本地小气候和土壤数据,并试图在自己家屋后那一点点相对平坦的土里,实验种植一些耐旱的、据说经济价值更高的中草药。
他的“实验室”凌乱不堪,数据记录本上满是涂改和问号,种植的中草药苗也蔫蔫的,显然遇到了技术瓶颈。但他每天雷打不动地去记录数据,观察幼苗,眼神专注得令人动容。
“为什么想做这些?”迟晏在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坐在教室门口的石阶上,问正在调试一个自制雨量器的阿木。
阿木低着头,用一把生锈的螺丝刀拧着螺丝,很久才闷闷地说:“出去的人……都说外面好。可奶奶走不了。地也越来越难种。我就想……能不能让地好种点?让留在村里的人,也能有点盼头。”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我知道我很笨,搞的这些可能都没用……但总得有人试试。”
迟晏让摄影师用最克制的镜头,记录下了阿木调试设备时紧抿的嘴唇、观察幼苗时专注的侧脸、以及面对枯萎苗株时那一闪而过的茫然与不甘。没有采访,没有解说,只是静静的观察。
----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这个村子的前一晚,迟晏接到了陈立亲自打来的卫星电话。信号比平时更差,陈立的声音断断续续,但语气却比徐文平静许多。
“小晏,陆川那边,我和于导亲自通了电话,替你解释了。陆导虽然遗憾,但表示理解艺术家的个人选择。”陈立的声音在电流干扰下有些失真,“外面的风言风语,公司会处理。你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向,这本身没有错。”
迟晏有些意外,他做好了承受更大压力的准备。
“但是,”陈立话锋一转,语气严肃起来,“拒绝一个顶级电影项目,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不仅仅是失去一个机会,更是向市场释放一个信号——你迟晏,有自己极其严格的选题标准和创作底线,甚至到了‘挑剔’的地步。这会吓退一部分追求稳妥和速成的合作方。”
“我明白,陈总。”迟晏回答。
“明白就好。”陈立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边缘与回声》的调研,我听林薇简单汇报过。方向很好,但可以预见,其内容的‘商业性’和‘娱乐性’会比《耕耘者》更低,面对的争议也可能更复杂。你确定,你要把接下来主要的创作精力,甚至可能是一部分商业前途,赌在这样一个项目上?尤其是在你已经有了一个成功模式《耕耘者》可以复刻的情况下?”
山风呼啸,吹得临时架设的卫星天线嗡嗡作响。迟晏握着电话,目光投向窗外漆黑的夜色,只有阿木家那盏昏黄的节能灯,在远处山坳里像一颗倔强的星。
“陈总,”迟晏缓缓开口,声音在风声和电流声中异常清晰,“《耕耘者》记录的是‘可能’与‘路径’,是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相对明确的努力与成果。而《边缘与回声》,我想记录的,是‘存在’与‘状态’,是那些被宏大声浪掩盖的、模糊的、有时甚至是无解的真实回声。”
“阿木那样的孩子,那位傈僳族老阿妈,移民新村里迷茫的老人……他们的故事,可能没有激动人心的逆转,没有清晰光明的未来。但它们同样是这个时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只记录成功的、向上的、清晰的故事,而忽略那些沉默的、挣扎的、模糊的存在,那么我们的记录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甚至是另一种形式的遮蔽。”
“我知道这很冒险,也知道它可能不那么‘好看’。但我觉得,记录这些,和记录最前沿的科技一样重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更基础的。因为科技最终要服务于人,而理解人的全部复杂性,是任何有意义改变的前提。”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只有电流的沙沙声。良久,陈立的声音再次传来,听不出情绪:“你的想法,很理想化,也……很沉重。作为一个商人,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笔好买卖。但作为……看着你走到今天的人,我不得不承认,你有你的坚持,而且这种坚持,或许正是你能够走到今天、并可能走得更远的原因。”
他顿了顿,似乎下了某种决心:“《边缘与回声》的前期调研,公司会继续支持。但正式立项和投入,必须等到更成熟的方案和明确的、至少是可预期的社会价值评估报告出来之后。在这之前,你依然需要承担必要的商业活动,维持基本的热度。《耕耘者》后续的创作和‘微光’系列的运营也不能放松。这是底线。”
“我明白,谢谢陈总。”迟晏由衷地说。他知道,这已经是公司在当前情况下能给出的最大限度的支持与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