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樊父的骤然离世。
并未成为樊家凝聚的契机,反而成了新一轮家庭撕裂与指责的导火索。
失去了父亲那份微薄但稳定的退休金,家庭经济骤然紧张。
樊胜美的哥嫂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将父亲的死归咎于樊胜美“照顾不周”、“把钱看得比爹重”、“非要待在上海不回家”。
樊母在悲痛和儿子儿媳的撺掇下,竟也模糊了是非,对女儿生出怨怼。
最终,不知经过怎样一番激烈的、充满算计与哭闹的家庭会议,决定将老家那套本就不大的房子卖掉。
卖房款一部分填补了樊胜美哥哥惹下的债务窟窿,剩余的部分,被樊母紧紧攥在手里,作为她和孙子雷雷未来的保障。
一家人搬进了租金低廉、条件更差的出租房。
哥哥嫂子依旧游手好闲,指望母亲手里的老本和妹妹的接济。
而樊胜美,在经历了父亲惨死、家庭指责、经济榨取的多重打击后,那个总是试图维持体面、在亲情枷锁下痛苦挣扎的樊美人,似乎终于到了承受的极限。
她做出了一系列快刀斩乱麻、近乎决绝的决定。
她辞掉了原本那份看似光鲜、实则晋升空间有限且同事关系复杂的工作。
她搬离了欢乐颂2202,那个曾是她上海奋斗象征、却也承载了太多难堪记忆的合租房。
她甚至没有将新的工作单位和住址告诉老家的任何人,彻底切断了他们随时可以上门围追堵截的路径。
但她并非完全冷酷。
或许是最后一丝不忍,或许是寻求内心某种道德平衡。
她托付给老家一个邻居,每月定时给老家母买粮油米面等基本生活物资。
确保母亲和侄子不至于挨饿受冻,但也绝不多给,杜绝了被哥嫂挪用的可能。
据说,每月固定八百元,不多不少。
关雎尔讲述这些时,语气唏嘘。
她与樊胜美同居一室多年,见证了对方的虚荣、挣扎、乃至不堪,此刻听到这般结局,心中五味杂陈。
有同情,有感慨,或许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对自身未来不确定性的隐忧。
邱莹莹听完,只是微微颔首,说了句:“也好。”
便不再多问。
对她而言,樊胜美的选择是迟来的清醒,是困境下的必然,也是个人命运的又一次转折。无需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