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初一,陈元呈上最新的人口田亩册时,手都在抖。册子厚厚一沓,封面上用朱笔写着几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北山义军控制区总录户数:两千一百四十七户人口:一万零八百六十三口田亩:新垦三千四百二十亩,熟田五千八百亩存粮:两千七百石李根柱接过册子,翻了几页,眉头渐渐锁紧。一万多人。之前,他手下只有八百战兵;现在,他要管一万多人的吃喝拉撒。“粮食最多撑到开春,”陈元声音发干,“这还是按每日每人半斤的最低口粮算。若是正常劳作,需一斤,那……只够两个月。”“开荒呢?”李根柱问。“冬土冻硬,开不了荒。就算能开,新垦地第一年收成微薄,远水解不了近渴。”屋里沉默。这还只是粮食问题。王五接着汇报军务:“两千三百民兵,分散在七处要地。兵器不足,三成用的还是农具。训练更成问题——农忙时要干活,农闲时天寒地冻,练不了几下。真打起来,能顶事的……不会超过五百人。”孙寡妇说的是治安:“这几日,鹰嘴崖和黄草岭各出了一起劫案。都是新投奔的流民,饿急了,抢同村人的存粮。按军纪该斩,可……人太多了,今天斩两个,明天又出三个。”最头疼的是贺黑虎报上来的事:老君山那边,两个村子为了争一处水源,差点械斗。他去调解,两边都不服——“你们义军不是说公平吗?那你说说,这水该怎么分?”翻山鹞倒没说话,但他那份文书上,列了十三条“亟待解决事项”,从“工匠营铁料短缺”到“伤兵医药匮乏”,条条都是难题。李根柱揉了揉太阳穴。打仗时,目标明确——活下来,打赢。现在仗打完了,要建设了,才发现千头万绪,处处是坑。“先解决最急的。”他放下册子,“第一,粮食。从今日起,所有非必要劳作暂停,口粮减至每日四两。老人、孩子、孕妇可领六两。”陈元记录。“第二,治安。成立巡查处,孙营正兼管。凡抢劫、偷盗、伤人者,初犯劳役,再犯逐出,三犯……斩。”孙寡妇点头。“第三,民兵训练改在午后,每日一个时辰。内容简化:队列、听令、简单合击。兵器不足的,先用木枪。”王五领命。“第四,”李根柱看向陈元,“你拟个《北山民事暂行条例》,把分田、用水、纠纷调解这些事,一条条写清楚。写好了,各村选识字的人来学,回去宣讲。”陈元苦笑:“司正,咱们现在……连纸都不够。”“木板刻,石壁刻,口头传。”李根柱说,“办法总比困难多。”会议散了,各人去忙。李根柱独自走到鹰嘴崖的崖边。从这里望下去,山谷里新建的村落星星点点,炊烟袅袅。远处,有民兵在训练,口号声隐约可闻。一万多人。每个人的吃喝,每个人的冷暖,每个人的安危,现在都压在他肩上。他忽然想起穿越前,在车企当管理时,带十几个人都觉得累。现在……一万多人。“司正。”身后传来声音,是赵四。这个独眼彪的旧部,现在管着鹰嘴崖的巡查处。他肩上伤好了,但留了道疤。“有事?”李根柱问。赵四犹豫了一下:“今早巡山,抓到三个私藏粮食的。是黄草岭来的流民,说怕冬天断粮,藏了二十斤麦子。”“按条例办。”“按条例……该劳役三日。”赵四顿了顿,“可他们家里有老娘,有孩子。罚了劳役,地谁种?粮谁挣?”李根柱沉默。这就是管理一万多人和管理几百人的区别——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家庭,每个决定都牵扯无数活生生的命运。“这样吧,”良久,他开口,“粮食充公,劳役暂记。告诉他们:若一个月内不再犯,劳役可免。若再犯,两罪并罚。”赵四眼睛一亮:“谢司正!”他转身要走,又被叫住。“赵四,”李根柱看着远处,“你说……咱们这么做,能成吗?”赵四愣住。他挠挠头,想了半天,憋出一句:“司正,我不知道能不能成。但我知道,要不是您,我早就死在吴堡了。现在我能吃饱,有地种,老娘有住处——这比以前强多了。”他说完,憨憨一笑,走了。李根柱站在崖边,山风吹得他衣袂飞扬。是啊,比以前强多了。可要维持这“强多了”,要让它变得“更好”,需要付出多少心血?傍晚时分,侯七匆匆回来,带回一个坏消息。“司正,南边几个州县,旱情更重了。延安府城外,已经聚了上千流民。官府不开仓,还驱赶……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往咱们这边来。”李根柱心里一沉。一万多人已经捉襟见肘,再来流民……“能做多少准备,就做多少。”他最后说,“咱们拦不住天灾,但……能救一个是一个。”侯七欲言又止,最终还是点头退下。夜幕降临。李根柱在油灯下,开始起草《北山民事暂行条例》。第一条他写道:北山之地,民皆平等。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难同当。写到这里,他停笔,望向窗外。星光黯淡,冬夜漫长。而更艰难的岁月,或许才刚刚开始。:()明末最强寒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