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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 章从最擅长的行业中谋利（第3页）

随着争论的逐步加深。华尔街的投资业也开始受到这一争论的影响，每个人都感到华尔街前途未卜，都不敢轻举妄动。

舆论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每个人都会在它的脚下动摇。

软弱者在舆论面前，会对自己产生疑问。而只有强者才是舆论的主人，舆论是强者的声音。

在人人都感到华尔街前途未卜，在人人都感到华尔街不再需要喧闹时，华尔街的人们开始退却。

“现在华尔街需要的是安静，无论什么规则。”

这时，人们把平息这场争论的希望寄托于摩根，也就是在此时，人们不知不觉地把华尔街的指挥棒交给了摩根。摩根再次为机会女神青睐了。

摩根的战略思想，敏锐的洞察力、决断力，都是超乎寻常的。他能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形下，表现得泰然自若，最终取得胜利。这一切都表明，他的胜利是一个强者的胜利，而不仅仅是利用舆论的胜利。

摩根作为开创华尔街新纪元的金融巨子，一生都在追求金钱中度过，他赚的钱不下百亿，但他死后其遗产只有1700万美元。

摩根从投机起家，却对投机深恶痛绝，并因此成功地针对华尔街的这一弊端加以改造，创造了符合时代精神的经营管理体制。他为聚敛财富而不择手段，而他却又敬重并提拔待人忠诚的人。

摩根在他将度过76岁生日时逝去，他成功的经营战略，至今仍影响着华尔街。

4。在银行业中如鱼得水

现代银行业是在19世纪随着罗思柴尔德银行的崛起而开始的。他们并非欧洲仅有的重要的犹太银行家，有数量惊人的大批银行是由犹太人创立的。早先的宫廷犹太人的首要任务是为地方统治者筹措钱财以供其开支、个人外交和挥霍。新兴的银行家则发行国家债券以此为新兴的工业和铁路提供资金。罗思柴尔德五兄弟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维也纳和那不勒斯都设有银行，而布莱铖罗德在柏林，瓦伯格在汉堡，奥本海姆在科隆，斯派尔在法兰克福都经营着自己的银行。

从伦敦到孟买、到圣彼得堡以及这些地方之间的许多地方，都有犹太人开设的银行。除了这些私人银行（相当于今天的商业银行或投资银行）之外，犹太人还帮助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合股银行或商业银行：德国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德国三个最大银行中的两个）、信贷银行、巴黎和荷兰金融公司、意大利商业银行、意大利信托银行、信贷银行集团、布鲁塞尔银行、以及其他银行。

在美国，犹太银行家也不少，如在金融业享有很高声望的海姆·萨洛蒙、同亚历山大·哈密尔顿一起在1784年创立纽约银行的伊沙克·摩西等。直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人才感觉到犹太银行在美国的存在。一些原已确立的德国银行向美国派出自己的代理人，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德国犹太人银行家是来到美国后脱颖而出的。从1840年到1880年之间，有一打第一流的银行开业：巴赫、奥古斯特·贝蒙特、戈德曼·萨克斯、J·W·塞利格曼、库恩·洛布、拉顿伯格、萨尔曼、拉扎德·弗里尔斯、莱曼兄弟、斯派尔，还有霍特海姆。那些有权有势、生活方式保守但在金融业务上不因循守旧的犹太银行家，树立起一种集权的形象，因为他们经常协调行动，在金融业务上互相合作。

到19世纪末，犹太银行家在每个金融中心都有着显赫的地位。在布鲁塞尔有比朔夫夏姆的银行和埃尔的银行；奥本海姆和斯特恩同法兰克福的舒尔茨巴赫及迈在1871年建立了“布鲁塞尔商业银行”；在瑞士，伊沙克·德累斯和索恩斯合伙建立了“巴塞尔商业银行”和“巴塞尔银行集团”；在荷兰，有韦特海默和贡佩尔茨，利沙和卡恩等人的银行；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匈牙利信贷银行”、“匈牙利商业银行”、“匈牙利劝业信贷银行”都是犹太人建立的；在圣彼得堡，冈茨伯格家族建立了“贴现信贷银行”和“圣彼得堡银行”；1871年，M·爱波斯坦建立了“华沙贴现银行”，利奥波德·克罗嫩伯格参加了“华沙贴现同盟”和“商业银行”的组建。不过，犹太金融业天才最大的集中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世界金融中心伦敦。除了罗思柴尔德家族成员以外，它还将哥本哈根的汉布罗家族、德国的斯派尔兄弟、埃米尔·埃尔兰格、欧内斯特·卡塞尔，以及其他地方的一些金融巨头，如孟买的萨松兄弟，以及赫希吸引到了那里。

在金融世界的“塔尖”里，犹太人的势力是同投资银行联系在一起的。投资银行的业务包罗万象，从提供出价咨询到承保证券都属于它的范围。投资银行的心脏是政府拨款和私人储蓄。银行由于要为创立新公司或扩展老公司筹措资金，因此就要以自己的钱，更多的时候是以别人的钱来承担风险。这是一个风险性的行业。而商业银行的银行家们则是想要避免风险，当他们处在产出曲线上方的时候，即收到的贷款利息大于所付出的存款利息的时候就是最优的了。

5。从房地产业中圈地圈钱

在2006年《福布斯》公布的世界华人财富榜中，上榜富豪们三分之一从事房地产业，可见房地产对富豪们财富的“贡献”之大。在世界范围内，这样一个厚利行业里当然不可能缺少犹太人。

我们先来看一个犹太房地产商的个案。威廉·莱维特是独户家庭居室的重大发展者。莱维特创造了一种新的家居风格，他以最低的价格为青年夫妇家庭提供起码的栖息之处。这种住宅当然根本谈不上壮观或魅力，但其多样性却足以吸引那些一心逃离内城圈的工薪阶层家庭。莱维特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纺织出了那个美国梦：低廉的房价加上无限期的抵押借款就可以换来一所自己的房子。他的成功在商业社会中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且备受赞颂——有人出价盘购他的建筑公司。1968年莱维特把公司卖给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价格为9200万美元。不过莱维特仍为公司首要的经营管理者。莱维特卖掉公司成了一个大富翁，而这家公司以后就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并从此垮了下来。依靠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照顾和支持，公司开始建造高层公寓、耀眼的办公大楼、活动房屋和标准型的装配式房屋。建筑公司的利润逐渐下降，最后赤字累累。同时司法部援引反托拉斯法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提出控告，强制它放弃这家建筑公司。

莱维特终于离开了这家公司，着手建立一个在国外经营业务的新公司。他抱怨政府强加的种种限制给建筑业带来极大的困难。后来有消息说，莱维特正在伊朗的德黑兰经营一家大型的住宅建设联合体。

其他的犹太建筑商和不动产经营者也为建筑行业增加了色彩：已故的威廉·泽肯道夫筹集了联合国大会会址的地产，尤里斯兄弟竖起了无数个玻璃外墙的大厦；已故的威廉·考夫曼在纽约建起了一座座充满魅力的未来主义风格的办公楼，并装饰以许多著名艺术家的作品，西海岸的考夫曼和布劳德组织目前居于最大的独户家庭住宅建造公司之列。而已故的亨利·F·费希巴哈则是一个出生于罗马尼亚的电气承包商，他的公司，费希巴哈和摩尔电气公司把荷兰隧道、莱弗商行、新的大都会歌剧院和芝加哥的咨询大厦，照得通明。

要把建筑业中成功的犹太人一一列举出来，其中最后而不是最次的一个，就不能不是塞缪尔·J·勒弗拉克了。勒弗拉克是一个私营的开发商，他把自己的“滩涂之地”——6层公寓发展为一个巨大的不动产帝国。他的父亲曾致力于在布鲁克林建造住宅，勒弗拉克继承父业，在郊区昆斯建起了自己的“造币机器”，并在布鲁克林登峰造极。勒弗拉克除了拥有几幢办公大楼之外，还拥有和经营着纽约的5。5万所公寓和美国其他地方的3万所公寓，单租金一项每年就超过上亿美元。勒弗拉克的组织由350家公司组成，他的直系亲属是这些公司的惟一所有人。据估计，他的财产在5亿至7亿美元之间。已经列入计划的将嵌入勒弗拉克头上的三重冕的最新一块宝石是贝特里的花园城。这是一个由办公楼、商店和公寓构成的地下开发项目，位置在曼哈顿的世界贸易大厦和哈德逊河之间。然而，贝特里花园城的存在目的极其诱人：勒弗拉克在绿化地带造了那么多的卧室之后，现在又想把这些人再引回城内，使他们能离工作地点近一些。能够想出这种诡计的，除了勒弗拉克之外，别无他人。

在房地产业的诸多财富传奇中，犹太人书写出独具魅力的一笔。

6。在好莱坞“兴风作浪”

很多犹太人都从事电影业。然而事实上，主宰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好莱坞黄金时代的犹太人当中，几乎没有什么人是作为表演业中的一员开始谋生的。米高梅影片公司的塞缪尔·高德温原是个手套商，环球制片厂的卡尔·利姆勒原是个服装商，20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威廉·福克斯原来是开干洗店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的哈里·科恩原来是公共汽车售票员，华纳兄弟则是开自行车商店的。米高梅影片公司的创办者之一马库斯·洛伊及派拉蒙影片公司的阿道夫·朱科尔原来都是皮货商人。他们几乎全都是移民，然而他们对美国人生活态度和生活情趣的影响，可能超过了教堂甚至学校。

这些犹太人不是新传播媒介的探索者，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技术的革新者。但他们是第一批认识到那种可能性的人，他们在电影这种艺术形式仍然只是艺术拱廊中一种闪烁跳动的新奇物时，即对它投以信任和资金。他们还拥有一些剧院，然而一旦影片的长度和质量得到改进，他们就将这些剧院改成了电影院。当希望确保影片能定时供应的电影院老板成了制片人，而想要确保影片有一定销路的制片人成为电影院老板时，一个持续的“合二而一”的过程就开始了。例如，米高梅的诞生主要就是由于马库斯·洛伊的努力，他在美国东海岸拥有一家大的电影院和几家剧院，想要保证这些场子的影片供应。路易斯·B·梅耶，一个新英格兰的影片发行人，此前也是怀着相同的打算迁往洛杉矶的。他们带去了独立制片人山姆·高德义，后者在1913年和他的姐夫耶西·拉斯基和塞西尔·B·德·米勒一起制成了第一部时间足够长的电影，并建立了米高梅影片公司。

另外一些集团也以同样的方式发展了起来，直至整个电影工业为米高梅、派拉蒙、华纳兄弟、雷电华、20世纪福克斯等5家影片公司主宰以后，这种发展才趋于迟缓。所有这5家影片公司均为犹太人所拥有和控制。另外3家也有一定规模的影片公司，即环球、哥伦比亚和联美影片公司，有2家为犹太人所有。在好莱坞，人们有时也碰到一些非犹太人，如斯考勒斯兄弟，他们是希腊人，或温费尔德·希罕，他是爱尔兰人。但是，那里的整个“氛围”是犹太式的，甚至非犹太人也具有犹太人的行为方式、表达方式和语言习惯。正如苏格兰导演约翰·格里尔森在好莱坞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所说的，“在这里待上几年以后，你的包皮就会被割去。”

1926年，阿道夫·朱科尔，一个曾经做过皮货生意的匈牙利移民，在纽约创建了豪华的派拉蒙剧院。他宣布，这个剧院将奉献给美国，“想一想吧，这个国家给了像我这样的孩子一个同这样一幢建筑物联系起来的机会！”这是一种能够并经常在他最杰出的好莱坞同时代人中引起共鸣的感情。使美国显得与别国不同的不仅在于它提供了这些机会，而且因为它谅解把握这些机会的人。

如果说好莱坞的创建者没有像民族英雄那样受到崇拜的话，那么在许多以他们为研究对象的作品中确实具有一种低调的称颂。因为他们曾使好莱坞达到发展的顶峰，并且甚至在它从顶峰跌落下来以后，也因为在那上面已经停留了很长时间而足以使人们久久回味它那当年的好时光。他们在工作中的主要品质是具有一种断然的决心。除此以外他们还有粗犷豪放的精力和一种能预测公众需求的敏感。在电影刚刚出现的时候，画面上那些会动的人物本身就足以引起观众的兴趣，但是随着新奇的东西不再那么新奇，观众便要求更新奇的东西，而好莱坞也就日渐扮演起它那梦幻工厂的角色。如果说高德温、梅耶、科恩和华纳兄弟对街上的普通人需要什么显示出一种准确无误的直觉，那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在马路边上长大的。要不是这样的话，他们能否取得如此的成功，倒大可怀疑。

塞缪尔·高德温是其中的一个例外。他1882年出生于华沙，在曼彻斯特的亲戚那儿短暂逗留以后来到了纽约。他是个独立意识很强的人，不甘长期留在米高梅。1924年，他离开了米高梅，以求建立自己的影片公司。当时，他和查理·卓别林、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和玛丽·壁克馥一起建立了“联美影片公司”，他本人作为他们影片的发行者。但是同样，由于他个性太强而处事往往过于专断。最后，他将合伙者的产权全部买了下来。他是个完完全全的独断专行者，人们总是以敬畏、而不是柔情的目光注视他。电影是他的生命。他熟悉影片制作的每个阶段，并在生产中坚持最高标准。虽然这是他和大多数好莱坞巨头的共同特点，但他能够懂得什么是最好的。他招揽了一批最富有才能的演员、技师、导演和作家（他以在好莱坞绝无仅有的恭敬对待他们），付给他们最高的薪金，总是设法使他们发挥出最高水平。他一年只生产两三部影片，但是每一部——《小狐狸》和《我们生活的好时光》只是其中的2个例子——都是一块里程碑。他总想设法超脱他的出身，事实上是想超越好莱坞。他为好莱坞带来了人们并非必然要与之建立关系的某种东西：阶级。

卡尔·利姆勒，一个态度温和，个子矮小的犹太人。利姆勒在1884年，即17岁那年从德国来到了美国，并在许多地方待过，干过各种各样的活，包括在纽约给一个皮货商当学徒，在芝加哥当使童，在达科塔当农民，在一家珠宝店当职员，在一个牲畜买卖市场当簿记员，在一家服装店当经理。以后，他拥有了一家芝加哥剧院，这个剧院作为一个戏剧院没有什么利润，但是在改作电影院以后却大获赢利。在最终获得了大量资金以后，利姆勒又拥有了另外一些剧院，并建立了一个电影交易市场以改变影片的发行供应状况。当这些显得还不够充分时，他又采取了一些引起别人仿效的举动，并迁到了加利福尼亚。在那里，他建立起了环球影片公司。他是最先认识到明星制潜在势能的人物之一（不过，他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制度的危险）。他聘用了电影界的几个主要演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玛丽·壁克馥。他在工作中具有一种忘我的热情，曾于1930年在一个业务洽谈会上昏倒。“我从不知道自己多么疲倦。”他承认，“我感到自己已经完全筋疲力尽——没有生病，仅仅是筋疲力尽。”但是在好莱坞，筋疲力尽无异于病入膏肓。

几年以后，他就被挤下了台。1939年，他辞别人世。利姆勒是好莱坞绝无仅有的几个平易近人的巨头之一，甚至他的雇员提到他也满怀深情。他被人们亲切地唤做“卡尔叔叔”。这一称呼不完全是一种比喻，因为在他的全盛时期，环球影片公司里满是亲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