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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历史的印痕 曾国之谜（第1页）

第九章历史的印痕曾国之谜

当擂鼓墩古墓发掘进入尾声时，为便于上下左右各方面了解墓葬出土器物和墓主、陪葬人等等情况，发掘小组曾编撰了一份供内部传阅的发掘简报（截至一九七八年），最后的小结部分这样说道：

该墓共有四个室，西室仅系其中之一，就出了彩绘棺十三具（如果加上东室的十具，一共有二十三具），这是一个空前的发现。这数目众多的彩绘棺，所殓之人肯定是殉葬者。

从棺的内室来看，最长者才1。72米（棺④，方棺），最短者仅1。62米（棺?，弧棺），考虑到这些人入葬时还有穿戴在身上，所以，他（她）们的身高不会超过1。7米，棺?所殓之人则不会超过1。60米。

这批悲惨的殉葬者属男属女，留待以后定论。不过从墓椁室的分布情况来看，有的同志认为，西室完全依附于中室，并有门洞与之相通（当然，东、北室均有门洞通中室），而中室恰好又是集中了该墓礼乐器的绝大多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室是一个古代贵族豪门的礼乐厅在墓葬上的反映。所以，葬于西室的人生前很可能是专门奏乐跳舞的，墓主人（葬于东室）妄想死后也驱使他（她）们舞乐于阴间，自己观舞于“庭”，钟鸣鼎食，一如生前。把自己养尊处优建筑在劳动人民尸骨之上的统治阶级思想意识，就是这样的惨无人道，令人发指。

西室的棺有两种，弧棺和方棺。前者是比后者要少，东室除一具巨大的主棺（外棺套着内棺）和一具没有刷漆的素面小棺外（殓一具狗骨架），还有八具彩绘棺（其中一具刷漆素面），与西室的大小约略相同。而这八具彩绘棺全部系弧棺。这就告诉我们：殓于弧棺的人，其身份很可能比殓于方棺的人的身份要高一些。因为，古墓分东、西二室葬棺，墓主之棺又是置于东室的，只有幸臣宠姬才能与墓主同室而葬。那么，西室的葬于弧棺内的人就有可能比葬于方棺的人要上等一些。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西室棺②（弧棺）有两床竹席裹尸（注：棺④也出两床竹席，其他的棺内是否也如此，由于在清理时关注不够，加上保存情况较差，没有搞清楚是否均系二床竹席，但各棺内均有一床竹席裹尸，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出一件该墓独一无二的漆木鸭子，上面绘有敲击鼓的图案。这个人会不会是葬于西室的奏乐队和歌舞手的领头者呢？值得怀疑。

该墓椁室的结构系单元组合，比汉代盛行的空间分隔式要早一些，有的同志认为，该墓的时代应定在春秋战国时期（或春秋晚至战国初期）。

该墓位于当时的随国境内，受楚文化的影响较大，根据一些同志分析，在椁板顶铺竹席和棺内竹席裹尸，以及无论是弧棺、方棺，底板均悬空等，是楚墓特点。不过该墓除这些与楚墓特点相同外，当然还会有其他的情况与楚墓有密切关系。然而，毕竟也具有一些独特之处。比如，弧棺的弧度不大，底板悬空度也不大，填土内积石积炭（楚墓大多没有），墓内没出镇墓兽（楚墓大多数是有的）等等。有的同志认为，楚文化以荆州和长沙为代表而各具特色，比如荆州的楚墓多出弧棺，长沙楚墓多出方棺，而擂鼓墩M1号古墓则兼而有之。这一切，连同墓主和下葬年代等等，都是今后将要展开研究的问题。[1]

墓主到底是谁，下葬年代又在何时呢？

就在这份简报编写的同时，从各地赶赴发掘现场的专家、学者，与考古人员一道，在发掘工地分别举行了数次学术讨论会、报告会、演讲、座谈会。来自北京大学的古文字专家裘锡圭、李家浩，通过对墓葬出土一万多字的资料研究（编钟铭文二千八百字左右，竹简墨书六千六百字，另有刻在钟磬、青铜兵器上的文字六百余字），得出了自晋代汲郡魏墓发现《纪年》、《穆天子传》等竹书之后，此为先秦墓葬出土文字资料最多的一次。墓中出土青铜礼器铭文，多为“曾侯乙乍甬终”，大部分编钟在乐律铭文之外，也有“曾侯乙乍”的铭文，这些铭文充分说明曾侯乙就是这座墓的主人。换句话说，这座墓中埋葬着古代曾国的头号人物——一位名叫乙的曾侯。

裘、李二人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考古发掘者赞同，在后来编撰的大型学术报告《曾侯乙墓》中，编撰者对各种观点总结后说道：“在此墓出土的青铜礼器、用器、乐器和兵器上，‘曾侯乙’三字计有二百零八处出现。在考古发掘中，同一人名作为物主如此多地出现于一座墓的器物上，还没有先例，不容忽视它对判明墓主的意义。”又说：“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墓中出土的铜镈上面的铭文，载明该镈是楚惠王赠送给曾侯乙的。楚惠王为曾侯乙铸镈，而‘曾侯乙’三字又作为器物的所有者反复出现于许多铜器上，这就只能说明，接受楚王赠镈的曾侯乙，正是拥有这些铜器的曾侯乙，也正是此墓的主人。”[2]

既然墓葬的主人是曾侯，那就应该有个曾国，据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发掘，在随枣平原及其附近地区，出土过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曾国铜器，其中一部分确认是来自湖北的襄阳、孝感等地区。这些铜器的出土，以确凿无疑的事实证明，春秋战国时期，在随（县）枣（阳）走廊及其附近，确有一个曾国存在。但奇怪的是，史上著名的《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对春秋战国时期随枣走廊这一地区大小国家的活动都有过详细记述，却唯独没有提及从铜器铭文所知的存在了几百年、活动范围在汉水流域最为广大的曾国。古籍中共有三个曾国都记载明确，一个在今山东苍山西北峄县一带，名鄫国，鲁襄公六年（公元前567年）被莒国所灭。另一个缯国在今河南省中南部，何时灭亡无考。这两个曾国都是姒姓国，在史学界已无争议。随县境内在史籍上一直记载有一个随国，如《左传》、《春秋》、《国语》中都提到随国，但从未提到曾国。可在这一带出土文物的铭文中，唯有曾国的器物而不见一件随器。许多年以来，无数鸿学硕儒怀着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和希望，企图在不为世人熟知的古代文献和出土资料中寻找到有关曾国的记事本末，但一代又一代过去了，尽管学者们殚精竭虑，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和斑驳锈蚀的出土资料中，四处扒寻梳理，仍未发现关于曾国的只言片语和蛛丝马迹。也就是说，地下出土的文物与传世文献无法对号入座，世人所谓的神龙见首不见尾，毕竟还有个或大或小的尾巴可见。可这个曾国只存在于地下的青铜器中，在传世文献上连个小小的哪怕是细如游丝的蝌蚪文也无从寻觅。这是历史本身的误会，还是后人的疏忽？神秘的“曾国之谜”真相到底是什么？

曾侯乙墓出土竹简上的墨书文字，这批竹简是目前中国所能见到的最早竹简实物之一。

曾侯乙墓出土竹简，长70-75厘米，宽1厘米左右，字书于篾黄一面，墨书篆体，每简字数不等，最少的4字，最多的62字，共计6696字。在中国先秦古墓发掘中，一次出土这么多字的竹简，尚属首见。

6月10日，时在随县发掘现场的著名史家陈寅恪弟子、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石泉，应邀向全体考古队成员和其他学者作了《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的学术报告。石教授以丰富广博的学识和天才的预见，率先提出了“曾、随为同一国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非凡见解。报告旁征博引，环环相扣，列举了湖北省随枣走廊和豫西南、鄂西北之间南阳盆地南部出土的大量有铭文的曾国青铜器，以及这一地区大量的历史地理学调查资料。在将这批资料与古代文献记载对比研究后，石泉说道：“近年来，一系列曾国器物在随枣走廊及南阳盆地之出土，特别是最近发掘的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大墓的收获，是考古界对于研究荆楚地区古文化的又一项重要贡献。考古材料中的曾国和文献记载中的随国，时限一致，地望（特别是在今随县一带）重合，族姓相同，而在现有的曾器铭文与有关随国的史料中，又未见此二者的名称并存。凡此迹象，似只有把曾与随理解为同一诸侯国的不同名称，才讲得通。”[3]

继石泉之后前往擂鼓墩发掘现场参观考察的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学勤，在工地举办的讨论会中，对石老前辈的见解表示赞同，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对神秘的“曾国之谜”作了进一步推论。李氏说：早在北宋时，今湖北省安陆县一带就发现过两件“曾侯钟”（即楚王熊章钟，楚王熊章即楚惠王）。[4]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楚王墓又出土过一对大型的曾姬壶，上刻的铭文是：“隹王廿又六年，圣桓之夫人曾姬无卹……乍宗彝壶，后嗣用之……”著名史家刘节在他的《寿县所出楚器考释》一文中，研究了钟、壶和另外几件曾器，正确地指出，曾不是古书中常见的姒姓鄫国（在山东峄县东），而是一个姬姓诸侯国，附属于郑国。“曾人之足迹北起郑郊，南及光州，西起南阳，东抵睢州”，即在今河南省的中南部。[5]1966年，一批刻有“曾侯中子父”铭文的春秋铜器，在湖北省京山县苏家垅出土。[6]随后几年，湖北随县[7]、枣阳[8]、河南南端的新野[9]，连续掘获许多曾的铜器。这一系列的发现说明，曾人活动范围不像刘节推测的在河南中南部，而主要是在湖北北部的汉水以东，以新野为其北限。根据铜器分期知识分析，京山、随县、枣阳的器物，时代多为春秋前期。武汉文物商店征集的曾伯从宠鼎，年代还要早一点，大约在西周东周之际。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曾子鼎，器主和京山的“曾侯中子父”是一个人，观鼎的形制和锈色，无疑也是湖北出土的。枣阳出土的一件鼎和新野出土的一件甗，器主都是“曾子仲”，但新野的多数铜器是春秋中期的。最近，在“各省市自治区征集文物汇报展览”中，又展出了湖北襄阳地区征集的两件春秋中晚期曾国铜器。曾姬壶和楚王熊章钟是战国前期楚惠王时代的器物。由此可见，从春秋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姬姓的曾国始终是存在的。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大墓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的古代文献里，却完全找不到姬姓曾国的史料，特别是《左传》对汉水以东各小国以及楚国向该地区发展的情形，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述，但也没有“曾国”字样。《左传》所记载的淮汉之间诸侯国，如江、黄、邓、唐、厉等，多已在出土的铜器铭文里出现，只有这个曾国，铜器出现最多，分布地域最广，《左传》中却似乎没有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谜。

京山铜器发现位置示意图（引自《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

随县曾国铜器发现位置示意图（引自《湖北随县发现曾国铜器》）

枣阳曾国墓葬地点示意图（引自《湖北枣阳县发现曾国墓葬》）

枣阳墓葬平面图（引自《湖北枣阳县发现曾国墓葬》）

为解开这一千古之谜，李学勤在列举了上述诸种事实后，认为：“姬姓曾国不但在《左传》里有记载，而且有关的记事还很多，只不过书里的国名不叫做曾罢了。大家知道，当时有的诸侯国有两个国名，例如河南南阳附近的吕国又称为甫，山东安邱的州国又称为淳于。从种种理由推测，汉东地区的曾国，很可能就是文献里的随国。大洪山以东有随、唐、厉三国，姬姓的随国最强，所以《左传》说‘汉东之国随为大’。春秋前期，公元前706年，楚武王侵随，随侯作好了准备，楚军不敢进攻。公元前704年，楚再伐随，虽获胜利，但未占领随国，只结盟而还。公元前690年，楚武王第三次伐随，死于军中，由大臣与随侯结盟。公元前640年，随国又率领汉东诸侯叛楚。分析这一时期的形势，汉东小国境域能北至新野、南至京山、并与楚抗衡的，只有随国。”又说：“曾国决不是唐国、厉国。北宋末年，今湖北孝感地方出土过一组西周铜器，记载周昭王南征路线，经过唐和曾。曾和唐、厉同时出现在一组铜器铭文中，证明曾不会是唐、厉。从各地曾器铭文看，京山、枣阳、新野几个地点的曾国墓葬，都是曾侯子弟的墓，只有1970年湖北随县均川发现的一组铜器，器主“曾伯文”是曾国之君。最近发现的曾侯乙墓又在随县附近。国君的墓葬应在其国都，而据文献记载，随县正是随国的国都所在。考察铜器铭文，知道曾国的历史相当长久。曾姬壶作于楚惠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63年），楚王熊章钟作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汉东地区经过春秋之世不亡的，惟有随国。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评论说：‘夫随之为国，限在方城内，于楚尤逼，而能屡抗楚锋，独为后亡。’战国初年汉水以东，如不是随国，哪里还再有一国姬姓诸侯呢？”

新野墓葬位置示意图（引自《河南新野古墓葬清理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