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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主死亡密码（第2页）

在研究中，专家们注意到了一个特殊现象，即E66衣箱天文图上只画出了青龙与白虎，并没有出现文献记载中的朱雀与玄武，但是青龙与白虎在图上的位置，与四象的划分基本一致。这一现象令学者们在感到困惑的同时，也倍受刺激，深感其中一定含有什么外人不易察觉的隐秘。经深入研究才逐渐觉悟到，之所以没有出现朱雀、玄武的图象，可能是衣箱盖上不再有空余的画面，画工只好将其省略了。二十八宿的名称是在写好“斗”字并画好青龙、白虎后，于间隙中填补的。不过在箱身的另一面却画着鸟形的怪兽，有研究者认为这就是代表南方的朱雀。如果按这一思维方式推断，箱身的另一面应有代表玄武的图象或喻意才能对应，但对面却涂满了黑漆，望之黑糊糊一片，如同漆黑的夜幕，什么也没有。这又作何解释呢？

对此，谭维四等专家认为：“把天球分为东西南北四方，用动物和颜色来标志它。东方是青龙，西方是白虎，南方是朱雀，北方是玄武。青、白、红、黑都有了。”这个说法，只是一种外在的朴素的标志，谭维四与相关专家还意识到，当时人们对天象的观念，除了依此定时节，指导农业生产活动外，又从中泛延出了一种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占星术，把星象与人的命运或者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成为一种“宿命论”。如《左传》、《国语》中的不少记载，就把岁星十二次与当时十二国相联系，某一星次中的天象变异便预示与它有关的哪一国要发生重要事件。如国家的灭亡，国君的死丧，年岁的灾歉等。《周礼·春宫宗伯》说：“保章氏掌天星，……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到了汉初的《淮南子·天文训》，则又把天上的九野二十八宿与华夏大地上的十三国的国家大事密切联系起来。后来干脆把各地州郡也与星象强作联系来分析，以配合分野次舍。《史记·天官书》则有“二十八宿主十二州”之说。与此同时，星相家还根据人的生辰八字，对应天相，以此推占其人的寿夭贵贱，使“宿命论”更加细化与具体化。葛洪《抱朴子·辩问篇》更一针见血地说：“人之吉凶修短于结胎受之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这种联系，后来发展为遍及朝野的“星命”之术，这种术数其生命力之强，影响之深远，直到21世纪，仍有人深信不疑，并为此倾注满腔热情。

针对古代这一明显带有唯心主义加迷信色彩的星象分野学说，谭维四与邀请而来的专家认为，生活在曾侯乙时代的人们，特别是上层贵族阶级，肯定不同程度地受到占星术与星象分野学说的影响。以此推论，曾侯乙墓中衣箱所绘图画，也有把人的吉凶祸福与星象联系起来，并把这种信息留存于绘画中的可能。按照这一思路研究下去，终于从“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的小隧道，一下子进入了土地平旷、阡陌纵横的桃花源，豁然开朗。

衣箱盖上的“甲寅三日”的字样

在二十八宿其中之一“亢宿”之下，清晰地写着“甲寅三日”四个字。

这显然是个时间的标志，这个时间意味着什么呢？甲寅三日，到底是指哪一年哪一日？与曾侯乙本人的“妖祥”是否有内在联系？查日本汉学家新城新藏所编《战国秦汉长历图》，公元前433年农历五月初三正是甲寅日。受这一研究成果鼓舞的谭维四等人又邀请天文学家进行推算，结果不但表明上述日期准确，而且这一天北斗的斗柄也正好指在“亢”的位置上。天文学家还进一步推算出，在那一天的黄昏，北方七星隐没在地平线下，人们已无法看到。原来，这是描绘公元前433年农历五月初三黄昏时候的天象图。

至此，E66衣箱星相图的玄机奥秘得以破解，它与曾侯乙的命运果然有着神秘的联系，曾侯乙的死亡之谜也随之豁然开朗——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农历五月初三黄昏时分，曾国国内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朝堂之上，奏钟石笙筦未罢，天大雷雨，疾风发屋拔木，桴鼓擂地，钟磬乱行，舞人顿伏，乐正狂走。雷电交加中，一阵怪风袭来，“哗”地一声**灭了灯火，沉沉黑暗中，一代国君曾侯乙极不情愿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撒手归天。

注释：

[1]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载《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据夏鼐在此文的解说：“1974年冬，河北省文管处和省博物馆，发掘了张家口市宣化区下八里村的一座辽代仿木结构的砖墓。在后室穹窿顶部的正中央，发现了一幅彩绘星图。根据所发现的墓志，墓主人张世卿，以进粟授右班殿直，死于辽天庆六年（公元1116年）。这个地主阶级的人物，是一个佛教的虔诚信徒。生前修庙建塔，墓中东壁的壁画中绘有侍者为墓主人准备诵读佛经的场面，桌上放着《金刚般若经》和《常清净经》。这些都表示墓主人妄图死后还能享受剥削阶级的生活。”又说：“墓顶星图是绘画在直径2。17米的圆形范围内。中心嵌有一面直径35厘米的铜镜，镜的周围绘重瓣莲花。再外便是二十八宿和北斗七星等星宿，环绕着中心莲花作圆周形分布。背景为蔚蓝色，象征晴空。这些星宿都作朱色圆点，每一星座的各星之间以朱色直线相连系。北斗星座在北方，斗柄东指。二十八宿中张在南，虚在北，昴在西，房在东，其余依次序排列。二十八宿与中心莲花之间有九颗较大的圆点：其中一颗特大的，作赤色，中绘金乌；其余八颗，朱、蓝二色各占一半。最外的一层，分布着黄道十二宫图形。各图形分别绘在直径21厘米的圆圈中。它们的位置，白羊宫和娄宿相对，其余各宫顺着钟针动向依次排列一周。原报告以为九颗大圆点中有金乌的为太阳，这是对的。至于未能确定代表何星的其余八颗，我以为当是代表月亮、五行星和计都、罗二星。它们和太阳在印度的天文历法中称为‘九曜’。”

[2]中国古代把二十八宿分作四组，每组七宿，并将各组的七宿想象为一种物象，分别以龙、鸟、虎和龟蛇命名，称为“四象”。发展到后来，又将这“四象”与东、南、西、北四方以及青、朱、白、黑四种颜色联系起来了。其关联与名称分别是：

东宫青龙：角、亢、氐、方、心、尾、箕

北宫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

西宫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

南宫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

以上记载来源于《甘石星经》。甘德和石申二人生卒年月皆不详，大约生活在战国中期。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著有《天文》八卷，早佚。后人拾遗补阙，把甘德和石申测定恒星的记录称之为《甘石星表》，又称《甘石星经》。它是世界最古老的星表之一，比希腊天文学家伊巴谷在公元前2世纪测编的欧洲第一个恒星表还早约两百年。今存的《甘石星经》为两卷，其中虽有一些后人增添润色之辞，仍不失原书面貌，是一部对天文研究有很高科学价值的文献。甘德、石申的研究成果为历代天文星相家所重视，在正史的天文志类中，引用了他们大量的研究成果。随着近现代科学发展，月球背面的环形山，均用已故世界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其中选用了五位中国人的名字，因为石申对天文学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所以他的名字也登上了月宫。以石申命名的环形山，位于月球背面西北隅，离北极不远，月面坐标为东105度、北76度，面积350平方公里。

曾侯乙墓出土编号为E66衣箱盖所绘二十八宿名称，与史载小有差异。除东宫青龙相同外，其他星宿名称为：斗、牵牛、女、虚、危、西萦、圭、娄、胃、茅、毕、、参、东井、舆鬼、酉、七星、张、翼、车。

对于曾侯乙墓出土衣箱盖绘画以及二十八宿完整体系形成的年代问题，武汉师范学院教授曾昭岷、李瑾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按曾、李二人的观点，衣箱盖上的二十八宿作为一个完整体系，形成的年代不会早于战国中期，而曾侯乙墓入葬年代应在战国晚期。也就是说，比湖北省博物馆考古人员谭维四、郭德维等研究者认同的年代，分别后延了一个世纪左右。

曾、李二人的理由是：“二十八宿中个别名称出现的时代，可以上推到甲骨卜辞，丁山先生于此已作过一番尝试。可是，直到春秋晚期的文献中还没有出现过完整的宿名。战国中期的天文星占家甘德的星表上也仍然只有二十五个宿名。数十年以后，天文星占家石申的星表中才出现了完整而固定的宿名。随墓二十八宿星名序列及星数与甘氏体系参差较大而颇近于石氏体系，说明此墓的年代不得早过甘氏。”又说：“我国二十八宿体系形成的年代，一般多据文献记载和运用近代天文学方法推算以进行探讨，后者以前者为前提。文献无证，推算结果往往落空。所以竺可桢先生的看法，前后变更了三次：第一次认为我国二十八宿的起源始于距今四五千年之前；第二次以为‘大概在周朝初年已经在应用二十八宿’；第三次以为不会比公元前4世纪为早。三次看法的年代逐步后移，最末一次看法与文献记载相合。于此说明：天文学方法推算虽然较为精确，但也不能不奉历史记载为圭臬。”

最后，曾、李二人总结说：“我国二十八宿体系既然形成于战国中期，则具有二十八宿完整体系的天文图出现之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其年代就绝不可能是在战国早期，更不可能在春秋战国之际。”（曾昭岷、李瑾《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年代、国别问题刍议》，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4期。）

对于曾、李二人的观点，曾侯乙墓的主要发掘者之一、湖北省博物馆考古学家郭德维斥之为“荒谬绝伦”、“类比方法也是不对的”、“纯属牵强附会之说，实不足信”。同时指出：“就文献记载来说，在《诗经》和《夏小正》等书中，早就有了二十八宿中一些宿的名称，如火（心宿）、箕、斗、定（营室，车壁）、昴、毕、参、辰（房）等。而在殷墟甲骨的卜辞中，就有关于鸟星、大火星等记载，由此又可证上述文献记载的正确。正因此，既然在商代就有了二十八宿中的一些名称，而经过一千多年到战国早期出现了二十八宿的完整体系又有什么不可呢？怎么又能因此而把整个墓的时代往后拉呢？若因此而往后拉显然又是很荒谬的。这样用二十八宿的出现来论证曾侯乙墓的时代也是帮不了他们的忙的。”（郭德维《随县曾侯乙墓的年代——与曾昭岷、李瑾同志商榷》，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1-2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