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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失误（第2页）

木芒也。故有芒刺之兵，亦以棘名，棘即戟也。《左传》‘子都拔棘而逐’，《明堂位》‘越棘大弓’，《周礼》‘为坛宫棘门’，皆以棘为戟。《诗·斯干》‘如矢斯棘’，郑笺‘棘，戟也’。是戟之得名由于棘，芒为棘之特征，刺亦为戟之特征矣。故《说文》解刺为直伤，又谓戈为平头戟，戟而平头为戈，则戟必为戈之不平头者，即头上着刺可知矣。郑玄谓‘刺者着柲直前如者也’，斯言得之。”[10]

郭沫若所拟雄戟想象图（引自《中国兵器史稿》）

郭宝钧拟戈想象图

卫墓出土之铜钩

辛村与戈同出土之角质钩

不知郭宝钧是有意附和郭沫若之说以达拍马屁之意，还是确为自己的创见，但无论如何，从其所画戟之图看，实在离真正的实物相差太远。不知当真正的实物从地下破土而出并得到学界一致认可之时，郭宝钧氏面对这幅长着一只“羊角”的怪异之图作何感想？

就在各方论战几十年后的1974年，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前五方出土了铜戈一件，戈、矛联装的戟四件，戈头皆是相邦吕不韦监造，内有“寺工”铸铭。据秦始皇兵马俑坑主要发掘者之一、著名考古学家王学理说：“戈、戟分称的根据是戈头出于第11过洞的红烧土中，并无矛头的伴出。而其他的四戟不但戈、矛俱全，而且都是有柲的存在，其中的0710号戟全长2。88米。”

当戈、戟于同一坑出土之时，仍然引起过一阵何为戈、何为戟的争论，而争论的焦点仍是“有刺”和“无刺”的区别与划分。凡按郭沫若所说“有刺”，也就是戈矛联装者，便认为是戟。否则，只能被称为戈。著名学者许慎《说文·戈部》中曾明言：“戟，有枝兵也”。但历代学术界对这一解释视而不见，或视其意而在现实中找不到相应的实物，故避而不谈。即是少数言及者，也总是不得要领。什么形式的戟是“有枝兵”？这个“枝”作何理解和诠释？它与“刺”的差别何在？是否就像人们平时看到的树枝与树身所长的刺具有的差别一样？无人予以关注，或者说关注也说不清楚，弄不明白，索性闭上眼睛视而不见。

就在学术界陷入误区而不得解脱之时，曾侯乙墓30柄青铜戟横空出世，以活生生的实物与现身说法解开了千古之谜。考古人员发现，有的戟上镶有锐利矛头，即所谓的刺，但也有戟并无刺。这批戟大多为三戈或两戈联装，身上铸有“用戟”或“行戟”的铭文，明确无误地告诉世人，它就是史籍上记载的五兵之一青铜戟。由此可知，所谓戟与戈的区别，关键的一点是在于“有枝兵”，而不在于像郭沫若所说的“有刺”。也就是说，一戈一矛结合为“有枝兵”，双戈或多戈结合的戟也是“有枝兵”。凡“有枝兵”者为戟，否则不是。如此而已。

戟（从右至左为有刺三戈戟、三戈戟、双戈戟）

注释：

[1]《考工记》一书未题明成书年代、国别和作者姓名，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汉代郑玄注《考工记》时，只在标题下写了“此前世识其事者记录以备大数尔”之句，并未透露其他信息。唐孔颖达作疏时以为是西汉人作，贾公彦认为是先秦之书。清代学者江永认为是“东周后齐人所作”。及至今日，争鸣不休，形成了多家观点。但就目前情形看，多数学者认为，《考工记》是齐国官书，作者为齐稷下学官的学者，该书主体内容编纂于春秋末至战国初，部分内容补于战国中晚期。今天所见《考工记》，是作为《周礼》的一部分流传下来的篇章。《周礼》原名《周官》，分别由“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组成。西汉时，“冬官”篇佚缺，河间献王刘德取《考工记》补入。刘歆校书编排时改《周官》为《周礼》，故《考工记》又称《周礼·考工记》。

[2]阮元《揅经室集》卷五，引《中国兵器史稿》，周纬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3]参见《燕京学报》第五期，1929年6月。

[4]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说戟》，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

[5]引周纬《中国兵器史稿》，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6]引周纬《中国兵器史稿》，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7]参见郭宝钧《戈戟余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年出版。

[8]引周纬《中国兵器史稿》，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9]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说戟》，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

[10]参见郭宝钧《戈戟余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