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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墓葬之谜（第1页）

揭开墓葬之谜

就在王丹华主持清理工作开始不久，相应的整理研究工作也已展开。在王冶秋的斡旋、努力下，自1972年开始，从故宫博物院调来罗福颐、顾铁符两位著名古文字学专家临摹竹简，并与吴九龙一起对出土竹简初步开始辨认、省识、校录等工作，为以后整理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做了铺垫。

此时，刚刚挣脱了锁链的中国考古事业如同得到天助，“哗”地一下进入了建国以来第二个辉煌时期。就在银雀山汉墓发掘前后不长的一段时间，考古人员又于湖南长沙发现、发掘了马王堆汉墓，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发掘了唐代文书。随着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与发掘，一个“考古中兴”的局面业已形成。鉴于上述地区出土文物的重要性以及在国内外引起的广泛瞩目和震动，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王冶秋亲自主持，于1974年10月，相继在北京成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吐鲁番唐代文书”等三个整理小组，全国各地大批著名专家、学者被从不同的单位和不同的地区抽调到国家文物局，集中力量共同对早已湮没的古代文化信息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译、诠释与研究工作。一时，国家文物局办公大楼内，学者云集，专家如云，文物局内部招待所全部被各地来京的专家学者占满，有许多学者因一时找不到铺位而索性在自己的整理室内过夜。尽管条件如此艰苦，但每个专家学者脸上都洋溢着快乐与幸福，因为这样的局面预示着黑暗的尽头，光明与希望的到来。每个人都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愿献出平生所学，以迎接伟大之时代的到来。在众多的专家学者中，参加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工作的主要有中华书局杨伯峻、刘起釪、魏连科；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中山大学商承祚、曾宪通；故宫博物院罗福颐、顾铁符；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张政烺；北京大学朱德熙、孙贯文、裘锡圭；山东省博物馆吴九龙等。随着这项工作的不断进展，银雀山汉墓竹简文书的玄机奥秘被层层揭开。

罗福颐在签定书上签字

1974年，在红楼参加古文献花整理小组的部分学者

从整理的情况看，一号墓出土的竹简，因长期在泥水中浸泡，又受其他随葬器物的挤压，连缀竹简的编绳早已腐朽。但从残简遗留的痕迹，可窥其简册的形制大多以先削好的单条竹简，采用三道丝绳编连的方法进行。在上下两端编连时，各留出约1～2厘米的空白作为天地头，中间加一道编连，待简文连成册后再用毛笔蘸墨书写而成。每枚竹简书写一行，每行字数多在35～36字之间，最多的40多字，少的也有20多字。竹简上的文字全部是用毛笔蘸墨书写的隶书，字迹有的端正，有的潦草，显然不是出于一个人的手笔。但字迹除个别文字漫漶难辨外，绝大部分都显得较为清晰。由于发掘时竹简受损程度较严重，使每简的字数差别较大，如在编辑的4942个号码中，自3000号以下，多为仅存两字至三四字的断简。简书的每篇篇题，多写在简文第一简的简背，全篇结束后又于尾部标有全篇总字数，也有的篇题书于篇末，或在篇首篇末均有所书，但这样的情况只有《孙膑兵法》中的《八阵》一篇出现。有的由于内容残损，未见篇题，后由整理小组根据篇文内容拟加，并加以[]以示区别。为便于检寻，整理小组让每篇文章自成一卷，以尾简作轴心，文字朝内自左向右卷起，卷后其首简背面的篇题即呈献于外，看上去一目了然，检寻起来极为方便。

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通过对竹简认真释文并加以分类校勘，将其重点内容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成员李家诰（一排左三）、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成员周世荣（二排左二）李学勤（二排右五）马继兴（二排右六）于豪亮（一排右三）及新疆唐代文书整理小组唐常儒（二排左五）马雍（二排左三）等专家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周世荣提供）

银雀山一号汉墓平面图及剖面图

第一部分　周秦诸子

1。《六韬》十四篇

2。《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简本只得十篇，包括《墨子》、《管子》等篇）

3。《晏子春秋》十六篇

4。《孙子兵法》十三篇

5。孙子佚文五篇

6。《尉缭子》五篇

第二部分　佚书丛录

1。《汉元光元年历谱》

2。《孙膑兵法》十六篇

3。《论政论兵之类》五十篇

4。《阴阳时令占侯之类》十二篇

5。其他之类（如算书、相狗、作酱法等）十三篇

考古人员和整理人员从一号和二号两墓出土的陶器、钱币、铜器和漆木器等器物的形制、纹饰、风格等特点以及墓坑形制等方面分析，可断定这是两座西汉前期的墓葬。特别是鼎、盒、壶等陶器组合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推断。此前曾提及的一号和二号墓出土的“半两钱”及一号墓出土的“三铢钱”，更是确定这两座墓葬年代的有力佐证。尤其是“三铢钱”的出土，作为一种特殊的标志更加有力地证明这一推断的正确。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始铸“三铢钱”，到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停罢”，流通的时间仅为短短的四年，由此可以进一步断定，一号墓的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建元元年。在这座墓葬里既出土了“半两钱”，而没有发现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始铸的“五铢钱”。由此可以推断墓葬年代的下限不会晚于元狩五年。即一号墓的确切年代当在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18年之间。

考古人员在二号墓的发掘中，除了出土“半两钱”以外，还发现了一份完整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这同样是判断墓葬年代的重要依据。当年由吴九龙从墓坑棺椁中完整捧出来的这份历谱，其简长69厘米、宽1厘米，约当汉尺的三尺。简上存有丝纶痕迹四道，出土时散乱残折。此简移送北京后，整理小组人员吴九龙将残简进行清洗、分离和照相，并对书写的文字进行考释，由著名学者罗福颐做了临摹，此后请中科院自然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陈久金、陈美东两位专家按照摹本排比其简首数字。通过两位天文历法学家的研究“知其干支顺序皆横向排列，并发现一简上有十月至后九月的字样，方知这是汉代改用三统历以前的历谱。细观此历，只见前半部有少数残损，所幸的是十月至后九月一简中虽有残损，但尚未断折，据其他竹简摹本干支加以编联排比，补其缺失，再以宋人《资治通鉴目录》审校，其结果与元光元年岁首的晦朔大致相合。由此初步断定，出土的这部分残简就是汉元光元年历谱。”

陈久金在野外考古现场考察（陈久金提供）

在研究中，陈久金和陈美东二人又于零乱的竹简摹本中发现了“七年?日”一简，?字虽不可识，但据二陈推断应是历日的意思。“根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六年次年改为元光元年，此简却写于七年，推测此转抄者在抄写此历时改元尚未公布，故写作七年。有了这一佐证，更确知这一历谱为元光历无疑。”经考证，此“七年?日”一简，当是此历谱的首行，犹如后世历书的封面。又据《汉书·五行志》载：元光元年“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查该竹简历书，七月先晦一日的干支正是“癸未”，由此进一步断定这就是元光元年的历书。至于竹简所书“七年?日”，据两位研究者的推测，应是决定改元前所用的年号，即汉武帝建元七年。

自内向外观看的浑像仪（引自《陈久金集》）

银雀山二号墓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中国考古史上所发现的中国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古代历谱，历谱中还附记了与农事有关的节气时令征候等，它较《流沙坠简》著录的汉元康三年（公元前61年）历谱，要早七十余年。在此之前，对汉代太初以前所用的。

历法究竟是什么样子，由于缺乏实例，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由于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为建元六年尚未改元时所制翌年（公元前134年）的实用历，不但可以校正以往推算的历史年代千年来沿袭之谬误，而且为学术界提供了研究古六历的重要实例，对研究整个古代历法具有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和价值。

由于有了《元光元年历谱》作为标志，年代上限应断定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即银雀山二号墓的年代，当在公元前134年至公元前118年之间，起始年代比一号墓晚了6年。

墓葬的年代已经确定，所葬竹简产生的年代，下限究属汉初哪一阶段，学术界尚有争论。据吴九龙、毕宝启执笔的《银雀山汉墓发掘简报》称：“根据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据此推断其产生年代下限最晚亦在汉武帝即位的第七年（公元前134年）。”但有的学者认为这样论述不够确切，其时间跨度太大。在这批汉简中，有105枚、计1000余字的《孙子兵法》残简，通过对这些残简的研究，可以深入思考许多问题。据竹简《九地篇》残文与传本相校，可发现汉简本作“卫然者，恒山（下缺），”传本此句作“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前者不避汉文帝刘恒名讳，则可知其产生年代非但不在武帝元光年间，而且跨越了汉景帝在位期间的16年（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年），上溯到文帝刘恒即位（公元前179年）之前，即西汉王朝开国或吕氏专权时期，这就比《简报》的推断提前了许多年，而这个推断似乎更接近事实本身。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较明显的证据是，从出土竹简字体来看，其抄写年代当在秦到文景时期，这又比《简报》的推断提前了若干年。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汉简本《孙子兵法》的抄写年代，比早期著录《孙子兵法》的《史记》、《叙录》和《汉书·艺文志》，都要早几十年至二百余年。可知汉简本《孙子兵法》更接近孙武手定的原本，因而也得以让现代人类首次有机会窥知西汉早期《孙子兵法》一书的真实情形。

银雀山二号汉墓平面图1带字陶罐

一号汉墓出土的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孙子兵法》竹简书，其整简和残简近300枚，计2600多字，超过宋代刻本《孙子》全文的三分之一。通过校释，竹书《孙子兵法》与宋本《孙子》内容基本相符，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