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傅哼了一声:“坏是不坏,但没意思。都按模子做,要我们这些老家伙干啥?”
“标准化省了基础活的工夫,您不就能琢磨更精的活儿了?”梁若淳引导,“比如您那个带楔子槽的榫头,是不是比原来的好?这就是标准化之后,您腾出手来做的创新。”
老头子愣了愣,挠挠头:“倒也是……”
回到格物院,梁若淳调整了策略。她不再强推行标准,而是提出基础标准加自由发挥的模式。
她组织工匠们讨论,定出了第一批民生基础标准:螺丝分五号,钉子分三型,砖瓦定尺寸,布料定幅宽。这些都是最基础、最需要互换的。
至于家具、工具、装饰品……“各显神通,只要好用”。
格物院门口贴了张大榜,左边写必须按标准的项目,右边写鼓励百花齐放的项目。百姓们围着看,指指点点。
“砖瓦要一样大?那敢情好!上次修灶,砖大小不一,糊了半天缝!”
“家具随便做?那我得打张新床,要雕花,要……”
李齐伟那边又有了新说辞。他在朝堂上弹劾:“梁若淳弄什么标准,实为敛财!听说格物院要发标准印,盖印收钱!”
这谣言传得快。梁若淳干脆在格物院门口摆摊,现场演示标准化的好处。
她让两个木匠比赛做凳子。一个按老方法,从头到尾自己来;一个用标准件,凳腿、横枨、榫头都是现成的标准件,只组装。
结果标准件组装的凳子,比手工的还快一倍,而且更结实。因为标准件是批量生产的,用料和工艺更统一。
“但不好看。”有百姓嘀咕。
梁若淳笑了,指着标准凳:“这是骨架。您想要好看?加雕花、上漆、包棉垫……随您心意。就像人,骨架都差不多,但穿什么衣服、长什么模样,千差万别。”
这个比喻通俗易懂。百姓们明白了:标准化不是让所有东西都一样,是让基础的东西能通用,省下工夫去做更精的、更个性化的部分。
第一批标准件在洛阳试行三个月,效果显著。马车修理时间短了,房屋建造快了,连织布机的零件都能跨作坊换用了。
但问题又来了:各地标准不统一。洛阳的中号螺丝,到了汴州装不上,因为两地的中号差了一分。
梁若淳意识到,需要全国统一的标准。但这更难,各地工匠传统不同,度量衡都不一样。
她联合工部、户部,组织了一次全国度量衡普查。结果让人啼笑皆非:光是尺,就有十七种!有唐尺、汉尺、民间自制的老尺,甚至有用筷子的筷尺。
更离谱的是,有的地方量布用匹,但一匹有多长?答案从三丈到五丈不等。
梁若淳把这十七种尺摆在朝堂上,请皇帝和百官看。
“陛下,诸位大人,”她指着那些尺,“如果我们自己都量不清楚,还谈什么发展?”
皇帝也震惊了:“竟有如此混乱……”
梁若淳趁机提议:制定《大梁度量衡新制》,全国统一。基础单位就用尺、升、斤,但严格定义:一尺为钦天监测定的某特定长度,一斤为某特定体积水的重量……
这又触及了某些人的利益。做尺的、做秤的、做斗的商人联合反对,统一了,他们的独家手艺就没了。
梁若淳早有准备。她让格物院设计了一套标准度量衡器,图纸公开,任何工匠都能做。同时朝廷补贴,帮助老匠人转型,做标准器同样需要手艺,而且市场更大。
阻力依然存在,但大势所趋。半年后,第一批标准尺、标准秤、标准斗发放到各州县。起初百姓不习惯,但用着用着发现:买卖公平了,纠纷少了。
最让梁若淳欣慰的是,标准化并没有扼杀创新。相反,因为基础部件通用,工匠们更专注于上层创新。
刘师傅现在专门研究精密榫卯,标准榫卯之外的,更精巧、更艺术的结构。他的新作九曲连环盒,用了二十七种非标准榫卯,开合巧妙,成了洛阳一绝。
王大娘也受了启发。她的温室现在用标准木料做骨架,但覆盖材料自己创新:试过油纸、试过薄纱,最近在研究用鱼胶处理过的羊皮,更透光更保温。
梁若淳在格物院年终总结会上说:“标准是地基,创新是建筑。地基要稳,但不能限制建筑的形式。我们要的科技强国,不是千篇一律的强国,是既有坚实根基,又有百花齐放的强国。”
窗外,又一年春天来了。
柳树发芽,桃花含苞。
标准化的大树才刚刚扎根。
而树上的花,正要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