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怀忠刚爬出来准备反击,钢管抡在他攥紧的右手腕上。腕骨碎裂的声音脆得像踩碎了一块薄瓦片。他握在手心里的那把五四式手枪脱手飞出去,枪身沿着柏油路面划出老远,撞在马路牙子的砖沿上弹回来打了几个转,停在距离他右手不到一尺的水泥地上。
他想去够,手指在地上抓了一下,指尖还没碰到枪管,砍刀又砸下来了。
高怀忠只觉得一阵剧痛从指尖传到肩膀,紧接着又是一脚踹在他后脑勺上。他的脸被压进柏油路面,鼻子里灌满了沥青和血的味道。
有人踩住他那只还能动的手,另一只手从他腰间摸走了手铐和钥匙,肘尖卡住脖子。高怀忠听见自己的喉结在重压下发出咯吱咯吱的脆响。一柄刀片贴在他喉咙上,冰凉的触感沿着颈动脉一路爬进脊椎。不是要割,是按住。刀刃贴得很紧但不动,刚好在皮肤上压出一道白印,连血都没出。那个人知道自己用刀的分寸。
钢管又落下来了。砸在后脑勺上,砸在肩膀上,砸在肋骨上,砸在大腿上。砸下去的节奏密集而均匀。不是愤怒,是流程。像建筑工人在打桩,一下一下,不快也不慢。
一。二。三。四。五。六。七。
每一钢管落下之前都有一段短暂的停顿,刚好够上一击的疼痛从皮肤传导到神经末梢。这种分寸感比连珠炮更可怕。不是要他死得快,是要他死得透。
到了第七下,高怀忠已经不动了。他的胸口还在起伏,但呼吸越来越浅,浅到月光照着他的鼻孔,几乎看不出进出的气流。右腿被打断了,大腿骨从裤管里凸出来一个不正常的弯角。右手腕的骨头完全碎了,手掌朝一个不自然的方向歪着。
两个人都没说话。他们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
领头的蹲下来,捡起掉在地上的枪。他退出弹夹,对着月光看了看里面的压弹。七发,一颗不少。他把弹夹装回去,拉动套筒,一颗黄澄澄的子弹从抛弹窗弹出来,在月光下翻了几个跟头落在马路上。他捡起那颗子弹,在拇指和食指之间转了一圈,装进自己上衣口袋。
灭了?
“灭了!”
接着又是照着头部猛砸了两下。钢管砸在颅骨上的声音沉闷而短促,但足以让颅骨发出细微的裂纹声。高怀忠的身体抽搐了一下,随即彻底没了动静。
另一人站起身,用脚尖踢了踢高怀忠的肩膀。力道不重,皮鞋头轻轻点了两下,然后又补了一脚。
两人走回面包车。不急不慢。没有跑。领头的回头看了一眼躺在马路上的高怀忠,另外一人从树上撇下一根树枝,在路面上扫了起来。
扫得很仔细,把脚印、血迹、弹壳落地的位置全抹平了。
收拾完一切,两人才不紧不慢的拉上了车门,尾灯闪了一下又灭了。
他们没有开灯,熄了灯沿解放路一路向北,消失在街角的暗处。
巷子口只剩下一辆倒在排水沟边的凤凰牌自行车,高怀忠躺在那里,面朝月光。
血从后脑勺渗出来,顺着脖子流进衣领。血从大腿骨断裂处渗出来,从裤管里往外洇,在裤脚的翻边上聚成一小摊。血从手腕上渗出来,淌过指尖,滴进路面的细缝里。月光照着他的脸,他双眼睁着。
他躺在自己骑了十年的这条路上。
在月光下,偶尔是有群众路过的,有人低头看了一眼,有人绕着走了过去,有人还嫌弃晦气骂了几句。
直到凌晨两点的时候,值班民警接到了群众报案,他拽着警服上衣一边往身上套一边往门外跑,袖子扯了半天才找到袖口。
刘建国是被电话铃惊醒的,他翻身起来的时候把枕头边的闹钟碰倒了,闹钟滚到床底下还在转。他套上制服,手指头抖了好几下才把皮带扣上,扣完发现扣错了排。
赶到解放路的时候,路灯还亮着,警戒线已经拉起来了,黄色的塑料带子在夜风里绷得笔直,隔几秒就弹一下。
远远看到警戒线中心地上那张白布,刘建国站住了。他站了大概有三秒钟,然后迈开大步往白布的方向走。
韩建立伸手拽住了他的胳膊。他甩开韩建立的手,又往前走了两步,被韩建立从背后死死抱住。
确定是老高?
韩建立抹了一把脸:“是老高!”
刘建国看着我问:“咋会那,下班还好好的!人真的没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别过脸去,擦了擦眼角。
孙茂安凝重的道:“人、人已经没了!”
刘建国的声音在空荡荡的解放路上弹了回来,韩建立死死拽着他:建国,冷静。大家都在查,刑警队的正在勘察现场。
刘建国一下跪在地上!
膝盖硬生生磕在柏油路面上,他爬过去伸手要掀白布,所里的几个同志把他死死拉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