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从未彻底放弃读书,黑暗的日子里,书本是他唯一的救赎。
每夜家人熟睡、全村灯火熄灭后,他就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清冷月光,小心翼翼掏出偷偷藏在床底、完好保存的旧课本,一字一句默默研读背诵。
那些密密麻麻的黑色字迹,那些熟悉的公式段落,成了他灰暗枯燥岁月里,唯一的微光,支撑着他熬过无数个难熬的日夜。
1968年,绝境之中终于迎来一丝转机,当地的中小学整改为七年制学校,正式恢复招生办学。
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杨冬权欣喜若狂,连热腾腾的晚饭都顾不上吃,拔腿就朝着公社学校疯跑,生怕晚一步就错失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
此后六年,两年初中、四年高中,他过上了半工半读、日夜连轴转的极致苦日子。
白天课余时间、周末假期,他全都泡在生产队挣工分,挑担、收割、晒粮、修水渠,样样农活从不偷懒;夜晚灯下,别人休息闲聊,他却埋头苦读、查漏补缺。
他的日子比村里任何一个同龄人都要劳累辛苦,却始终守住本心,从未有一刻放弃学业、松懈读书的念头。
随着年岁渐长、心智成熟,他的学识愈发扎实,成绩稳居全校前列,文笔更是远超常人,作文成了他最亮眼的强项。
初中阶段,他写下的多篇作文,都被语文老师当作全校范文,在各个班级轮流朗读传阅。
作业本上密密麻麻的红色波浪线、双圈批注,还有老师醒目写下的“传阅”二字,是他年少时最珍贵、最引以为傲的荣耀。
升入高中后,他一篇《扎根农村,奉献青春》的作文,更是惊艳了全校老师。
文章立意真挚、文笔流畅、情感赤诚,贴合时代风气,深得老师认可,特意送到公社印刷厂刻板印刷。
整整一百多份印稿,分发到全校每一位高中生手中,供全校师生研读学习。
那天,看着同学们认真传阅自己的文章,听着老师们接连不断的夸赞认可,沉寂多年的大学梦,再次在他心底熊熊燃烧。
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颠沛流离的求学路,正在一点点靠近心心念念的终点,距离大学越来越近。
可清醒的他,始终明白农村孩子的无奈与窘迫。
**在温饱都难以保障的年代,书本学识填不饱肚子,工分粮食才是一家人活下去的根本,再优异的成绩,也抵不过一日三餐的刚需。**
所以高中四年,他始终两头兼顾,大半时间扎根生产队劳作挣工分,缺课、早退、迟到成了常态。
彼时的农村生产队,工分就是农户的命根子,直接绑定全年口粮。
成年男劳力出满一天工,只能挣十个工分,女劳力仅有八个,年底统一核算兑粮,工分不够的家庭,连最基础的基本口粮都无法领取,只能挨饿度日。
杨冬权亲眼见过邻居因为工分不足,年底领不到粮食,全家老小啃野菜、吃树皮度日的惨状,深知其中不易,再苦再累也绝不敢偷懒懈怠。
1972年底,高中毕业的脚步越来越近,身边的同学纷纷规划后路。
有人收拾书本彻底辍学,回家务农扛起养家重担,有人托尽关系、四处奔走,只求谋一份安稳临时工。
看着身边人各寻出路,前路迷茫的恐慌席卷了杨冬权,他心里彻底没了底气。
他犹豫了无数次,最终还是鼓起勇气,低着头、攥着衣角,怯生生找到自己最信任的语文老师,问出了心底最忐忑的疑问。
“老师,我这几年半工半读、时常缺课,底子不算扎实,和文革前正经读完高中的学生比起来,差距是不是很大?我还有机会考上大学吗?”
他早已做好了被委婉安慰、被泼冷水的准备,甚至已经默认了自己不如往届学子的事实。
没想到老师听完,直接抬手重重拍了拍他的肩膀,眼神笃定、语气铿锵,给出了最有力的答复。
“你的学识功底、文笔眼界,和文革前的高中生不相上下,只要能赶上高考,你百分百能考上!”
老师这句斩钉截铁的话,像一剂滚烫强心针,瞬间穿透了他积压多年的迷茫与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