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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9章 人生的烦恼（第2页）

他有时候想想是不是自己太过单纯，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他太想跟大家搞好关系，太怕得罪人，太想把事情做好。

这些老油条们手拿把掐，利用各种手段施加要挟，把他拿捏得死死的。

生产队方圆五六里，沟壑纵横，山连着山，谷挽着谷，岭挨着岭。

大大小小数百块粮田，各种庄稼交替种植，数千棵干鲜果树交织地立在田间地头。

哪块田该锄了，需要几个工，哪面坡上的哪棵树果子该摘了，需要几个工，这些知识吴思一概不懂。

没有多年种田经验的积累，休想掌握。

有这么一个大短板，队长一撂挑子，吴思就抓瞎了。

就算他本事再大，什么都懂，凭借吴思那点儿号召力，也只能带一小拨人干活。

其余绝大多数人，并不怎么听吴思摆活，甚至可以直面怼吴思。

一个集体有没有活力，全靠领头羊。

比如其他生产小组，老人妇女和各种专业队，如果没有干部招呼着，仅凭吴思反复催促也白搭，众人能在地头一坐一整天，根本就别指望出活儿。

似乎生产队长存在的价值，就是无形之中有一股蛮力，通过各种挑事儿在阻挡着吴思与社员们发展亲近的关系。

但往往先是社员挑事儿，之后才引发队长撂挑子。

吴思本想让社员多为集体做贡献，可惜好多社员并不听吴思的指挥。

这就需要干部的拥护和支持，如果干部撂挑子了，大家全在地头坐着，岂非求益反损？

社员为何在劳动中积极性不大？

吴思的权威屡屡受到挑战？

他翻来覆去地想，终于觉得罪魁祸首就是自留地。

虽然生产队执行的分配原则依据的是工分制，多劳多得，但因自留地的存在，让社员劳动的积极性有了微妙的变化。

农民对集体大田和自留地的亲疏是有区别的，也是可以计算的。

刚插队的时候，吴思对农民普遍偷懒的现象很不理解。

按照普遍的毋庸置疑的意识形态信条，工人农民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不应该偷奸耍滑。

但事实呢，恰恰不尽人意。

有一次，吴思曾问一位贫农为什么不好好干活，珍惜来之不易的口粮来源。

那老农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斜了他一眼，反问道：“有我多少？”

“有我多少？”

当时，这话吴思听见了，但没有往心里去。

不久之后，也就是经历处处碰壁之后，吴思才领悟了这句话的深意。

“有我多少？”

社员从集体田上收益的多与少，直接影响他们务农的积极性。

而他们能从集体田上收益多少呢？

吴思所管理的生产队有57户人家。

假设每户人口劳力相等，在集体的大田里，我刨57镐，才为自家刨了1镐。

反过来说，我偷懒少刨57镐，自家才损失1镐。

这种体制极其有效地激励偷懒，同样有效地惩罚劳动。

自留地则不然。

那里的每一镐都是为自家刨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值得的，真所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

正因如此，老百姓看到集体田和自留地的眼神是截然不一样的。

他们看到自家田地，眼里是拉丝的，是充满着爱意的，因为那里诞生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口粮，而是维系家族生命的宝贵源泉。

吴思亲眼见过老李头伺候自留地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