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辈子,高悬的理想情怀,终究会在赤裸裸的生存欲望面前,溃不成军。
活在世间,尤其是活在吃不饱、穿不暖的艰苦年月,人唯一清醒的活路,就是放下虚无的大义,一门心思琢磨利己的生计。
就拿吴思眼下扎根的红旗生产队来说,这是方圆十里最普通的农村小队,土地贫瘠、劳力参差不齐,日子过得紧巴巴。
那些被大肆宣扬、不求分毫回报的集体精神、无私奉献,看似宏大崇高,可落到地头田间的苦力活上,连生产队既定劳动份额的7%都顶不住。
所谓的大公无私,在填不饱肚子的现实面前,单薄得像一张一戳就破的薄纸。
吴思在生产队当了一年多的指导员,天天扎根田间地头,看遍了社员们的百态人心,心里比谁都通透。
在这个粗粮野菜都要省着吃,家家户户米缸见底、半年不见荤腥的年代,活下去,就是所有人心里唯一的硬道理。
谁能抢到更多口粮,谁能多分到一点粗粮、半筐野菜,谁就能让老人孩子少饿一顿,这就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可偏偏当下盛行的理想主义思潮,完全背离了底层百姓的生存本能,硬生生扭曲了整个生产队的劳作风气。
它不仅没能调动起社员们无私奉献的劳动积极性,反倒像一盆浑水,彻底搅乱了人心,把藏在人性深处的自私与懈怠,全都催生了出来。
老百姓的觉悟从来都不复杂,没有谁愿意饿着肚子讲崇高、谈奉献。
所有人心里都揣着同一个朴素又现实的念头:先顾好自己的肚子,先保住一家人的性命,其余的大道理,都是空话、虚话、没用的话。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才能有半点安稳的喜气,这是庄稼人代代相传的生存准则。
当时的极左风气,极端抵触一切顺应人性利己之心的管理办法。
在他们的认知里,但凡牵扯到物质奖励、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统统都是纵容私心、助长私欲的歪路。
于是自上而下,开始严厉批判物质刺激的做法,一刀切禁止所有形式的田间承包、地头包干制度。
基层干部被层层施压,唯一的工作任务,就是绞尽脑汁改造人心、塑造思想,硬生生想要批量造出摒弃私欲、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
这种极端又脱离现实的政策,从理论上看,像是两种激励机制的激烈对撞,一步步被逼到破釜沉舟的绝境。
可落到真实的农村土地上,带来的后果,便是毁灭性的停滞与匮乏。
整个农业生产,硬生生舍弃了93%的人性本能动力,只靠着仅剩7%的精神觉悟强行硬撑。
这样的运转模式,怎么可能撑得起八亿农民的温饱,怎么可能盘活贫瘠的土地?
最直观的结果,就是市面上物资极度匮乏,村里分红一年比一年少,公分越来越不值钱,家家户户的日子越过越紧巴。
而在吴思日复一日的观察里,那本就微薄的7%精神力量,还在无休止的折腾、空耗、内耗中被反复压榨、摧残殆尽。
社员们天天喊着口号、学着思想,却常年饿着肚子下地,心里的怨气、懈怠、抵触越积越重。
到最后,那点可怜的集体觉悟,剩下的连3%都不到,形同虚设。
为了逼出社员们仅剩的那点大公无私,为了勉强维持生产队的基本劳作秩序,吴思不得不用上了自己最擅长、也最无奈的手段——政治压力。
这不是他天生严苛刻薄,而是在当下的体制框架里,这是唯一能压住人心、稳住场面的办法。
在吴思的日常工作里,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大庭广众之下点名训话、公开敲打。
他的心思简单又直白,也是被逼出来的无奈逻辑:你不自觉、你偷懒耍滑、你不肯为集体出力,那我就让你当众难堪、脸面尽失。
庄稼人最看重脸面,当众被训、被指责,远比私下说教管用十倍。
平日里下地出工,整片田地百十号人,只要有人摸鱼偷懒、站在田埂上扎堆闲聊,手里的锄头半天落不下去。
吴思隔着老远就能看见,立刻扯着嗓子厉声吆喝,声音洪亮地传遍整片田地:“动弹起来!都动弹起来!要唠嗑回家去唠,队里的活计不等人!”
语气严肃,眼神锐利,扫过之处,原本偷懒的社员都会慌忙低下头,赶紧挥舞手里的农具装模作样干活。
若是遇到屡教不改、偷懒格外过分的人,他就会在每日清晨出工集合的时候,不点名但针对性极强地当众警告。
清晨的露水打湿众人的裤脚,微凉的风刮过田地,百十号社员笔直站着,大气不敢出。
吴思站在土坡上,目光沉沉扫过人群,语气带着冰冷的严肃:“有些人的思想觉悟,实在是出了大问题!”
“我昨天特意数过,一上午铡草不到两百下!一分钟连一刀都铡不出来,这是干活的样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