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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9章 人生的烦恼（第1页）

考场上，来自北京的吴思格外珍惜这次考试机会。

坐在考场上，他的脑海像过电影一样回想着这几年的遭遇：

吴思第一次觉得自己被架空，是在秋收最忙的那几天。

他站在田埂上，手里攥着点名册，嗓子喊得冒烟。

“一组去东沟掰玉米，二组上山摘苹果，三组留地里锄最后一遍草！”

没人动。

几十双眼睛看着他，像看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娃娃。

有人蹲在地头抽烟，有人慢悠悠磨镰刀，还有人干脆把锄头往肩上一扛，晃晃悠悠往自留地方向走。

吴思脸涨得通红。

他以为自己跟社员们混得熟了，平时帮老李头修过屋顶，给王婶家孩子补过课，逢年过节还拿自己攒的粮票换鸡蛋分给大家。

他以为这些情分能换来一点面子。

他以为等自己真当了生产队一把手，手里有了实权，社员们就算不敬畏，至少也会忌惮三分，多少给他点体面。

吴思万万没想到，到底还是自己失算了。

那天他硬着头皮一个个去拽人，老李头把烟袋锅子往腰里一别，笑呵呵地说：“小吴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我家那二分自留地的白菜再不间苗就废了，你也知道，那玩意儿金贵。”

吴思气得手发抖。

他指着大田里黄澄澄的玉米：“那是集体的粮食！收不回来，年底分粮大家都得喝西北风！”

老李头嘿嘿一笑：“集体的粮食多了去了，少我老李一个人，它也不烂在地里。可我家那二分地，少锄一锄头，我家老婆孩子就得少一口菜。”

说完，扛着锄头走了。

剩下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呼啦啦散了一大半。

吴思站在原地，秋风卷着玉米叶的碎屑打在他脸上，火辣辣的疼。

后来，吴思真当了生产队的一把手，有权一个人说了算了。

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他照样被迫让步。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社员们对付吴思的手法越来越繁杂，越来越高深，越来越棘手。

一开始是明着不来，后来学会了装病、装聋、装糊涂。

再后来，他们学会了“阳奉阴违”——嘴上答应得好好的，转身就磨洋工。

你派十个人去锄地，到了地头，三个人蹲着抽烟，两个人坐着聊天，剩下五个拿着锄头比划两下，一天下来，锄过的地还不如一个人认真干半个时辰。

吴思去查工分记录，记工员把本子一摊：“队长，人家都出工了，我能记假账吗？”

让步本不是吴思的初始心意。

他刚来插队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想着带领社员们大干快上，把生产队搞成全公社的标杆。

可妥协却是解决问题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方法。

你不让步，第二天出工的人更少。

你硬逼，人家直接撂挑子不干。

这样的压力并非单纯来自社员，更多的来自于他管理的手下——那些生产小组长、记工员、保管员、民兵排长。

这些人都是村里的老油条，有的在队里干了几十年，亲戚套着亲戚，关系连着关系。

吴思一个外来知青，根基浅得像浮萍。

人情世故一旦碰壁，假如吴思不让步，迫使人家执行他的命令，就等于逼着人向他辞职。

记工员老赵辞职那天，把工分本子往桌上一扔：“小吴，我这活儿干不了了。你让我按你的意思改工分，得罪的是全村的乡亲。我一家老小还在这村里住呢，你拍拍屁股能走，我往哪儿躲？”

吴思拦都拦不住。

他疲于奔命地忙于处理这些，焦头烂额地质疑自己的管理能力是不是太过差劲。

有时候夜深人静，他躺在知青点的土炕上，听着窗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翻来覆去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