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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7章 窗根底下的哭声（第2页）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妈妈摇醒的。她手一碰我额头就叫了一声：“哎呀这么烫！”拿来体温计一量，三十九度八。我烧得迷迷糊糊的，连坐都坐不起来，妈妈急得把毛巾用凉水浸了敷在我脑门上，又手忙脚乱地翻退烧药。我烧得嘴唇起皮，嗓子冒烟，可脑子里还在转昨晚那个画面——那个黑影，那个蹲在窗台下刨土的动作，还有那句“拉我一把”。

妈妈这次终于慌了。

她坐在我床边，拿湿毛巾给我擦手，一边擦一边红着眼圈说：“闺女你跟妈说实话，你之前说晚上有人哭，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只能使劲点头。妈妈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她攥着我的手说：“是妈妈不好，妈妈没信你，你说多少回了我都不当回事，是妈混蛋。”

那天她抱着我哭了半天。后来外婆来了，奶奶也来了，家里大人坐了一屋子。妈妈把事情从头到尾一说，外婆皱着眉头念叨：“怎么能在孩子窗根底下哭呢，什么人这么缺德。”奶奶拍着大腿说：“报居委会！让居委会的老头老太太们晚上出来守着，逮着了非骂她一顿不可。”妈妈还真去了居委会，几个大爷大妈也答应了，当晚就组了个巡逻队，在我家楼下转悠了好几圈。

可邪门的是，从我发烧那天起，那哭声就再也没出现过。大爷大妈们守了四五天，屁也没逮着一个，最后也就散了。

但我的身体垮了。

烧退了以后，我整个人像被人抽掉了半条魂。反应慢得吓人，原来数学课上我举手最快，心算两位数乘法都不带打磕巴的，可现在老师叫我站起来读个应用题，我要盯着课本愣半天才磕磕巴巴念出来。最严重的是我变得特别怕黑。太阳刚一落山，天边还剩一抹橘红色的光，我就开始坐不住了，必须挨着妈妈坐，她去厨房倒杯水我都要跟着。晚上睡觉更是遭罪，以前我睡得像头小猪，地震都摇不醒，可现在楼上谁家挪一下椅子，楼下野猫叫一声，甚至空调自己“嘀”一声停了，我都能“腾”一下从床上坐起来，心砰砰跳半天。

妈妈带我去医院查了好几回，血常规、脑电图、ct都做了，医生说身体指标没问题，可能就是受了惊吓，开了些安神补脑的口服液。我每天捏着鼻子灌那些又苦又涩的药水，灌了俩礼拜，一点用没有。奶奶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一个偏方，晚上端着一只黄铜碗跑到门外，一边拿筷子敲碗一边扯着嗓子喊我的名字，喊一声敲一下，喊一声敲一下——“崽啊——回来吃饭了——崽啊——回家了啊——”那声音在夜里传出去老远，邻居家的狗跟着汪汪叫，我趴在窗台上看着奶奶花白的头发在路灯底下晃，鼻子酸得厉害。

爷爷则买了厚厚一沓黄纸，拿毛笔蘸了朱砂在上面画些弯弯绕绕的符号，画完了就贴到我们家门口、窗户框上，还揣着一沓到外面去，贴电线杆子上，贴桥洞底下，贴十字路口的墙角。我跟在他后头看他哆哆嗦嗦往墙上刷糨糊，心里又难过又害怕。

可这些统统没用。我还是那个样子，脑子转不动，胆子缩成一团。

最后是爸爸从外地赶回来了。他下了火车连家都没回先去了医院，在儿科门诊里握着我的手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他的手很大很厚实，掌心都是老茧，攥着我的小拳头像攥个鹌鹑蛋。后来他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跟妈妈说：“我找着个人，明天请到家里来瞧瞧。”

第二天下午，那位师傅来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下着小雨，门口地垫上踩了一串湿脚印。师傅推门进来的时候先收了伞，慢条斯理地把伞靠在鞋柜边上。他大概六十出头，瘦高个儿，穿一身黑西装，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圆眼镜。可左边那只眼镜片后面，眼珠子是白蒙蒙的一片，浑浊得像堵了层水垢。他整个左眼是看不见的，但右眼特别亮，扫了我一眼，我莫名其妙打了个寒战。

他没多说话，跟我爸妈点了下头，就从随身带的那个灰布包里掏出一把小算盘。那算盘只有巴掌大，铁锈色的，边角磨得发亮，每一根档和每一颗算珠上都刻着密密麻麻的花纹，像是某种藤蔓的形状，绕着珠子盘了好几圈。师傅把算盘托在左手上，右手伸出来，拇指和中指捏住一串珠子，“啪”地一拨。

那声音又脆又冷，在大白天里听着都让人心里一凛。

然后他就开始了。从玄关开始，一步一步挨着墙走，每走一步就拨一下算盘，有时候快拨一串，“噼里啪啦”跟炒豆子似的，有时候又慢慢捻一颗珠子，捻半天才“嗒”一声松开。他走到客厅中间顿了一下，拨了几下，又继续往前走。走到厨房门口，他停的时间更长了，右眼微微眯着，侧着头像是在听什么。我妈紧张地攥着围裙角，大气不敢出。

最后他走到了我房间门口。刚迈进去一步，手里的算盘突然“哗啦”一声响——不是他拨的，像是珠子自己滑了似的。他右手按住算盘，在门口站了足足有半分钟，一动没动。然后他慢慢转过身，朝客厅走去，冲我爸妈招了招手。三个人进了主卧室，把门关上了。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抱着膝盖，竖着耳朵听。隔着门板，只听到爸爸偶尔惊讶地“啊？”一声，还有妈妈倒吸凉气的声音，具体的什么也听不清。那门关了大概三四十分钟，终于开了。师傅出来的时候脸色如常，收好算盘，拿起伞，跟爸妈点了下头，推门就走了。爸爸送他到楼下，回来的时候脸铁青着，妈妈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我拽着妈妈的袖子问怎么了，妈妈搂着我，使劲揉了揉我的头发，说没事没事，咱搬家。

爸爸动作很快。不到两个月，他就联系好了另一个小区的一套老房子，两室一厅，五楼，没电梯。那个周末搬家公司来了，把我们家才住了不到半年的新家具一件件往外抬。我蹲在客厅空荡荡的地板上，看着墙上那些挂过相框留下的钉子眼，心里堵得难受。这套房子是爸妈攒了好几年钱才买下来的，墙刷得那么白，地板铺得那么亮，我第一天搬进来的时候还在窗台上用粉笔画了一朵小花，现在那些印记都在，可我们却要走了。

那天晚上最后一批东西搬上车的时候，我终于憋不住了，抱住妈妈的腰哇一声哭出来。我说妈都怪我，都怪我胆子小，我要是不害怕咱们就不用搬家了，新房子这么好……

妈妈蹲下来，捧着我的脸，用拇指抹掉我脸上的眼泪和鼻涕。她眼睛红红的，但笑了笑，说：“傻闺女，跟你没关系。是那房子不好，不是你的错。咱们换个地方住，你慢慢就好了。”爸爸从后头走过来，把我整个人抱起来举到肩膀上，说走咯，去新家吃宵夜去。我趴在爸爸头顶，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窗户。窗帘被拆掉了，光秃秃的玻璃映着路灯，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搬到新家以后，那哭声果然再也没出现过。而且神奇的是，我脑子里的那层雾一天比一天薄，做数学题又慢慢能跟上趟了，晚上睡觉虽然偶尔还会醒，但至少不会一惊一乍了。日子像流水一样淌过去，这件事就渐渐被埋在记忆底下，落了灰。

直到很多年之后，我都大学毕业了。有一回过年回家，跟妈妈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嗑瓜子，不知道怎么聊起小时候的事。妈妈磕着瓜子，忽然叹了口气，把当年那师傅说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我。

师傅那天关上门跟他们说，你们这栋楼，一楼底下压着东西。不是古墓，不是棺材，是个人——活生生被压下去的。他说那地底下原本应该有个暗坑或者防空洞之类的老空间，后来盖楼的时候回填土没填实，就把一些旧建筑废料直接夯进去了。那个女人的尸骨就被混在那些废料里面，连个正经的坟都没有。她死得冤枉，死后又被人用渣土压着，魂魄出不来回不去，就日日夜夜在那底下困着。小孩子阳气弱，又恰好住在一楼正上方，就能听见她的动静。她不是存心吓人，是太苦了，想让人知道她在底下，想让人拉她一把。

可师傅说这种事没法破。没有名姓，没有身份，连她是谁都没人知道，想迁也没处迁，想超度也超度不了。他就跟我爸妈说了一句话：“走吧，别住了。你们住在那儿一天，她就缠你们一天。不是故意害你们，可你们闺女扛不住。”

妈妈说到这儿，手里的瓜子停下了。她看着远处阳台外灰蒙蒙的天，声音平平的：“你爸当时听完，回来就跟我商量卖房子。亏了将近一半的钱，可他二话没说。他说闺女比房子值钱。”

我坐在那儿，手里捏着一颗没剥开的瓜子，半天没说话。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膝盖上，楼下有小孩在追着跑，笑声脆生生的。我忽然又想起那年夏天，那个闷闷的哭声从地底下一层一层往上冒，那个女人断断续续地念叨着“拉我一把”。她到底是谁，她经历了什么，她在那个又黑又冷的底下待了多少年——没人知道，也没人再去追究了。

后来那栋楼还在，那扇窗户还在，那棵老槐树估计也还在。只是我们搬走了，我再也没回去看过。有时候晚上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耳朵里会恍惚听到一点点很远的、闷闷的声音，但仔细一听又没了。不知道是风声，还是水管里的响动，还是别的什么。

我不太敢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