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躺在布莱克舍的床上,很久没有睡着。
窗帘没有拉严,月光从缝隙里挤进来,在天花板上画出一道细细的白线。白线正好落在那道裂缝上,让那道裂痕看起来比白天更加醒目。我盯着它,脑子里反复回放着地下室里的那些画面——墙上的字迹,石板上的凹槽,那块深灰色的碎布。
还有温特尔的脸。
台灯下,她黑色的眼睛里反射出的那两点金色的光。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很软,带着洗衣液淡淡的薰衣草味。这个味道让我想起家里的床,想起母亲每周换床单时把干净布料抖开的声音,想起父亲在走廊里打电话时低沉的笑声。
他们在担心我吗?他们知道泰勒失踪的事了吗?
手机震了一下。
我拿起来看,是母亲发来的消息:“宝贝,最近好吗?妈妈爱你。”
没有提到泰勒。没有提到失踪。没有提到警察。
这说明什么?说明她还不知道?还是说明校长已经和她通过气了,让她“保持正常”?
我打了几个字:“我很好,爱你。”然后发送。
锁屏。
把手机塞回枕头下面。
闭上眼睛。
温特尔说,距离献祭完成最多还有四天。今天是周二,四天之后是周六。如果她的计算是正确的,那么在这个周六之前,我们必须找到终止献祭的方法。
我攥紧了拳头,感受到手臂肌肉在床单下微微绷紧。
不是因为我紧张。
是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清醒地、明确地、不带任何犹疑地想要去做一件事了。
这种感觉很陌生,但并不令人害怕。
周三。
下午的课从一点上到三点半。我在教室里坐了将近三个小时,笔记记得工工整整,回答问题条理清晰,教授在课间的时候还特意走过来对我说:“李嘉格小姐,你的论文是我今年看到的最好的一篇。”
我微笑着说谢谢。
完美得像一台机器。
但我的大脑只在一件事上运转:四点半。
三点三十五分,下课铃响了。我把笔记本和笔收进包里,走出教室。走廊里的人比平时多,因为下午的课程刚结束,大家都从各个教室涌出来,像潮水一样涌向食堂、宿舍和操场。
有人叫住了我。
“桑夏!”
我转过头,是克莱尔。她今天穿了一件粉色的开衫,头发扎成了高马尾,手里拿着一杯星巴克。她的表情看起来很复杂——有担忧,有小心翼翼,还有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东西,像是想靠近又不敢靠近。
“嘿,克莱尔。”我说,声音和平时没有任何区别。
“你……你还好吗?”她走到我面前,压低声音,“我听说警察又来找你谈话了?桑夏,我真的很担心你。如果你需要人陪着,我可以——”
“我没事。”我说,“真的,克莱尔。警察只是例行问话,他们已经排除了我的嫌疑。”
这是实话。警察没有排除我的嫌疑,但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我。这个区别在此时此刻并不重要。
克莱尔看着我,似乎想从我的表情里判断这句话的真假。她看了几秒,然后松了口气,脸上的担忧变成了那种她惯常的、带着一点八卦气息的好奇。
“那你和泰勒……你们之前有没有……”
“克莱尔。”我打断了她,语气温和但坚定,“我真的要去学生会开会了。晚点聊?”
“哦,好的,当然。”她点点头,退后一步,然后又想起什么似的说,“对了,今天晚上有派对,在DeltaKappa的会所。你来吗?”
“我看看时间。”
我转身走了。走出十几步之后,我能感觉到克莱尔的目光还在我的后背上。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从五岁起就认识了。但此刻,我和她之间的距离,比我和温特尔之间那一步的黑暗还要远。
学生会会议在四点钟准时开始。议题很无聊——下个月的校庆活动安排、春季舞会的预算、新的学生社团申请。我坐在一年级的席位上,适时地点头,适时地举手,适时地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