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打破常规
变革总是伴随着障碍和不适,即使是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也不例外。
——阿诺德?班尼特
这或许只是感情用事,眼看着从前的做事方式被淘汰,但我们中的确有些人从来不会有丝毫的遗憾。
——罗伯特?林德
20世纪50年代初期,罗伯特?伍德拉夫在地方、州和国家层面都行使着前所未有的特权。全体员工都知道,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家。1950年的时候,伍德拉夫已经60岁了,但他依然充满活力,并陶醉于其独特的生活方式。1945年,阿瑟?阿克林卸任后,伍德拉夫暂任总裁。第二年,他便委任前政府官员比尔?霍布斯作为公司总裁。伍德拉夫没有了日复一日的责任重担,了无牵挂,又重新开始了舒适的游历生活。他秋天和冬天在爱查维捕捉鹌鹑,夏天在怀俄明州的农场里狩猎。他每年都会去欧洲旅游一次,经常会抽出点时间在苏格兰的格伦伊格尔斯打上几场高尔夫球。其他时间,他主要住在亚特兰大和纽约的家里。伍德拉夫经常和歌手莫顿?唐尼一起在纽约泡吧。莫顿在酒吧里和在爱查维的行为都有点像宫廷谄臣。
不过伍德拉夫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管理生产经营,并且受到热心员工们的拥护,大家对他的每一个命令都欣然接受。从1943年到去世,他的得力助手都是约瑟夫?琼斯。约瑟夫是一个睿智、行为得体的特拉华本地人。他负责安排伍德拉夫的日程,定制西服和雪茄,接收信件,同时也是看门人。约瑟夫?琼斯的工作时间很长,并且工作时丝毫不能松懈,一个礼拜工作7天,全天24小时待命,没有任何假期。琼斯实际上就是伍德拉夫的奴隶,因为这点他失去了两个妻子,但是直到最后,他仍然是伍德拉夫最忠诚的家臣。
毫无疑问,亚特兰大是伍德拉夫的权力中心,在那里,这个可口可乐大资本家的影响力几乎到了无所不能的程度。当伍德拉夫有了想法的时候,“你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将其付诸实践”。休斯?斯波尔丁律师解释说,因为老板接下来会召开核心集团的会议,简洁地介绍这个想法。永不疲倦的伍德拉夫通常是在凌晨3:00的时候召集集体讨论。“我们并不参与讨论观点和其他事情。我们直接处理具体问题。我们全部都被分派在待完成的任务。”像其他人一样,斯波尔丁和蔼地承认了这一点,在可口可乐公司里面,他只是一个配角而已。他说:“我想,我是一个顶级配角,当伍德拉夫想要顺利完成某件事情时,只要我会做的,我一定会搞定!”
比尔?哈茨菲尔德市长最初曾经和伍德拉夫一起在一家灭火器公司工作。他告诉一个记者说:“我从来没有在不征求伍德拉夫意见的情况下做出过任何重要决定。”市长会定期到爱查维狩猎,是那里的常客。在他的办公室里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一个镶有伍德拉夫照片的相框。他总是给客人一瓶可口可乐,作为南方人好客的表示。如果没有明显的利益冲突,哈茨菲尔德市长在任职期间每年都会收到可口可乐公司6000美元的薪酬。
在社会学家弗洛伊德?亨特绘制的1950年亚特兰大典型权力结构关系图中,哈茨菲尔德和斯波尔丁都处在很明显的中心位置,但伍德拉夫却游离在边缘地带。伍德拉夫通过重要点位的战略线与哈茨菲尔德和斯波尔丁两人相联系,就像蜘蛛织网总是从边缘开始一样。“最高领导人如果能够参加梯形组织结构较低层次的会议,他将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亨特写道,“即使是他们不赞成的嘀咕声也会被仔细地记录下来。”实际上,年迈的伍德拉夫说话越来越小。他的宠臣们日渐善于根据他含混声音的抑扬顿挫分辨出同意、犹豫不决、完全不同意等几层意思。
在那个时候,伍德拉夫又新添了两个绰号。在会议上,他有时被称作“一致同意”,这个昵称源于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有一次,可口可乐公司召开董事会,但伍德拉夫一个人缺席了。主席重重地敲了一槌,宣布由于法定人数没有到齐,本会议取消。在佐治亚洲,伍德拉夫还是著名的“匿名先生”。他给埃默里大学、癌症研究中心和其他慈善机构捐赠了大量的财物,但是从来没有记在他的名下,因为他是真正的隐士,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回避向他乞讨的人群。1941年,拉尔夫?麦吉尔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朋友伍德拉夫的文章,题目叫作《不出名的千万富翁》。从那以后,要钱的请求蜂拥而至,伍德拉夫苦不堪言。
1950年,伍德拉夫统治的亚特兰大区域财政平衡,管理协调。但是,昌盛中还是存在摩擦的迹象。弗洛伊德?亨特很沮丧地发现,虽然他们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社会关系网(遗憾的是不平等),但是没有黑人进入亚特兰大的官方权力结构。当亨特采访著名的莫尔豪斯学院黑人校长本杰明?梅斯的时候,这位教育家告诉他说:“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白种暴徒正在寻找一个黑人来处以私刑。”休斯?斯波尔丁意味深长地说,种族隔离是亚特兰大面临的最主要难题。每年,亚特兰大黑人学院都有2000名申请者被推荐到北方院校。“也许这不是黑人们想要的,”斯波尔丁说,“但也许这就是他们将要面临的。”
然而,伍德拉夫并没有潜心处理亚特兰大生活中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而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一件国家和国际大事上。他告诉亨特,他想要把亚特兰大发展成为世界的中心。当然,他也的确在这件事情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是谁的主意?你们工作中是如何制定政策的?”亨特问他,“是董事会的决议,还是其他什么机构的意思?”伍德拉夫毫不含糊地回答道:“是我的主意。我在哪里,董事会办公室就在哪里。我可能在爱查维,可能在船上,也可能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亚历山大?梅金斯基曾经把伍德拉夫比喻成俄国沙皇,当被问及在他的宫廷里哪些人是重要的时,沙皇回答说:“我跟他们谈话的那些人就是重要的,但是只有我正跟他们谈话时他们才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