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五日,上午十时。
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组织部办公室。
施密特坐在办公桌前,面前堆著一叠刚送来的文件。
那是各部委对《关於党內高级干部及家属参加义务劳动的试行方案》的反馈意见。
他一份一份地翻著,眉头时而舒展,时而皱起。
大部分反馈是支持的。
措辞热情洋溢,纷纷表示“坚决拥护”、“积极响应”、“一定参加”。
有些部门还主动提出要多派些人,甚至要求把名额扩大到普通干部。
施密特的嘴角微微上扬。
看来,大多数同志还是很积极的。
但翻著翻著,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有一份反馈,写得吞吞吐吐,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就一个:不想去。
他又翻出几份,大同小异。
施密特放下文件,揉了揉眉心。
他按了一下桌上的铃。
一个年轻干事推门进来。
“施密特同志?”
施密特指了指那叠文件。
“把这些反对意见的原文,全部复印一份。
原件送给韦格纳主席。另外,通知那些提意见的同志——既然有不同看法,就请他们把理由写清楚。不是口头说说,是正式书面报告。
明天下班前交上来。”
年轻干事愣了一下。
“施密特同志,这……”
施密特看著他。
“怎么?”
年轻干事连忙说:“没,没什么。我这就去办。”
他抱著文件,快步走了出去。
施密特站起身,走到窗前。
他想起主席那天说的话:“干部脱离群眾,官僚主义滋长,特权思想萌芽。这些问题,比敌人更难对付。”
现在看来,主席说得太对了。
这才刚开始,就有人跳出来了。
第二天下午五时,施密特的办公桌上,又多了十几份报告。
他一份一份地看。越看,脸色越复杂。
看到最后,他没忍住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