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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章（第1页）

番外：双城

一

慕尼黑和马德里之间的直线距离是一千五百公里。

飞机航行时间是两小时二十分钟，比从慕尼黑开车到柏林还要快四十分钟。如果算上往返机场、安检、登机、取行李的时间，一趟门到门的完整行程大约需要六个小时。六个小时，相当于沈清漪批改十二篇学生论文的时间，相当于克罗斯看三场完整比赛录像的时间，相当于他们在同一个城市生活时一周内共同度过的清醒时间之和。

2014年夏天到2016年冬天，沈清漪在慕尼黑大学的办公室里计算过她在这条航线上往返的次数。她没有刻意去记，但她的手机相册、机票存根、信用卡账单替她记了：二十六次。二十六趟单程，十三次往返。每一次往返的成本是机票两百四十欧元（提前三周预订的折扣价）、出租车费六十五欧元（从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到克罗斯的公寓）、以及大约相当于她两篇会议论文写作时间的净损失。

她把这笔账算得很清楚。不是因为她在乎钱，她在乎的是效率。往返一次耗掉她整整一个工作日的时间，而她的工作日本来就不够用。她要在慕尼黑大学哲学系教三门课，每学期至少发表一篇论文，参加两到三场学术会议，指导五个博士生的论文，还要应付系里各种行政会议、委员会工作、以及那些她称之为“学术社交”的、需要露脸但不需要动脑的场合。她的日程表精确到十五分钟一格，每一项任务的开始和结束时间都用黑色签字笔写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留白。

在这张被填得满满当当的日程表上，克罗斯的名字出现在“个人时间”那一栏。而“个人时间”在所有时间块中占比最小，只有周末的晚上和周日的上午。其余的所有时间，他是“不在场”的，但“不在场”被标记成了深灰色，表示这是一种她主动选择的状态。

她没有选错。

但她会在某些时刻，比如在深夜十一点，她终于改完了最后一批论文，关上办公室的灯，走在空无一人的走廊里，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在石板地面上回荡的时候，想：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有什么不同？今天的我，和在马德里的那个他，还有多少重叠的部分？

两个人在各自的城市里独自运转，各自升级，各自解决问题，各自面对自己的压力和失败、瓶颈和突破。他们之间的距离不是一千五百公里，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之间的、无法用里程衡量的、概念上的断裂。

康德的哲学里有一个概念叫“二律背反”，两个同样正确的命题在对峙，你无法选择哪个是对的，因为你无法放弃任何一个。沈清漪觉得她的生活就是一个二律背反：她不能放弃慕尼黑大学的职位，因为那是她花费了十年时间、付出了她所能付出的全部智力和体力才攀登到的平台；她也不能放弃克罗斯，因为这个人已经成为了她逻辑系统里的一个无法被归类的、不可替代的、非删除的文件。

两个命题都是真的，两个命题都是对的，两个命题都在争夺她。

她坐在慕尼黑到马德里的飞机上，靠窗的位置，膝盖上摊着一本打开的《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她读了不下三十遍，书页的边缘已经磨损了，露出下面深色的、发毛的纸芯。她今天读的是“先验辩证论”的部分，康德关于二律背反的讨论。她读到“正题：世界在时间上有一个开端，在空间上也有界限；反题：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在空间上也没有界限”这一节，停下来，用红笔在页边空白处画了一条线。

她把书合上，放在膝盖上，看着窗外的云。

云层很厚，白色的一望无际的表面在午后的阳光下像一片被冻住的雪原。远处的地平线是蓝色的，很深的、几乎发黑的蓝，和云的白色之间没有任何过渡，像两个被切割后拼接在一起的色块。

她忽然想：他的世界有开端吗？他的世界有界限吗？他的世界有多大？

她想不出答案。

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太难，是因为她的世界里没有收集到足够的数据。她见过他在慕尼黑的样子，在马德里的样子，在格赖夫斯瓦尔德的样子，在球场上的样子，在家里的样子，在媒体面前的样子，在只有她一个人在场时的样子。但她没有见过他在训练基地和队友在一起时的样子，没有见过他在更衣室里面对一场失败后的样子，没有见过他在赛前四十五分钟热身时脑子里在想什么。那些是他的世界的部分，但不是她可以进入的部分。

她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损失。

飞机开始下降，窗外的云层散开了，露出伊比利亚半岛的棕色土地和蜿蜒的河流。马德里在下方展开，灰色的、巨大的、像一块被随意丢在平原上的电路板。她看到伯纳乌球场了，它不像周围的建筑那样是灰色的，它是白色的，很亮的、在阳光下反光的白色，像一个被放在一堆旧硬币中间的新铸的银币。

她把手提包收拾好，把书塞进背包。飞机落地的时候，轮胎接触跑道发出一声沉闷的响，机身抖了一下。她感觉到那个抖动从座椅传递到她的脊柱，然后传递到她的心脏。不是害怕，是期待。期待在他的城市落地，期待见到他的脸，期待在他的公寓里度过一个不用想工作、不用想论文、不用想任何康德以外的人的周末。

但这种期待本身，也让她觉得疲惫。

因为她知道，周日晚上，她会再次坐上这架飞机，飞回慕尼黑。起飞的时候，马德里的灯光会在窗外慢慢变小，变成一个发光的、模糊的圆点，然后被云层挡住，然后消失。她会靠着椅背，闭上眼睛，然后在心里对那个已经看不见的城市说：我下周再来。

她每周都说。

二

克罗斯在马德里的生活是另一种形态的有序。

他在巴尔德贝巴斯训练基地的时间表是固定的：上午九点抵达，十点开始训练，中午在基地食堂吃饭，下午一点半继续训练，三点结束，然后去健身房做四十分钟的力量训练，四点离开。每周五天，周而复始，像一个被精确校准过的节拍器，每一次摆动的时间和幅度都是一样的。

他不喜欢变化。不是因为他害怕变化，而是因为变化带来的效率损失让他烦躁。如果某一天的训练从下午一点改到了两点，他整个上午的节奏都会被打乱，几点吃早餐，几点出发，几点热身，几点进入状态，所有这些都需要重新计算。他宁愿每天都在同一个时间做同一件事，这样他的大脑不需要在“什么时候做什么”这件事上消耗任何能量，可以全部用来思考“怎么做”。

他的公寓在马德里市区的东北部，一个安静的、绿树成荫的社区。公寓不大，两室一厅，一间卧室，一间他用作了家庭影院，里面有一台很大的电视和一套很舒服的沙发，他在这里看比赛录像、看德甲转播、看电影。厨房不大但设备齐全，灶台是燃气的，烤箱是嵌入式的，冰箱里永远有鸡蛋、西红柿、牛奶、面包和几种不同种类的奶酪。冰箱门上用磁铁贴着一张手写的购物清单，字迹是沈清漪的，她每次来都会检查清单上的项目，然后划掉已经买好的、添上新的。他的冰箱门上的那张纸上，她的笔迹在克罗斯的生活中存在，无论她在一千五百公里之外还是在马德里的厨房里站在他旁边。

他在马德里的生活是在沈清漪不在场的情况下运行的。于是他想，他的生活本身就是在运行，就像地球绕着太阳转，月亮绕着地球转，卫星绕着月亮转。沈清漪是他轨道上的卫星，而他则朝着伯纳乌的方向前进。他没有问过自己地球和卫星之间有多少距离这类的问题，因为他知道：卫星的存在不会让地球变轻或变重，只会让地球在夜晚能看到一点光。

每个周四的晚上，他会打开电脑，和沈清漪视频通话。他们的通话时间很固定：马德里时间晚上十点，慕尼黑时间晚上十点，时差为零，所以他们不需要换算。沈清漪会在通话开始前准备好一杯茶，把手机靠在台灯上，然后坐在沙发上，用毯子盖住腿。克罗斯会靠在家庭影院的沙发上，把电脑放在茶几上，手里拿着一杯水。

他们的对话内容通常是这样的：

“今天怎么样？”他问。

“还行。”她说，“早上上了三个小时的课，下午和一个博士生讨论了她的论文大纲，晚上改了两篇期中作业。”

“什么样的作业？”

“关于康德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写得不好。”

“都不好？”

“都不好。有一个写得还算认真，但他的论证有一个明显的逻辑漏洞，我没有给他高分，因为漏洞太大了，大到整个论证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