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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一直在我身边（第1页）

五月，枇杷果从青转黄的时候，苏念接了一个新案子。

当事人的名字叫方远，三十一岁，外卖骑手。他在送餐途中被一辆闯红灯的私家车撞了，左腿胫骨骨折，做了两次手术，腿里打了六根钢钉。

交警的事故认定书判对方全责，但对方的保险公司只肯赔五万块，说他的伤够不上伤残等级，五万已经是“人道主义赔偿”了。

方远的妻子抱着孩子来法律援助中心的时候，眼眶是红的，但没有哭。她把事故认定书、病历、医疗费发票一张一张地摆在桌上，摆得很整齐，按时间顺序排的。

苏念看着那些发票，最大的一张是三万八——手术费。最小的一张是六块五——挂号费。

“我们家真的没办法了，”方远的妻子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他不能上班，没有收入。

孩子才两岁，奶粉钱都快出不起了。保险公司说五万，爱要不要。

我们去问过律师，律师费要八千块，我们出不起。后来是社区的同志告诉我，可以来这儿。”

苏念翻着那些材料，把每一项费用都记了下来——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后续治疗费。

按她的估算，合理合法的赔偿数额应该在二十五万左右。

保险公司的五万，不是人道主义，是打发叫花子。

“这个案子我接。”苏念说。她没有说“我们试试”，没有说“我尽量”，她说“我接”。

这两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方远妻子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不是嚎啕大哭，是无声的，大颗大颗地砸在桌上那些发票上。

苏念把纸巾递给她，她接过去捂住脸，肩膀一抽一抽的。

姜晚站在旁边，看了苏念一眼。

那个眼神里有苏念见过很多次的东西——不是惊讶，是确认。确认她没看错人，确认这个十八岁的女孩会在法律援助这条路上走得很远。

整个五月，苏念都在忙方远的案子。她查了清江中院过去三年所有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判例，把每一个判例里的赔偿项目和计算标准都列了出来。

她发现法院对伤残赔偿金以外的项目支持率很高，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这些实际发生的损失，只要有证据，法院几乎都会全额支持。

她把所有判例整理成一个表格，标注了每个案子的伤情、赔偿项目、判决金额、法院的裁判理由。

表格做了二十八页。她把这份材料作为代理词附件提交给了法院。

开庭前一天，苏念在法律援助中心加班。

姜晚已经走了，办公室里只剩她一个人，台灯的光圈不大，刚好够照亮她面前那堆材料。

她一份一份地检查，医疗费的发票有没有遗漏，误工费的证明有没有盖章，护理费的计算标准对不对。

检查了第三遍，确认没有问题，她把所有材料装进档案袋。

手机震了。顾沉舟的消息：“还在法援中心？”

苏念打字：“嗯。明天开庭，在准备材料。”

过了片刻，他发来一条语音。苏念点开，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不高不低，很稳。“不用太紧张。

这个案子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方全责。你准备的那些材料，任何一个法官看了都知道该怎么判。”

苏念把那句语音听了一遍，又听了一遍。她把耳朵贴在手机听筒上，像在听一种只有这个距离才能听清的声音。

不是内容，是语气。他很少用“不用太紧张”这种句式，他说的是“不用太紧张”，不是“别紧张”。前者是安慰，后者是命令。他选的是前者。

苏念回了两个字：“知道。”发完这两个字，她又在对话框里打了几个字——“你还没回家吗”，打完了删掉，删掉了又打，最后还是删掉了。

已经快十一点了，她不想让他觉得她在查岗。她不是他的什么人，她只是他放在心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