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的案子比苏念预想的更棘手。
包工头不接电话,建筑公司推卸责任,工地上其他工友不愿意出来作证。
苏念跑了三趟工地,每次都被门卫拦在外面。第四次她换了一条路,从工地后面的围墙翻进去的。
裙子被铁皮划了一道口子,小腿上蹭破了一块皮,血珠子渗出来,她用纸巾按了按,没管。
找到那几个工友的时候,他们正在午休。
几个人蹲在工棚外面吃盒饭,看到苏念走过来,目光里带着工人特有的那种警惕。
不是恶意,是在这个城市里被欺骗太多次之后长出来的铠甲。
“我是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苏念蹲下来,让自己的视线和他们平齐,“我想问一下何伟受伤那天的情况。”
没有人说话。一个年纪大些的工友把盒饭放下,站起来要走。
苏念叫住他,“大叔,何伟的女儿今年八岁,下学期上三年级。
她写字用的圆珠笔快没水了,字迹淡得看不清。
她妈妈几年前走了,家里只有何伟一个人。”她顿了顿,“何伟躺在床上不能动,他的医药费是包工头付的,但包工头现在不接电话了。
公司说包工头不是他们的人,他们不管。何伟没有收入,女儿要上学,房租要交,药不能停。”
那个年纪大些的工友停下来,转过头看着她。他看了她片刻,盒饭的油从指缝间渗出来。
“那天我看到了,”他说,“架子上的木板没固定好,何伟踩上去,木板翻了,他从上面摔下来。
包工头在现场,他看了一眼,说‘送医院’。”苏念的心跳快了。“您愿意出庭作证吗?”
工友低下头看着自己手里那盒已经凉了的盒饭。“我作证了,包工头会不会不给我发工资?”
苏念沉默了。她知道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法律上,用人单位不能因为员工作证就扣工资。但在工地上,包工头有一百种方法让一个工人干不下去。
她不能用“法律会保护你”这种空话来回答一个靠体力吃饭的人。
“我不能保证他不会找你麻烦,”苏念说,“但我能保证,如果他因为你作证就不给你发工资或者辞退你,我帮你告他,免费。”
工友看着她。他看了很久,久到苏念觉得他不会再说话了。“行。”他说。
从工地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苏念走到路边,发现小腿上那道伤口还在渗血,血珠子顺着小腿流下来,在脚踝处凝成一滴暗红色。
她蹲下来用纸巾擦了擦,伤口不大,但挺深的。她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到公交站台。
手机震了。顾沉舟的消息:“什么时候回来?”
苏念打字:“在等公交。快了。”
“我去接你。”
“不用,公交马上来了。”
“发定位。”
苏念知道他是那种人说“发定位”的时候不是商量,是通知。她把自己的定位发了过去。
十五分钟后,他的车停在公交站台旁边。
苏念拉开车门坐进去,系好安全带。他没有立刻发动车子,而是转过头看着她。
目光从她的脸移到她的裙子,裙摆上有一道被划开的口子,从大腿中部一直延伸到膝盖。
他的视线停在那道口子上又移到她的小腿——那道伤口已经被血痂糊住了,暗红色的,在她白皙的小腿上格外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