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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第1页）

阿布扎比站结束后的第三天，劳拉收到了FIA医疗委员会的一封邮件。

邮件标题是“脑震荡基线测试标准化项目——邀请参与”。她站在米兰公寓的厨房里，一只手拿着刚煮好的咖啡，另一只手举着手机，把邮件来回看了三遍。FIA计划在下个赛季开始前组建一个脑震荡评估专项小组，负责制定更完善的赛前基线测试流程和赛中评估协议。受邀成员名单里包括两名神经外科专家、一位运动医学教授，以及在“赛事医疗官中具备相关临床经验”的她。

她把咖啡放在料理台上，一个字一个字地重新读了一遍“具备相关临床经验”这个短语，然后给卡洛斯发了一条消息：“FIA让我加入脑震荡评估项目。下个赛季开始前要跟专家组一起做方案。”

回复几乎是秒到：“你当然要加入。”

“我还没说要不要接。”

“你不需要犹豫。这是你一直在做的。先是在MotoGP处理那些事故，然后在F1整理数据，你在索契跟我讨论过G力对脑血管的影响——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课题迟早是你的。”

劳拉盯着屏幕上那行字。他在索契那晚确实问过她关于G力的问题，她以为他只是想找个话题跟她多待一会儿，没想到他真的在听。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她打字。

“因为你说的时候眼睛会亮。跟看到杏仁糖一样，但是比那个更亮。”

她把手机放下，端起咖啡喝了一口，然后重新拿起手机，打开邮件，点击“回复”——接受了邀请。

一月中旬，专项小组的第一次线下会议在日内瓦的FIA总部举行。劳拉在会议室外面的走廊上看到了自己的名牌，跟那两位神经外科专家和运动医学教授的名字并列放在同一张签到表上。她拿起笔签到的时候，手指稳得连自己都有点意外。一整天的会议，讨论基线测试的指标选择、赛中评估的时间窗口、退出比赛的医学标准。她发言的次数不算多，但每一次都简短精准——引用MotoGP的数据对比、提出对现有协议在实战中执行难度，坐在她对面那位头发花白的神经外科教授在第二次听了她的分析之后摘掉老花镜看着她，说“你在MotoGP待过三年”。她说“是的”。他点了点头——“看得出来。”

会后，她在日内瓦机场候机的时候给卡洛斯发了条消息：“通过了。下赛季开始前会把新方案提交给车队。”

“恭喜。今晚庆祝一下。”

“你在马德里，我在日内瓦。”

“视频庆祝。你买瓶气泡水，我开瓶红酒。你举气泡水，我举红酒。然后你对着镜头翻个白眼。”

她没忍住笑出声，在安静的候机厅里引来旁边旅客一秒的侧目。她压低声音对着手机说了一句“你得先把你的红酒开好”，然后挂了电话登机。飞机起飞的时候，舷窗外日内瓦湖的灯火在夜空中铺成一片碎金。她想，三个月前她还在索契围场的小树林里把手指从他掌心抽出来再穿回去，三个月后她的名字被印在FIA专项小组的名单上。不是“卡洛斯·赛恩斯的女朋友”，不是“围场里那个蓝裙子的神秘女人”，是劳拉·莫雷蒂，医学博士，脑震荡基线测试项目组成员。而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知道她会在这条路上走很远——比她知道自己能走多远的时候更早。

冬休期的第二个月，她搬进了他在马德里的公寓。

说是“搬进去”，其实更像是一个逐渐渗透的过程。最开始是她从米兰带过来的一个行李箱，放在他卧室角落，他说“你放衣柜里，我清了一半”——她打开衣柜门，发现他真的清了一半，空出来的那半边挂着几个空衣架，像一排站得整整齐齐的士兵等着被检阅。然后是她的咖啡机。她用了三年的那台意式咖啡机，从米兰打包寄过来，箱子送到那天他正在做赛季后的体能训练，收到她发的消息说“快递到了你帮我收一下”，他回“已经拆了，放在厨房台面上，但你这个机器比我整个厨房加起来都复杂，我不会用”。她当天下午从他手里接过螺丝刀，花了二十分钟把机器装好，他在旁边递扳手、递咖啡豆、递了三次“你要不要喝水”，最后一次她接过水杯的时候发现杯身上已经写了字：“给咖啡机工程师。”

她低头笑了一下，没有说谢谢，只是把杯子放在咖啡机旁边，然后继续拧螺丝。他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的马尾随着拧螺丝的动作轻轻晃动，忽然很想伸手拉一下她的发尾——他十三岁的时候在卡丁车场上这么干过一次，被她追着打了半个围场。那次也是马尾，也是这种晃法。

冰箱的变化发生在第一周周末。她去超市买了两大袋东西，回来之后花了半小时把他冰箱里原有的六瓶运动饮料、四盒蛋白粉和一瓶不知道放了多久的辣酱重新排列组合，塞进了新鲜蔬菜、奶酪、一盒鸡蛋、两瓶西班牙产的气泡水。他打开冰箱门的时候愣住了——不是那种“你把我东西弄乱了”的愣，是那种“原来冰箱可以这样”的愣。然后他指着冰箱门上一排鸡蛋问她：“鸡蛋为什么要放在门边，不应该放在中间格吗？”

“门边温度更稳定，中间格每次开门受冷风直吹。”

“这个你在医学院学的？”

“这个是我妈教的。”

他把冰箱门关上，顿了一秒，然后说：“那以后鸡蛋都放门边。”

她没有接话。但她下次打开冰箱的时候，发现他新买的一盒鸡蛋已经自己放在了门边的格子里。他自己放的。没有人教他。这个人记住了“我妈教的”这四个字，然后自己动手把鸡蛋换了位置。

沙发上的战争发生在搬进去的第十天。他的公寓里有一张很大的深灰色布艺沙发，可以坐三个人，但每次她坐在沙发上看报告，他就会从不知道哪个角落冒出来，先坐在沙发的另一头，然后慢慢往中间挪，挪到最后变成他的肩膀挨着她的肩膀，腿贴着腿，她翻一页报告他歪一下头想看看她在看什么——其实他看不懂，脑震荡基线测试的研究综述全是医学术语，但他就是想看看她在看什么。有一次她受不了了，把报告往腿上一放，转头看着他说：“Chili，这张沙发可以坐三个人。你那边至少有半米的空位。”

“那边没有你。”

“你每天都在围场看到我。”

“围场是围场。沙发是沙发。在围场你是莫雷蒂医生。在沙发上你是我女朋友。”

他说话的时候表情极度认真，甚至还微微皱了一下眉，像是在讨论一套非常严肃的轮胎策略。劳拉盯着他看了三秒，然后重新拿起报告，往他那边挪了一点。他的肩膀温度隔着T恤传过来，比她想象中更暖。

晨跑是她坚持的，不是他。他在赛季后通常会休息两周不做任何训练，但她说晨跑对心肺好，他就在早上七点被她从被窝里拽出来，两个人沿着马德里郊外的公路慢跑。她跑在前面，马尾在晨光里一晃一晃的，他跟在她身后半步，呼吸均匀，偶尔说一句“这条路我以前骑自行车路过”——他没说的是，十七岁那年他每次骑自行车路过这条路都在想同样的一个问题：她今天会不会也在这条路上骑车经过。现在她跑在他前面，穿着他的旧法拉利周边T恤，袖子卷了两道还嫌长，跑着跑着忽然停下来倒着跑了两步——他差点撞上去——然后她抬手把他额前一撮被风吹乱的头发往后拨了一下。她说：“你头发长了。”他说：“冬休嘛，理发师也在放假。”她说：“明天我给你剪。”他说：“你会剪？”她说：“不会。但你头发多，剪坏了一两个月就长回来了。”

他第二天真的递了把剪刀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