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下学期的空气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像被拧紧了发条,教室里安静得只剩下翻书声和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黑板右上角用红色粉笔写着高考倒计时,数字一天一天变小,像某种无声的催促。
沈岸来我们班找我的次数变少了。不是不想来,是他们文科班的晚自习经常拖堂,政治老师喜欢在最后十分钟发一张卷子,说“做不完也没关系,回去慢慢做”——但每个人都明白,那个“慢慢做”意味着又要熬到凌晨一两点。
我开始去四楼找他。
不是为了什么具体的事,就是想去看看他。下课十分钟,我从二楼跑到四楼,气喘吁吁地出现在他教室后门。他趴在桌上睡觉,同桌用笔戳他,他抬起头,看见是我,眼睛里的血丝红得像几天没合眼。
“你怎么又来了?”他的声音哑哑的。
“路过。”我说。
“你教室在二楼。”
“我锻炼身体。”
他笑了一下,很累的那种笑,然后站起来,跟着我走到走廊上。我们靠着栏杆,谁都不说话。楼下有人打羽毛球,球飞到树上下不来了,几个人围着树干想办法。远处操场上有体育生在跑步,一圈一圈的,没有尽头。
上课铃响了。
他说,你回去吧。
我说,你先回去。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伸手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力道很轻,像羽毛落下来。然后他转身走进了教室,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我站在走廊上,听见里面老师在喊“上课”“起立”“老师好”。
那些声音隔着一道门,听起来很远很远。
后来有一次,我在他课桌的抽屉里看到一张纸条。是他自己写的,字迹潦草得几乎认不出来,但我还是看清了上面写的是什么——
“如果我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那张纸条夹在一本翻到起毛边的文综笔记里,被压在最底下,像是他写了又不敢让人看见的东西。
我没有问他。
我只是在第二天晚自习的时候,往他抽屉里塞了一包饼干和一张新的纸条。纸条上写着:“考不上也没关系,反正你本来也考不上。”
他是第二天中午来找我的。站在我教室门口,手里捏着那张纸条,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生气还是别的什么。
“陈屿,你咒我?”
“我说的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