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另一个人
我坐在"等风来"咖啡馆的靠窗位置,看一本加缪的《夏天集》。
这是常来的咖啡馆。在写字楼和地铁站之间,拐进一条小巷子走两百米就到。店面不大,二十几平米,放六张桌子就显得拥挤了。墙上挂着他从二手市场淘来的老海报——有一张是1960年代的巴黎地铁路线图,有一张是某家爵士酒吧的演出海报,字迹已经模糊了。老板姓王,四十多岁,不爱说话,放的音乐永远是那几张老唱片——比尔·埃文斯的钢琴曲,偶尔夹一首坂本龙一,或者德彪西。音乐音量开得很小,小到你要刻意去听才能听到。
我喜欢这里。因为安静。
安静是一件奢侈的事。
在明心出版社,白天是被各种声音填满的——校对老师打电话来问一个标点符号的用法,作者发微信催稿说"周老师那本书什么时候能出",封面设计开会把三个方案放在桌上讨论哪个更好看,发行部的同事过来问下个月的印量要不要调整。我的工位夹在陈默和老张之间。陈默是发行,嗓门大,笑起来震天响,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讲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笑话。老张是总编助理,六十多了,每天戴着助听器,但音量永远开得太大——别人说话他听不见,他说话别人也听不见,整个办公室都弥漫着他那种带着电流嗡嗡声的问句。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条鱼,白天在浑浊的水里游,被各种声音裹挟着,身不由己。晚上才找到一片清澈的水域,浮上来换一口气。
咖啡馆的气就是那口气。
翻到《夏天集》最后一页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九点四十七分。
王老板在吧台后面擦杯子。看到我抬头,他放下杯子,走过来收走了我的咖啡杯。杯子已经空了,但杯底还有一圈咖啡渍,褐色的,像一个月亮。
"走了?"他说。这是他今晚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也可能是最后一句。
"嗯。"我笑了笑,"今天多谢了。"
"客气什么。"他摆摆手,"明天还来?"
"来。"
合上书,装进背包,付账,出门。
街上没什么人了。雨从下午就开始下,这会儿小了一些,变成了细密的毛毛细雨,像一层薄纱挂在路灯的光柱里。路面被雨水洗过,倒映着路灯的暖黄色光晕,像一面被磨过的镜子。空气里有泥土被翻开的味道,混着路边那棵槐树的清香——槐花已经谢了,但叶子的味道还在。
我没带伞。其实包里有一把折叠伞,黑色的,很小,收起来只有巴掌大。但我懒得拿。雨不大,走回家也就十五分钟。让这点雨落在身上,反而觉得清醒。
地铁站的自动扶梯下行时发出单调的嗡鸣,像一个老人在打鼾。我刷了卡,走到站台。
电子屏上写着:末班车,23:47。
还有三分钟。
我找了常坐的位置坐下来——靠门第二排,左边。这个位置的好处是,上车就能坐下,不会被挤到中间去。而且靠着门,下车的时候方便。这个习惯是从两年前开始的——准确地说,是从沈澜走了之后开始的。以前我坐地铁都是随便找个位置,或者站着也行。但后来我发现,靠门的位置可以让我在列车启动的瞬间看到站台上的人一个个被甩向后方,像时间的碎片。
我把包放在膝盖上,从里面拿出一本《挪威的森林》。
这不是我第一次带这本书。它已经很旧了,封皮上有折痕,书角微微卷起,书脊上有一道白色的裂痕,露出里面纸板的颜色。扉页上有一段我以前写的读书笔记,是大学时用蓝色钢笔写的,字迹已经模糊了: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这句话我是什么时候写的?大三?还是大四?我不记得了。但每次翻到这一页,看到那段已经褪色的蓝色字迹,都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像是过去的自己在和现在的自己打招呼。
翻到上次看到的那一页,我戴上耳机。没放音乐,只是习惯性地塞进去——像是给自己围上一道薄薄的墙。耳机里没有声音,但世界的声音也被隔绝了一层。站台上的脚步声、说话声、远处列车驶来的声音,都变得模糊了,像是隔着一层水。
列车进站了。
隧道里先传来一阵风,带着隧道深处特有的金属和尘土的味道。然后灯光出现了,白色的,从一个点上渐渐扩大,最后变成一整列车厢的灯光。列车减速,刹车发出尖锐的摩擦声,然后缓缓地停在了站台前。
我抬起头,准备上车。
然后我看到她冲了进来。
她是从楼梯那边一路跑过来的——不是走,是跑。帆布鞋踩在站台上发出急促的"啪啪"声,节奏混乱,像是随时会摔倒。头发湿了一半贴在脸颊上,分不清是雨还是汗。手里还端着一杯咖啡——准确地说,是半杯咖啡,因为大半杯都已经洒在了手臂上,从手肘到手腕有一道褐色的痕迹。
她几乎是扑进车门的。
站住之后,她扶着门框喘了几秒。胸口剧烈起伏着,头发上的水滴落在站台上,留下几个深色的圆点。然后她抬起头,看到了车厢里的我。
我们的目光短暂地碰了一下。
她的眼睛很大。瞳孔是深棕色的,映着车厢的灯光,有一种来不及藏好的慌乱。她迅速别开了脸,像是被烫到了一样,转身在对面的位置坐了下来。
车门合上,列车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