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的电话来得毫无预兆。
沈逸川刚写完当天的稿子,从书房出来,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林婉清在厨房洗碗,水龙头哗哗地响著,碗碟碰撞发出清脆的声音。客厅的灯没有全开,只亮了一盏壁灯,光线昏黄,把家具的影子拉得很长。窗外的九龙塘已经沉入夜色,梧桐树的轮廓在路灯的映照下像一幅剪纸。
电话铃响了。
沈逸川伸手拿起茶几上的话筒。他以为又是张一鹤——这些天张一鹤打电话的频率越来越高,催稿、聊读者来信、说报社的琐事,有时候一天打两三通。
“餵?”
话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不是张一鹤。那个声音低沉,平稳,没有口音,像是標准的国语播报员。但那种平稳不是自然的,是刻意压出来的。
“沈先生,你的小说写得不错。”
沈逸川的手指微微收紧了话筒。他见过太多人、听过太多声音,在军统那些年,光是电话里的声音就分辨过不下上百种。这个声音他没有听过。那种刻意的平稳,那种不紧不慢的语速,像是一个人在照著一篇写好的稿子念。但又不完全是念,因为有些字的尾音会微微上扬,像是说话的人在斟酌下一个词该用什么。
“你是谁?”沈逸川问。他的声音没有露出任何情绪,平静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
“你在九龙塘住了半年了。”那个声音继续说,依然平稳,依然不紧不慢,“楼下有两个便衣。一个姓陈,是香港警署的,胖胖的,喜欢在长椅上看报纸。另一个姓李,是香港保密站的,瘦高个,喜欢蹲在电线桿下面。你太太每天早上七点出门买菜,走弥敦道,过两个路口,去那家叫『新记的菜市场。她通常先买青菜,再买肉,最后去豆腐摊。”
沈逸川的后背一下子凉了。
不是那种被冷风吹的凉,是从脊椎骨深处往上涌的凉,像有一条蛇从尾椎开始慢慢往上爬。他的手指攥紧了话筒,指节泛白。客厅里的壁灯还亮著,光线照在他的脸上,把额角细密的冷汗照得微微发亮。
厨房里的水龙头关了。碗碟碰撞的声音停了。林婉清大概在擦手,准备出来。沈逸川下意识地把话筒往耳边压了压,不想让林婉清听到话筒里的声音——至少在他搞清楚对方是谁之前。
“你到底是谁?”他的声音压得很低。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两秒钟。这一次沉默比上一次更长。沈逸川能听到对方呼吸的声音——很轻,很均匀,像一个人在深夜里静静地坐在黑暗中。
“你不用管我是谁。”那个声音终於又响了起来,依然平稳,但尾音的上扬没有了,变得更平、更冷,“我只想告诉你——你的小说,大陆那边也有人看。”
电话掛断了。
嘟嘟嘟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单调而机械,像心跳。沈逸川握著话筒,没有放回去。他坐在沙发上,身子一动不动,像一尊被冻住的雕塑。壁灯的光照在他脸上,半边亮半边暗,那只在暗处的眼睛在昏黄的光线中几乎看不清楚。
林婉清从厨房走了出来。她擦著手,围裙上还沾著水渍。
“谁来的电话?”
沈逸川把话筒放回电话机上,动作很慢,像是在放一件易碎的东西。他抬起头看著林婉清,壁灯的光在他脸上跳动了一下——是嘴唇在动,但没有声音。
“不知道。”他最后说了三个字。
“不知道?”林婉清走过来,在沙发旁边站定,低头看著他,“张一鹤不是经常打电话吗?不是他?”
“不是。”
“那是谁?”
沈逸川靠在沙发背上,看著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灯光照在裂缝上,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条乾涸的河流。他盯著那条裂缝看了几秒钟,然后闭上了眼睛。
“一个男人。不认识。他没说名字。”
林婉清在他旁边坐下来。沙发的弹簧发出一声吱呀,在安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刺耳。她没有追问电话的內容,只是把手搭在沈逸川的手背上。
“他说了什么?”
沈逸川睁开眼睛。壁灯的光落在林婉清脸上,把她的表情照得很清楚——担忧,但不是那种惊恐的担忧,是那种“我知道出了事但你先別慌”的担忧。他跟了她这么多年,能从她的眉毛、嘴角、呼吸的节奏里读出很多东西。
“他知道我们在九龙塘住了多久。知道楼下两个便衣姓什么。知道你每天早上七点出门买菜,走弥敦道,去新记菜市场,先买青菜再买肉最后去豆腐摊。”
沈逸川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平。他在刻意控制自己。在军统那些年他学到一件事——当你已经被人看穿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让人看出你有多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