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载有毛人凤信的报纸在白公馆传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沈醉的枕头底下。
他把那张报纸夹在《潜伏》的书页里,压在枕头最下面。每天晚上熄灯之后,他会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一摸那本书,摸一摸那张报纸。不是怕丟,是在確认它们还在。
有些东西你需要摸到才能相信是真的——比如毛人凤居然会亲自动笔写文章跟一个写小说的打擂台,比如那个写小说的沈逸川居然还活著,而且活得比他们所有人都好。
周乙说:“我已经很久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沈醉不记得自己把这句话读了多少遍。每一遍都觉得是在说自己。在军统的时候,他是沈站长、沈將军、沈老板。在云南,他一句话可以让人生,一句话可以让人死。那些年他以为那就是他——穿军装的他、坐办公室的他、在宴会上谈笑风生的他。现在军装脱了,办公室没了,宴会散了,他穿著统一发的棉袄,坐在白公馆的院子里晒太阳。他想不起来那个穿军装的人是谁,也想不起来这个穿棉袄的人是谁。
那天下午,放风时间。
歌乐山的冬天难得有太阳,阳光稀薄但好歹有几丝暖意。沈醉坐在墙根下那块石头上,背靠著墙,膝盖上摊著那个笔记本。笔记本是管理所发的,用来写思想匯报的,纸质粗糙,铅笔写上去会洇墨。他没有打开,只是把手放在封面上,手指无意识地在纸面上来回摩挲。
徐远举蹲在他旁边,手里端著一杯热水。水是刚从开水房打的,杯口冒著白气,模糊了他的脸。他看了一眼沈醉膝盖上的笔记本,没有问他要写什么,只是说了一句:“你这两天不太说话。”
沈醉没有回答。
“那个周乙的独白,你又看了?”徐远举的声音不大,像是在说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沈醉点了点头,手指从笔记本的封面上移开,插进棉袄的口袋里。口袋里有一张折好的纸,是那期《悬崖》连载的剪报,他隨身带著,已经折得边角起毛了。
“我已经很久不记得自己是谁了。”他把这句话念出来,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自言自语。徐远举端著水杯,没有接话。杯口的热气在两个人之间升腾,散开,消失。
“远举,”沈醉忽然叫了他的名字,“我突然很想写一写那些人。”
徐远举转过头看著他,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惊讶,是一种“终於来了”的瞭然。
“哪些人?”
“死掉的,活著的,被抓的,跑了的。”沈醉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把他们的故事记下来,不让后人忘了。那些人,有些你们认识,有些你们不认识。有些死了几十年了,坟头草都长了好几茬。有些还活著,在台湾,在香港,在南洋,在不知道什么地方。他们做过的事,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不写,就真的没人知道了。”
徐远举沉默了一会儿。他把水杯放在脚边的地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看著院墙上方的天空。天很蓝,云很白,电线从左往右数第二根绝缘子旁边那一小块天空还是那么蓝。他盯著那一小块蓝看了好一会儿。
“你能写出来吗?”他问。
沈醉没有回答。他低下头,把膝盖上的笔记本打开,翻到第一页。纸面上空空的,一行字都没有。管理所发的笔记本,每个人每年两本,用来写思想匯报。他的第一本已经用完了,写的都是那些组织上要求写的东西——思想改造的心得、对过去罪行的认识、对新中国的认同。那些字不是他想写的,是他不得不写的。这本是新的,还没开过封。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铅笔很短,是他从地上捡的,不知道是谁丟的。笔头削得很尖,铅芯露出大约一厘米。他握著这支铅笔,在空白的第一页上写了一行字。
字跡歪歪扭扭的,不像他从前写的字。从前他用毛笔,写的是標准的馆阁体,横平竖直,骨力洞达。现在用铅笔,纸又糙,写出来的字像蚯蚓在泥地上爬。但他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叫沈醉,我曾经是军统的人。”
他写完这行字,停了一下,盯著它看了几秒钟。阳光从院墙上方斜斜地照下来,落在笔记本的纸面上,把那一行字照得发亮。铅笔的铅芯在粗糙的纸面上留下了灰色的痕跡,有些地方用力重了,铅粉洇开了一小片。他眯起眼睛,看著那些字,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的笔跡。沈醉,军统。这两个词在他脑子里盘了很久。
徐远举侧过头来看了一眼,没有说话。他把水杯端起来,喝了一口,水已经不烫了,温吞吞的,没有什么味道。
“你还记得戴笠死的那天吗?”沈醉忽然问。
徐远举端著水杯的手顿了一下。“记得。”
“你在哪儿?”
“南京。”徐远举把水杯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捧著,“我在南京。听到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办公室写报告。电话响了,我接起来,那边说:『戴老板出事了,飞机摔了。我问:『人呢?那边说:『还没找到。我掛了电话,在椅子上坐了很久。”
沈醉没有说话。他把笔记本翻到下一页,在空白的纸面上写下了两个字——“戴笠”。写完之后,他看著这两个字,又加了一行:“1946年3月17日,戴老板死了。”
他放下铅笔,靠在墙上,看著院墙上方的天空。太阳正从云层后面露出来,光芒刺得他眯了眯眼睛。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压在上面。徐远举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把水杯里剩下的水泼在墙根下,水渗进泥土里,留下一个深色的印记。
“你写吧。”徐远举说,“写完了,我帮你看看。”
沈醉没有回答。他坐在那里,手压在笔记本上,一动不动。风吹过来,把地上的一片枯叶吹到他的鞋面上,他没有低头去看。他在心里说了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嘴唇也没有动,但那句话清清楚楚地在他的脑子里响著——“沈逸川,你等著。”
阳光从院墙上方照下来,落在他的肩膀上,暖洋洋的,像一只苍老的手搭在那里。他闭上眼睛,在阳光的暖意中坐了很久。放风结束的哨声响了,短促而尖锐,在院墙上空迴荡了几次才消散。沈醉站起来,把笔记本夹在腋下,往楼梯口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院墙上方的天空。太阳已经偏西了,那一小块最蓝的天空正在慢慢变暗。他转身走进了楼道。
白公馆的走廊里光线暗淡,头顶的灯泡亮著,昏黄的光照在绿色的墙裙上,像是在水里泡旧了的纸张。
他回到房间,把笔记本放在枕头下面,和《潜伏》放在一起。然后他躺在床上,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了摸那本书的封面,摸了摸笔记本粗糙的纸面。窗外的天色正在变暗,房间里没有开灯,只有走廊里的光从门缝里漏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条细细的亮线。沈醉看著那条亮线,在黑暗中睁著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