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川已经很久没去过旺角那家茶楼了。
不是不想去,是不敢去。上次在茶楼被人认出来的经歷让他心有余悸——虽然那位周太太只是问了问余则成和翠平的结局,没有恶意,但那种被人突然叫住的感觉,像是一根针从背后刺过来,不疼,但让人浑身发紧。
这天下午,他实在闷得慌。林婉清带著孩子们去了趟街市,书房里空荡荡的,打字机上的稿纸已经写完了最后一行,他坐了一会儿,站起来,拿起那件灰布长衫,出了门。
他没去从前常去的那家,而是拐进了旺角一条小巷子里的一家老茶楼。这家茶楼比他那家更破旧,楼梯踩上去吱呀作响,墙上的壁纸翘起了边,露出底下发黑的墙面。茶客大多是附近的老人,没人看报纸,没人聊时局,只关心手里的茶杯和面前的一碟花生米。
沈逸川在二楼靠窗的角落坐下,要了一壶普洱。茶博士是个驼背的老头,上茶的时候手抖得厉害,茶水洒了一桌。沈逸川没在意,自己拿抹布擦了擦,端起茶杯慢慢喝。
他坐了很久。
窗外的街上人来人往,有挑担子的小贩,有牵著孩子的妇人,有两个推著自行车的中学生。阳光从梧桐树的叶子间漏下来,在地上投下一片斑驳的光影。他看著那些光影发呆,脑子里还在转著《悬崖》后面的情节——顾秋妍还要犯多少错?周乙还能救她几次?
“沈將军?”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不大,但很清晰。
沈逸川的手微微一颤,茶杯里的茶水晃了晃,洒了几滴在桌上。他没有立刻回头,而是慢慢把茶杯放下,用抹布擦了擦手指,才转过身来。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著一件半旧的灰色中山装,领口的扣子解开了一颗,露出里面发黄的衬衣领。他的脸瘦长,颧骨很高,眼窝深陷,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不少。但沈逸川认出了他——老刘。当年在军统技术处的同事,跟他一样被边缘化,一样流落到了香港。
上次在街上偶遇,已经是好几个月前的事了。那次老刘告诉了他保密局在查“把茶叶交给克公”的案子,他当时心有余悸,匆匆告別,之后再也没联繫过。
“老刘。”沈逸川站起来,伸手跟他握了握。老刘的手掌粗糙,骨节突出,像是这些年在码头扛包磨出来的。
“我能坐吗?”老刘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坐。”
老刘坐下来,朝茶博士招了招手,要了一壶铁观音。茶博士把茶端上来的时候,水还是开的,蒸汽腾腾地往上冒,模糊了两个人的脸。
“沈將军,”老刘端起茶杯吹了吹,没有喝,又把杯子放下了,“你写的那个《悬崖》,我看了。”
沈逸川没有说话。他知道老刘不会无缘无故来找他。
“周乙这个人,”老刘的目光落在茶杯上,声音压得很低,“不是你军统的人。”
沈逸川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
“你写的那个作风,那个信仰,尤其是哈尔滨那个地点——那是共產党的行事逻辑。军统的人不那样,保密局的人也不那样。”老刘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沈將军,你自己心里清楚。”
沈逸川没有否认。他看著对面的老刘,那张瘦长的脸上写满了疲惫,但眼神还跟当年在军统时一样——锐利,不依不饶。
“那你说,”沈逸川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军统的人应该什么样?像吴景中那样?”
老刘的手指顿了一下。吴景中的名字像一块石头,扔进两个人之间的空气里,激起了看不见的涟漪。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苦笑了一声,摇了摇头。
“吴景中……”他把这个名字念了一遍,声音里带著一种复杂的情绪,“吴景中在牢里,还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出来。你提他,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沈逸川放下茶杯,“我就是想知道,在你们眼里,军统的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吴景中那样的?是毛人凤那样的?还是戴老板那样的?”
老刘没有回答。他端起茶杯,这次喝了一口,茶很烫,他皱了皱眉,但没有放下。
“沈將军,我跟你说句实话。”他放下茶杯,双手交叉放在桌上,“你写《潜伏》的时候,我们那帮老军统都在看。你写余则成、写翠平、写吴敬中,虽然有人生气,但大家觉得那是在揭国民党的丑,揭保密局的丑。可你写《悬崖》——你把共產党的作风套在军统的人身上,这不是在替共產党说话吗?”
沈逸川靠在椅背上,看著天花板。天花板上的吊扇慢慢地转著,扇叶上积了厚厚的灰,转起来的时候有轻微的嗡嗡声。
“你错了。”他说。
“我错在哪里?”
“我没有替共產党说话。我写的是人。”沈逸川坐直了身子,看著老刘,“周乙不是共產党,不是国民党,他就是一个在敌后潜伏的特工。他做的工作,不管是共產党来做还是国民党来做,那些煎熬、那些选择、那些身不由己,是一样的。”
老刘盯著他看了几秒钟,目光里有审视,也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沈將军,你这套说辞,糊弄糊弄普通读者还行。你糊弄不了我。”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在桌上,“我在军统干了十五年,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共產党潜伏在我们內部的人,我也见过。他们的作风、他们的信仰、他们说话的调调——跟国民党的人完全不一样。你写的周乙,一看就是共產党,不是国民党。”
两个人对视著,谁也没有让步。
茶楼里的嘈杂声像一层薄雾,笼在四周,远处的麻將声、近处的咳嗽声、茶博士的吆喝声,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模糊的白噪音。在这种声音里,两个人的沉默显得格外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