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掛钟的滴答声。那面钟是从大陆带过来的,老式的德国货,钟摆左右摇晃,像一把永不疲倦的镰刀。
“而且,”王升继续说,“沈逸川写的是军统,不是保密局。军统已经没了,现在是保密局。如果我们跳出来认领,等於告诉所有人——军统就是保密局的前身,那些丑事都是我们干的。这个帐,不划算。”
毛人凤靠进椅背里,闭上了眼睛。
他知道王升说得对。发声明是下策,是被人牵著鼻子走。但什么都不做,又像是默认了小说里写的一切。沈逸川这人,像一根鱼刺卡在他的喉咙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那就不发。”他睁开眼睛,声音冷得像冬天的铁轨,“越描越黑。让他写。我倒要看看,他还能写出什么花样来。”
王升点了点头,在文件夹上记了一笔。
“局座,还有一件事。”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阮清源从香港回来后,一直没有安排新的任务。他最近在整理旧档案,写一份关於大陆潜伏人员的报告。您看要不要——”
“先放著。”毛人凤摆了摆手,“阮清源这个人,能用,但不能大用。他在香港的事办得不够利索,让他先凉一凉。”
“是。”
王升把文件夹合上,敬了个礼,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毛人凤忽然叫住了他。
“王升。”
“局座?”
“你说,这个沈逸川到底要干什么?”毛人凤的声音里带著一种罕见的犹豫,“他写《潜伏》,写吴景中,写那些乱七八糟的事。现在又写《悬崖》,写一个蠢得要命的女特工。他到底是要跟保密局作对,还是只是想多卖几本书?”
王升想了想,说了一句他自己也不太確定的话:“也许都有。”
毛人凤没有再问。他挥了挥手,示意王升可以走了。
门关上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毛人凤一个人。窗口的风吹进来,把桌上的报纸吹得哗哗响。他伸手按住报纸,手指压在“顾秋妍”三个字上,用力按了按。
“顾秋妍。”他又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像是在跟自己確认什么。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军统时期,有一个女特工,也是在哈尔滨被日本人抓获的。那个女特工受过严格的训练,精通多国语言,在被捕后受尽酷刑,始终没有开口。最后她被日本人枪决了,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
毛人凤不知道沈逸川为什么要写一个蠢笨无知的女特工。也许他说得对——“看起来不行其实行”比“看起来行其实不行”更安全。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著窗外的夜景。
台北的夜晚不像重庆,也不像南京。这里的灯火零零散散的,像是一盘没下完的棋。远处有狗叫声,拖著长长的尾音,在夜空中迴荡。
他想起沈逸川的声明,想起那句“我写小说,只为养家餬口”。他不信。一个前军统少將,沦落到香港写小说,就只是为了养家餬口?他的妻儿在香港差点饿死,这是真的。但他写的小说,每一本都在揭军统的短、揭保密局的短、揭国民党的短。这叫“只为了养家餬口”?
毛人凤冷笑了一声。
“沈逸川,”他对著窗外的夜色,喃喃自语,“你到底要干什么?难道真想要跟我槓上了?”
没有人回答他。
窗外的风吹进来,吹得桌上的报纸又翻了一页。这一页是《悬崖》第二章的结尾,顾秋妍一个人站在教堂的廊下,风吹起她的围巾。她伸手按住围巾,抬起头看著教堂的圆顶。圆顶上的十字架在阳光下闪著光。
毛人凤把报纸合上,丟进了抽屉里。
他不想再看这些东西了。
但他知道,明天还会有新的连载。后天也会有。大后天也会有。只要沈逸川还在写,他就不得不看。
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拨了一个號码。
“给我订一份《香港商报》。每天都要,一期都不能少。”
电话那头应了一声,掛了。
毛人凤放下电话,坐在椅子上,闭上了眼睛。
办公室的灯还亮著,照在他灰白的头髮上。他才五十出头,头髮已经白了大半。有人说他操劳过度,有人说他心事太重。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
但他没办法停下来。
就像沈逸川没办法停下来一样。
窗外,台北的夜色越来越深。远处的灯火一盏一盏地熄灭了,像是谁在慢慢地闭上眼睛。
毛人凤熄了桌上的檯灯,把自己沉进了黑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