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崇禎以来,大顺军不断攻城略地,国朝日渐凋敝,被分封在各地的大明藩王们也纷纷背井离乡,为了躲避农民军离开封地,他们大多都朝著南方逃窜。
潞王朱常淓自然也在此列。
潞藩原封地在河南卫辉府,大顺军攻入河南后,潞王自知仅凭手中的这点微末兵卒不可敌。
於是提前带著家產和家眷,在河南总兵僕从善等地方官员的保护下,一路辗转南逃直到南直隶。
跟他一起的还有河南洛阳的福藩朱由崧,河南开封的周藩朱恭枵等各地河南籍藩王不下双手之数。
其中周王朱恭枵在逃至淮安后,便薨於湖嘴舟中,爵位由其孙朱伦奎承袭。
及至北京失陷,天子崩殂的消息传到南京,本作为留都性质的南京,自动承担起了大明新国都的职能。
原先属於清閒职位的南六部尚书,一跃成为国之重臣。
其中掌握著实权的便是三个人: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守备南京勛臣赵之龙、镇守南京太监韩赞周。
其中史可法因为出於东林党,身后站著文武百官,拥有很大的话语权。
常言道: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
由於崇禎皇帝的三个皇子都没能成功逃出京师。
因此南京诸公的当务之急便是从倖存诸亲藩中选出一位藩王,拥立他成为新的大明皇帝,接过大明这杆残破不堪的旗帜。
在当时,以血缘亲疏论处,摆在眾人眼前的有三个人。
已经走到南京周郊的潞王朱常淓,依旧停留在淮安府的福王朱由崧,因为湖广战事逃往广西的桂王朱常瀛和惠王朱常润。
其中潞藩虽是穆宗孙,神宗侄,但比起作为神宗之子、思宗兄弟的福、桂、惠三王来看,血脉便疏远了些。
但相比於远在广西的桂、惠两藩,福王由不得东林-復社党人青睞的福藩,素有贤名且没有任何利益瓜葛的潞藩朱常淓,便成为了南京诸公眼中最好的选择。
然而虽说如此,福王毕竟血脉较崇禎皇帝更近,按照兄终弟继(实际上是弟终兄继)的伦序排位,理应立福藩为帝。
因此在民间和地方,拥立朱由崧入继大统的呼声更大。
只是由於东林党人在万历、天启年间,因为当年储君的问题,让当时的老福王朱常洵不得太子之位的旧怨。
他们害怕作为福藩的朱由崧登基后,会对东林-復社党人进行政治清算。
所以他们极力影响拥有决策权的史可法,以“国难当头,立贤甚於立嫡”为由,劝他拥立素有贤名的潞藩为帝。
是顺应民心,还是顺从公理,史可法左右为难。
可很多事情错过了,便是一辈子。
停留在淮安的朱由崧本以为自己入继大统是水到渠成,结果史可法半天下不了决定,眼见自己的帝位忽远忽近。
他找上了凤阳总督马士英,这位被东林-復社党人所不容纳的封疆大吏,希望藉助他手下的江北四镇强兵,以兵权逼迫史可法作出拥立自己的决定。
为了夺取定策之功,马士英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与朱由崧的合作,以强兵护送福王入京。
至此,福藩入继大统成了定局,南明弘光朝廷从此立。
马士英也藉此从史可法手上抢夺定策首功,绕过一眾阁部老臣,跃居內阁首辅之位,江北四镇也因此桀驁难驯。
实际上,处在风暴中心的潞王朱常淓根本就没有入继大统的野心,他只是东林-復社党人推出来阻止朱由崧的工具罢了。
在朱常淓眼中,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才是自己的真爱。
相比於追求那权利的巔峰,成为一名比肩王羲之、顾愷之、嵇康、褚思庄等大艺术家,才是他的人生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