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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一场完整而彻底的摧毁 比利时和法国崩溃了（第1页）

第3章一场完整而彻底的摧毁比利时和法国崩溃了

与挪威国王和荷兰女王不同的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LeopoldⅢ）在德国入侵时没有到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相反，作为比利时军队的总司令，38岁的国王在德国军队越过边界以后就立即承担起了比利时的防务指挥任务。

根据比利时宪法，利奥波德比其他西欧国家的君王拥有更多的权力和政府责任：除了担任总司令之外，他还是内阁总理。当希特勒向他及其部长们发出警告说，抵抗德国的占领可能就意味着比利时的毁灭时，利奥波德的回答是：“当问题是牺牲或受辱时，1940年的比利时人将像他们父辈在1914年时一样，不会有丝毫犹豫。”

像挪威和荷兰一样，比利时在1940年德国袭击之前一直是中立的，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一样。事实上，当比利时人在1831年从荷兰人那里赢得独立时，欧洲大国就承诺让他们永久中立，而比利时的领土将是不可侵犯的。这个承诺并没有得到守护。实际上，从条约签署之日起，几大强权就曾多次破坏比利时的中立，以促进或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当挪威和荷兰能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持中立时，比利时却是德国入侵的第一个国家。在1914年8月的入侵中，德国军队只是沿用了几个世纪的传统作战方法，将比利时领土作为通往当时的主要目标——法国的便利途径。当比利时人进行了毫不动摇并令人惊讶的顽强抵抗时，德国人想对法国快速取胜的希望破灭了。入侵者施行了残酷的报复行动，开展了成批的屠杀和破坏行动。卢浮的中世纪古城像其他一些比利时城镇一样，被大肆掠夺，包括它的世界闻名的大学图书馆在内的许多建筑物，都被烧成灰烬。当战争结束时，比利时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毁坏了，大部分的道路、工厂和铁路系统都被摧毁了。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利奥波德只有12岁，他不仅深受战争对比利时所造成的后果的影响，而且更深受他父亲阿尔贝特一世广受欢迎的战时行动的深刻影响。阿尔贝特一世是那次大战中最令人钦佩的军事和政治人物之一。他多次拒绝了协约国让他逃亡去英国或法国的邀请。相反，在1914年10月他率领人数大大少于敌人的军队赢得了关键的伊瑟河战役，从而停止了德国人在比利时的进攻，并让国王和他的军队在北海海岸控制了一小段比利时领土直至战争结束。那场胜利使得协约国能够控制附近几个主要的法国港口。

由于他的勇气和决心，阿尔贝特一世不仅支援了协约国，还帮助恢复了被他的前任，叔叔利奥波德二世所损毁的比利时君主制的名誉和声望。在19世纪晚期，利奥波德二世为了私人利益据有了刚果，成为刚果国王，并对它大肆掠夺。由于他对刚果工人实行可怕的暴行，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公愤。当阿尔贝特在1904年继任王位时，他对比利时的刚果政策进行了改革，试图改善贪婪的前任所造成的伤害。利奥波德三世将他父亲的改革派的作风视为榜样。

年轻的利奥波德三世是一个温和、说话轻言细语的人。他崇拜阿尔贝特，视他为英雄。从小时候起，他就模仿着像他父亲那样生活。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王子和他的两个兄弟姐妹一起被送到了英国，他入学伊顿公学。但他说服了在整个战争期间仍留在比利时的阿尔贝特，让他在学校放假的时候接受训练，然后去充当士兵。于是利奥波德在战争时期过着一种令人诧异的生活——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是英国最贵族化的男校的学生，而在伊顿放假的时候则成了比利时军队一名行动受到限制的普通士兵。

1934年，58岁身体仍然健壮的阿尔贝特在一次登山事故中遇难，32岁的利奥波德继承了王位。金发、英俊、带着孩子气的新国王和他漂亮的瑞典妻子阿斯特丽德，连同他们三个孩子，给比利时的君主制带来了青春和魅力。然而一年多以后，29岁的王后在瑞士的汽车事故中遇难。当时驾车的正是她的丈夫，汽车在一条蜿蜒的山路上失去了控制。最亲密的两个人的接连死亡使敏感而矜持的利奥波德感到惆怅，他也因为在妻子遇难事故中产生的负罪感而备受困扰。为了缓解内心的悲伤和内疚，他以一种新的姿态全心投入了他的国王职责。

在领导国家时，他模仿着他父亲的做法，尤其是在外交事务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阿尔贝特追求两项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保持比利时中立的同时加强防御，使其能够对抗德国或其他可能的侵略者。在利奥波德治理期间，比利时国家预算的近四分之一被用于国防，远远超过了除德国以外的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24－40岁的比利时男子中，一半以上的人——总共有65万人被武装起来了。当比利时军队在1940年5月进行总动员时，军队的人数已经扩大到了90万。相比之下，在法国的英国远征军则只有23。7万人。

然而与此同时，利奥波德像他父亲一样，坚持认为比利时必须严守中立。这让法国和英国感到十分沮丧，他们在1939年至1940年初曾一再要求比利时加入一个军事联盟，从而使他们的军队能在任何战斗爆发之前进入比利时领土。利奥波德和他的政府怀疑西方盟国之所以渴望军事伙伴关系是他们希望将战争尽可能推离到远离自己的土地上去。事实上，法军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Mauri）将军在一份秘密的备忘录中就写道：在战争开始之前将盟军部署到比利时的战略目标就是“不让冲突进入我们北方的工业省份……并阻止敌方对巴黎的威胁”。

尽管与遭到德国入侵的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比利时的军事准备更为充分，但它依然发现自己被敌方最初的凶猛攻击淹没了。到了5月10日晚上，德军无休止的轰炸已经消灭了大部分的比利时空军，滑翔机部队也已经夺取了比利时防御系统的核心阵地——位于比利时与荷兰边境的强大的埃本伊梅尔堡垒。

不过，在第一波震惊之后，比利时的22个师重新集结起来，进行了一场美国历史学家泰福德·泰勒（TelfordTaylor）称之为“坚定而有针对性的防御”。他们向西撤退，同时让德国人付出前进的代价。CBS记者威廉·L。夏勒（WilliamL。Shirer）当时写道，比利时人“像狮子一样，争夺着每一栋房子”。泰福德·泰勒后来曾评论说：“如果其他地方能重复比利时人那样的抵抗，那么德国征服的征程可能就被阻止了。”

与此同时，法国和英国的部队在得到比利时人的同意之后，已经越过比利时和法国的边界，在比利时中央地区强化的工事后面筑起了一道防线。比利时军队在战略撤退时也退到了同一防线上，这样他们就和英国军队并肩作战，抵御法国人和英国人认为德国将要发起的重大进攻。

然而在5月13日，由超过150万人和1800辆坦克组成的德国主力部队，却穿过了比利时南部树木茂密的阿登森林。德国人包抄了由一连串要塞组成的、法国人自吹为不可攻破的马其诺防线，突入法国战线防御最为薄弱的地段，驱赶了守卫在那里的装备不良的预备役人员，穿过默兹河进入了法国。

仅仅过了短短3天，德国人的进攻就把盟军一分为二，包围了比利时中部的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军队，把他们与法国的大部队分割开来。由于法国无法堵住防线上的缺口，德国的装甲纵队在法国的乡村里横行无阻，法国政府和法国军队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这时，法国总理保罗·雷诺给温斯顿·丘吉尔打了电话。

对于英国的新任首相来说，1940年5月充满了一个接一个噩梦般的电话，每一次都带来了最新的军事灾难的消息。但没有一个像他在5月15日凌晨从雷诺那里得到的消息那样令人震惊。“我们已经被打败了！”雷诺一听到英国人的声音，就大声嚷了起来。当丘吉尔还没有从睡眠中完全醒过来因而没有回应时，雷诺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那个可怕的消息：“我们受到打击！我们已经被打败了！”丘吉尔终于开始说话了，但他不能相信这个消息。虽然德国人的进攻肯定带有出人意料的因素，但他们很快就得停下来补充或重组部队，这就会给法国军队带来反击的机会。雷诺好像没有听见丘吉尔所说的话。他带着沙哑的声音再次说道：“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在战场上被打败了。”

丘吉尔愣住了。这不是他经常批评的那些弱小的中立国家：他们在德国的闪电战面前像“纸牌屋”一样倒下去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是法国——英国的最主要的盟友，它的军事力量应该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然而，当法国遭到入侵时，它的200万人的军队已被证明并没有作好准备。像那些较小的国家一样，它被德国人新的、惊人的闪电战所压倒了。有谁能够对付将防线切成一个个片段的坦克，好像那儿根本就没有防线？又有谁能够对付那些横扫了军队和平民，轰炸了桥梁、道路和火车站并造成冲天云团的飞机？

作为离得最近的欧洲邻国，法国与英国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具有相似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是欧洲主要国家中最民主的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们结成了军事联盟与德国和奥匈帝国交手。然而，这种伙伴关系掩盖了两国之间深刻的裂痕和对抗。丘吉尔和雷诺在5月15日那场充满伤感的对话中所表现出来的相互沟通的困难，象征着这两个曾经的强大帝国和传统敌人之间存在了几个世纪的误解——怀疑和对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居住在法国的苏格兰作家珍妮特·泰西斯·杜·克罗斯（JaeissierduCros）注意到，两个国家都对对方心存怀疑，各自都怀有一种优越感。她写道：“自信没有人能有像自己那样的想法……成了他们位居第二的自然特性，思维的时候几乎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这可能是他们彼此间如此厌恶对方的原因之一。”

英国和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共同胜利远没能使它们更加紧密，而是让它们进一步分离了。双方都为那场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谁也不承认对方所做出的努力、牺牲和所取得的成就。英国驻法国远征军司令道格拉斯·海格（DouglasHaig）爵士在1918年11月停战之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历史将会显示真正的事实，是英国军队赢得了这场战争。我无意与法国司令费迪南·福煦（FerdinandFoch）或任何外国人一起在伦敦的街道上凯旋大游行。”

虽然分开了两国的英吉利海峡只有20英里宽，但它们之间在心理和文化上的距离却像海洋一样广阔。双方都因自己的地理位置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标记：英国是一个岛国，八个多世纪以来未曾遭受入侵，而边界脆弱的法国则经历了反复的入侵、战败和被占领。在1919年的巴黎和平会议上，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esceau）向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Lle）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ilson）解释说，他的国家要求对德国严格限制的理由是，“美国远离欧洲大陆，受到海洋保护。拿破仑无法进攻英国。你们两个都受到了庇护。但我们没有”。

正如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Ma）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指出的那样：“法国希望报复和赔偿，但最重要的是确保国家安全。”在1814年至1940年期间，德国五次入侵了法国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把法国的许多地方变成战场和坟场，德国人还在他们占领的土地上大肆掠夺。例如在法国北部，法国纺织工业的大部分机械和设备都被运去了德国。

在1918年停战之后的几年中，英国的决策者们对法国关于安全问题的关切没有给予任何同情或理解，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凡尔赛条约》对德国来说已经是过度惩罚，新的德意志共和国应该得到安抚甚至强化。法国人强烈反对这种容忍，认为德国军国主义的复苏依然是极有可能的。他们力图迫使英国人签订新的英法军事联盟，但却无济于事。对英国人来说，法国人过于偏执，并带有报复性。

当希特勒获取了政权并开始重新装备德国时，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Baldwin）和内维尔·张伯伦的政府说服了他们自己，元首只是试图纠正《凡尔赛条约》的不公正，他应当得到抚慰。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法国放弃了让英国持坚定态度的希望，进而接受了英国的绥靖政策。对于这两位前盟友来说，再来一场战争的想法是难以接受的。他们的年轻人脱离战争才只有20年，他们国民的欢呼声仍然回响在耳边。四年之后，超过70万英国人死于战争。法国的战场损失是这个数字的两倍——140万人，是所有大国中战斗人员人均死亡比例最高的国家。经受着一次大战所带来的心理伤害和经济损失，法国人怀疑他们是否能在另一场冲突中幸存下来。

当希特勒在1936年3月占领了非军事化的莱茵地区时，首先是英国，其次是法国都装作没看见。当德国部队在1937年3月开进奥地利时他们还是视而不见。但是，当希特勒在1938年夏天威胁捷克斯洛伐克时，法国显示出了站起来抗争的迹象。与捷克人签订了军事协定的法国人开始动员部队。他们告诉英国人，他们将抵制对东欧盟友的肢解。然而，当内维尔·张伯伦拒绝和他们一起与德国人抗争的时候，法国人就屈从了。跟随张伯伦在慕尼黑会议上的榜样，他们命令捷克斯洛伐克屈从于德国人对苏台德地区的要求。苏台德地区是一个包含了捷克斯洛伐克大部分防御工事和主要工业中心的重要区域。

希特勒在慕尼黑向英国人和法国人许诺，他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进一步的计划。然而六个月后，他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国的其余部分。直到那一刻，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显然已成了一堆废物，他才向议会宣布了近代英国历史上最戏剧性的外交政策逆转。他宣称，如果接下来列在德国名单上的波兰遭到入侵，英国将去援助。多年来，英国鄙视法国对再度出现德国威胁所表现出来的害怕，如今，英国与法国建立了新的军事联盟。

“棋盘”现在转了个向。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迟迟不响应英国人作为外交领导的法国人毫无疑问是军事事务方面的主要合伙人。英国军队的兵力不到法国的15，它现在开始领受到了其领导人不愿在无战争时期重新武装的后果。在那段时期里，相对较小规模的军费增加用于了战机生产，以保护英国免受可能的德国空袭。1939年初，英国是欧洲主要大国中唯一没有征兵政策的国家。英军只有18万现役军人和13万预备役军人。即使这样为数不多的部队也还缺乏足够的设备、武器和训练。

当大战爆发时，法国和英国都没有派兵去援助波兰。相反，英国远征军向法国派出了四个师，这比法国人预期的要少得多。德国人向法国发起闪电战的时候，英国远征军有十个师在法国。指挥英国两个师的艾伦·布鲁克（AlanBrooke）将军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他的军队不适合作战，张伯伦政府之所以将他们送到法国去，也许只是为了公共关系而作出的某种姿态，以表明尽管力量微薄，但正在采取一些行动。法国驻伦敦大使也同样认为：“英国人对法国军队极有信心，从而把他们的军事支持视为一种团结的象征而非生死攸关的必要。”

事实证明，布鲁克和大使说的都是实话。英国人确实指望着用法国军队的80个师及其强大的炮兵和坦克部队来抗衡德国的武装力量。英国人不明白的是，尽管数量众多，法国军队和他们一样，对于即将到来的冲突仍然没有作好准备。法国的军事领袖们在计划进行新的欧洲战争时，设想的是一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流血更少的场景。敌人将从比利时的平原开始进攻，那将是一场长时间的攻势。考虑到这一点，法国的高层指挥把最好的部队以及英国的十个师都派往了比利时中部。法国人认为，如果德国部队设法越过了那里的盟军，那么他们在攻击马其诺防线时就已经元气大伤。没有人预料德国人会在默兹实施突破。

事实上，英国对法国军事实力的错误判断，只是两国之间互不了解的又一个例证。在纸上，它们更新了军事联盟，但事实上，它们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伙伴关系。身为索邦教授的法国历史学家，曾参加了1940年那场战斗的马克·布洛赫（MarcBloch）指出：“真正的军事联盟必须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有效的合作。仅把它写下来是不够的，它必须从每日多次的接触中吸取生命的气息，这些日常接触将使双方整合为一体。”

在英国和法国的军事领导人的交往中，很少有人使用对方的语言。这往往会导致相互间的误解，实际上这是相互间的不信任、怀疑，甚至个人厌恶的反映。法国将领对他们的英国同行表现出居高临下的姿态，将英国人视为“军事艺术的学习者”。英国指挥官对于在德国攻击时派遣部队进入比利时的决定感到不满，但意识到他们国家的军事存在十分渺小，就没有向法国人抱怨。

当德国人终于入侵低地国家和法国时，盟军已经带有功能障碍的军事关系就变得有“毒”了。正如温斯顿·丘吉尔在保罗·雷诺打来电话后的第二天，5月16日，他去巴黎时所发现的那样。

与大多数英国人不同，丘吉尔从小就爱上了法国。他是圣女贞德、拿破仑及其他法国历史人物的崇拜者，曾访问过法国100多次。他会讲法语，尽管说的时候语调非常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苏格兰皇家燧发枪团的指挥官，他曾经在法国的前线壕沟里待了好几个月，对并肩作战的法国部队的勇气和决心印象深刻。他在1944年写道：“自1907年以来，我在美好的时光和不幸的时刻一直都是法国真正的朋友。”

然而，丘吉尔的支持并不像他看上去的那样极为明确。像大多数英国政治家一样，他在20世纪20－30年代初也主张与德国调和，反对对法国作出新的承诺，建议让英国只管自己的事情。他在1933年表示了希望“法国人能看顾自身的安全”，英国可以自由地脱身于任何新的欧洲冲突。丘吉尔曾支持过英国一项大力裁军的政策，该项政策的目标就是使英国的军力能够维护其中立性即可。直到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准备发动战争时，丘吉尔才开始坚决反对德国，并要和法国结成紧密的军事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