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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缙的生命线（第1页）

解缙的生命线

解缙（1369—1415）　明朝文学家、书画家，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官至内阁首辅，参与机务。解缙以才高、好直言为人所忌，屡遭贬黜，终被埋入雪堆冻死。

人们只要谈到打油诗，无不马上想起脍炙人口的这一首：

春雨贵如油，下地满街流。

跌倒解学士，笑煞一群牛。

解学士，即解缙。据民间演义，在他科举高中，接获喜报，按捺不住兴奋之情，慌不择路地去通知诸亲好友时，因为天雨路滑，不慎摔倒，吉水县城里满街的乡亲，看到这位小个子大文人，满身泥水，衣衫滚湿，踉踉跄跄，狼狈不堪的样子，竟“轰”的一声，像春雷那样惊天动地地大笑起来。尴尬的解缙，定了定神，他说要即席赋诗，记叙这次跌跤的事，于是大家静下来洗耳恭听。随后，他当场信口吟出来这首打油诗。谁也没料到，他反过来将看笑话的左邻右舍，调侃了一顿。

他个子虽矮，但志向奇大。他聪明睿智，灵活圆通，有脚踏实地的干劲，更有出人头地的理想。别看他跌倒在众人的奚落嘲笑声中，却敢在打油诗中，大言不惭地自奉为“解学士”。看来他深信，他解缙一定会走出吉安，一定会走出江西，有朝一日，一定会成为真正的翰林院大学士。果然，一切都如他所愿地达到理想境界。也许他的个子矮，头脑离心脏的距离较近，供血充足，三十多岁就以超常的智力、出类拔萃的学识，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总纂，真是何其了得？

20世纪的90年代，我应邀参加北京图书馆馆庆，蒙赠一册按原样复制的《永乐大典》，留作纪念。这本书令我大开眼界，书高半米，阔300厘米，书厚约10厘米。函盒为蓝布装，本书为黄绢封面，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和拿到的第一本“巨无霸”书籍，而且还是线装书。

《永乐大典》1408年成书，全书22877卷，装订成11095册，由两千多名写手抄成，合计3。7亿个汉字，是清朝《四库全书》问世前的一部史无前例的类书，也是体现国力宏大浩瀚的文化壮举。可惜，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大部分被焚毁，未烧掉的也被劫掠一空。现在，存世约八百余册，散落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中，国内保存的，大约有数十册。

这一册，据馆方介绍，是新中国成立后从山东征集到的大典残本，真字韵，门制类卷，册第三千五百一十八至第三千五百一十九，全帙应是56页，实际现存仅39页零一角。

仅仅一个“真”字韵的“门”字，把明朝以前各类典籍图书中有关“门”的文字记载，包括门的样式和制作的细节图、剖析图，统统囊括其中。手捧这部有关“门”的著作，大有进入中国文化殿堂，穿过那扇巨阔厚重的大“门”，得窥堂奥的感觉。

你不能不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那博大精深的成就而自豪；你也不能不为帝国主义强盗的罪行而愤怒。但冷静下来，面对这册“巨无霸”线装书，更多的却是要对编纂这部类书的解缙，那博学、那睿智、那气魄、那精力而钦服万分。尤其这位穷尽经典图籍，阅遍千古文翰的翰林学士，走上在今天来说应该是“总编辑”的岗位时，才34岁，不过一个刚超龄的共青团员的年纪，你就不能不向他脱帽致敬了。经他磨勘精校，广搜博览，披沙沥金，选优集萃的劳动，1403年至1404年，不到两年工夫，完成《文献大成》。在此基础上，奉朱棣命，与姚广孝一起重行纂修规模更大的《永乐大典》。又经四年努力，1408年成书，圆满交卷。会集了中华文化的万卷精华，出自矮个子解学士的手中，实在了不起。没有明之《永乐大典》，也就没有清之《四库全书》。

隔朝修史，盛世出书，这薪火相传的重任，从来都是中国人视作神圣的职责。

解缙（1369—1415），字大绅，江西吉水人，这是一个地灵人杰的地方。在宋朝，此地出过一个大文人、大学者欧阳修。我一直忖度在乡间里即以神童目之的他，是以欧阳修在宋朝文坛、政坛的双辉煌，来定位自己一生目标的。应该说，解缙的势头，在科考、仕途、出身、履历等方面，直追先贤，不相伯仲，一上来颇不示弱，是很有气象的。

欧阳修做到翰林学士，解缙也做到翰林学士；欧阳修在宋仁宗、宋神宗身边做过侍读学士，解缙在永乐登基后也做过侍读学士，不过称谓略有不同，一为龙图阁大学士，一为右春坊大学士，实质相差无几。少年解缙，在吉水家乡，发愤进取、埋头钻研之际，无论读经典、求学问，无论练文章、作诗词，他的标杆就是欧阳修。以这位乡先贤在北宋时期政坛的辉煌、文坛的璀璨，双双精彩的局面定位自己，厘定他人生一世的努力方向。

这两位老表，在学问和著作上也是可以相互媲美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及与宋祁合修的《新唐书》，为清朝官定的《二十四史》之一种，自然也就有不朽巨谳的身价。而解缙，他主持编纂的22877卷、11095册、合计3。7亿个汉字的《永乐大典》，尽管散佚殆尽，但清朝《四库全书》没有问世之前，这部史无前例的极其庞大的类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也是举世公认、罕见其匹的。

虽然，朱棣派了他的军师、高参，那位和尚姚广孝挂帅《永乐大典》，但具体的总编纂重任，是由这个年岁并不大的解缙来承担的。其博学、其睿智、其气魄、其精力，你不能不钦服！

别看中国“学而优”的文人很多，中国有大学问而“优则仕”的文人也很多。但是能主持煌煌巨制的帅才，却很少。数来数去，恐怕也就只是宋之欧阳修、司马光，明之解缙，清之纪昀等。这以后，清末无，民国无，尤其到了当下，除自吹人吹的“大师”外，几乎少见通古博今之士、淹贯中西之才，实在是很可悲哀的事。于是，再要出什么套书、类书、史书、集成等大部头著作，只好由着那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南郭先生，上蹿下跳，暴得虚名。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你有什么办法？

然而，实事求是地讲，解缙相比于他宋朝的老表，在文章、诗词、学问、著作上的名声、成就，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建树、文学思潮的影响方面，要略逊一筹。无论如何，欧阳修矫五代靡颓文风，倡古文运动，和唐朝韩愈一样，“文起八代之衰”，是得到千古定评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歌赋，至今仍弦诵不绝，甚至几首信笔拈来的小令，也写得风致妩媚。

而解学士，真替他抱屈，除了那部破碎残缺的《永乐大典》，他的名篇是什么，他的代表作是什么，他的文学主张是什么，除专门研究者外，大多数中国人便了无所知。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才高见嫉，不是老天爷要你死，而是皇帝不让你活，纵有“三坟”、“五典”在胸，锦绣文章在口，出手珠玑，落墨华彩，脑袋一掉，这些才华也随之成为一抔黄土。

想起这些早早死于非命的天才，青冢枯草，杜鹃啼血，那是很令人黯然神伤的。

自“学而优则仕”之说出现以后，在中国数千年来，叫做士，叫做文人，叫做知识分子的阶层中的绝大多数人，便以此作为奋斗目标，矢志不懈，奋斗终生。产生这么大的效果，这是滥觞者孔夫子没想到的。他，还有孟子，还有其他门徒，所构成的儒家学说，也就是“孔孟之道”，基本上被后人实用主义地各取所需，或阳奉阴违，或当做耳旁风；独这一句，书为敲门砖，敲开为仕门，是他们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全力以赴的事情。

于是，这些向“学而优则仕”目标奋斗者，心灵深处，对于权力的亲和性，对于长官的趋迎性，对于统治阶层的依附性，对于在名利场中分一杯羹的竞逐性，一代一代遗传下来，也就是所谓的“溶化在血液中”了。这“四性”，遂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不教自会的本能。凡文人当官者，或想当官者，无不处于这样的蝇营狗苟之中。没做到官者，内心空落落的，惶惶不安；做了官者，生怕坐不稳当，惴惴不安。做了不大的官者，要往上爬往上攀，怵怛不安；官做大了者，又怕高处不胜寒，忐忑不安。总而言之，那按捺不住的“入仕”情结，那百折不挠的“为官”情结，既痛苦又追求，既煎熬又贪恋，既战战兢兢又屁颠屁颠，既清高不屑又乐此不疲。

至少我亲见的文人当官者，莫不如此。

但“学而优则仕”，谈何容易？这一句话，包含着“学”、“优”、“仕”三个层次，它们不是必然的步步登高的阶梯，而是残酷无情的不断淘汰的过程。由“学”而“优”，犹如蚂蚁上树，能爬到树顶的“学而优”者，少之又少。由“优”而“仕”，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掉进湍急的河流中成落汤鸡、成溺死鬼者，多之又多。因此，能够过桥的“优则仕”者，每朝每代，也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而明初的解学士解缙，应该算是出类拔萃的一个。《明史》称他“幼颖敏”，当非虚言，他是少见的“学而优则仕”的极为成功的一个例子。对他来说，取得功名，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洪武二十一年举进士。授中书庶吉士”，几乎没费什么劲儿，就走完这个过程。其实，中进士，为庶吉士，大有人在，开科取士，当然不会只取他一人，这倒也不稀奇；但他能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特别垂青、特别关爱，除他以外，有明一代，再无第二个。

现在弄不清这位暴君，究竟为什么，出于什么心理，对解缙说出如下的话：“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此话一出，石头城大惊，这比中了六合彩大奖，还叫人眼红和羡慕。朱皇帝嫉恨文人，不知制造了多少“文字狱”，独对解学士恩渥备至，简直就是一个历史之谜。于是，帝王宠遇，朝野侧目。中国有无数的读书人，做过无数鱼跃龙门、一举成名的梦，但梦自己“仕”到如此高度者，却很少。他则是唯一的，将这个会被他人斥之为神经病的梦，变为“甚见爱重，常侍帝前”的现实，真让一干人羡慕得不行，嫉妒得不行。因此，可以想象，少年意气，春风拂面，才子风流，如鱼得水，这个政治和文学的“双料明星”，在南京城里该是如何的风光了。

应该说，解缙二十多岁，登上政治舞台，一亮相，一出手，还是得到一个碰头彩的。在那个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与朱皇帝玩的时候，早晨上朝，晚上能否活着回家，是打着问号的。但是，这个年轻人就敢给朱元璋上“万言书”。《明史·解缙传》中，保留着上书的部分章节，文章一开头，直戳这个“杀人狂”的最敏感处。

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翦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

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

按老朱以往的脾气，每一个字都足以杀他一次头。

但是，在官场中、在政坛上，又有几个不是呼卢喝雉的赌徒呢？解缙赌龄不长，但敢投机、敢下注、敢出手，把脑袋押在牌桌上的勇气不亚赌场老手。显然，他揣摸出朱元璋要收刀入鞘，不想再当屠夫。自他洪武元年登基起，屠灭功臣名将，杀害勋戚亲贵，铲除膀臂股肱，血洗儒林文士，一直到洪武二十几年，所杀掉的人，据明史专家吴晗统计，当不亚于他打江山时，南征北战所消灭的敌人总数。于是，冒一下险，抛出几句石破天惊的话，让世人对他解学士刮目相看。

上书以后，他等着进锦衣卫，结果平安无事，初战告捷。也许政治这东西，容易上瘾，而且很难戒掉，他本应按朱元璋所说，回吉水闭门读书十年。一直到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仍赖在南京不走，并且介入了为李善长平反的活动中，成为虞部郎中王国用的幕后高参。那封上朱元璋书，就是他的手笔。这一次，行文放肆，锋芒毕露，对朱皇帝将自己的儿女亲家，也以谋反罪处死，竟用了“大谬不然”的指斥语，可见这位个子虽矮胆量却大的解学士，在这场政治轮盘赌中，实际上是在赌运、在赌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