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香港,明远电子总部会议室。
窗外的维多利亚港在冬日阳光下波光粼粼,但会议室里的气氛却有些凝重。长条会议桌两侧坐著明远电子的核心管理层,桌上摊开著一份让所有人皱眉的財务报表。
“王总,娄总,数据都在这里了。”財务总监李伯推了推眼镜,声音低沉,“计算器生產线已经连续三个月亏损。主要原因是日本卡西欧和夏普的新型號价格更低、功能更多,我们的產品竞爭力在下降。”
王恪翻看著报表。明远计算器是1977年推出的產品,曾经风光无限,月销量最高达到五万台。但现在,每个月只能卖出不到一万台,而且利润微薄。
“生產线的折旧呢?”娄晓娥问。
“还有两年折旧完毕。”李伯说,“但按现在的销量,维持生產线运转的成本都收不回来。我的建议是——关停。”
会议室里一阵沉默。那条生產线是明远电子的起家之本,三年来生產了两百多万台计算器,创造了数千万港幣的利润。现在要说关停,每个人心里都不好受。
“关停之后,设备怎么处理?”生產总监张建业问,“生產线还很新,直接报废太可惜了。”
“可以卖给废品回收公司。”李伯说,“大概能收回五十万港幣。”
“五十万?”张建业皱眉,“当初建这条生產线花了五百万!”
“这就是技术进步的速度。”王恪终於开口,“三年前我们是领先者,三年后我们成了追赶者。这是电子產业的规律,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他站起来,走到白板前:“但关停生產线,不是唯一的选项。”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我在想,”王恪缓缓地说,“我们能不能把这条生產线,转让给內地?”
会议室里顿时炸开了锅。
“转让给內地?他们能消化吗?”
“內地现在连半导体收音机都造不好,能造计算器?”
“就算能造,技术转让费怎么算?五十万?一百万?”
“而且……会不会培养竞爭对手?”
王恪等大家安静下来,才继续说:“各位,我仔细研究过內地的电子產业现状。他们有基础——上海无线电十九厂能生產简单的集成电路,北京电子管厂能生產电晶体。他们缺的是整机设计、生產工艺和质量控制。”
他在白板上写下几个关键词:“而我们有成熟的生產线,有完整的技术文档,有丰富的管理经验。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淘汰的资產,但对內地来说,可能是改变命运的契机。”
娄晓娥若有所思:“你是说……技术溢出?”
“对。”王恪眼睛亮了,“这就是技术溢出——先进地区的技术,向落后地区自然流动。香港现在面临產业升级,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產业迟早要转移。与其被动淘汰,不如主动输出。”
张建业还是担心:“王总,我理解您的想法。但技术转让是个复杂的过程,要培训工人,要调整设备,要適应內地的供应链……我们哪有这个精力?”
“不需要我们亲自做。”王恪说,“我们可以把整条生產线打包,包括设备、技术、工艺、管理,一次性转让给內地的一家国营电子厂。他们出钱购买,我们派人指导,三个月交接期。之后,他们自己运营。”
李伯快速计算著:“如果按照残值转让,大概两百万港幣。扣除拆卸、运输、培训成本,能收回一百五十万左右。比当废品卖强,但……”
“但更重要的是战略意义。”王恪接过话头,“第一,我们在內地有了合作伙伴,建立了关係。第二,我们展示了开放合作的姿態,有利於將来进入內地市场。第三,我们帮助了內地的工业发展,这是长远投资。”
娄晓娥点点头:“我支持。不过,选择哪家工厂很重要。要选有基础、有潜力、有改革意愿的。”
“我已经有了初步人选。”王恪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资料,“深圳电子设备厂。这家厂1958年建厂,主要生產收音机、扩音机,有八百多名工人,其中技术员一百多人。厂长叫周卫国,五十二岁,是部队转业干部,做事雷厉风行,去年就提出要搞產品升级。”
他把资料分发下去:“最关键的是,这家厂现在经营困难,產品滯销,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他们急需新项目、新技术来改变局面。”
张建业看著资料,还是不太放心:“这样濒临倒闭的厂,能接得住我们的生產线吗?”
“正因为他们困难,才会珍惜机会。”王恪说,“而且,我们可以设定条件——生產线安装调试成功后付款,前期只收少量定金。这样,我们的风险可控,他们的压力也小。”
会议开了整整一上午。最终,董事会以微弱优势通过了王恪的提案——將明远电子淘汰的计算器生產线,以成本价转让给深圳电子设备厂。
接下来的一周,明远电子成立了专门的“技术转让项目组”,组长是张建业,副组长是陈小虎——王恪特意把这个年轻人从蛇口调回来,让他参与这个重要项目。
“小虎,知道为什么调你回来吗?”在去深圳的车上,王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