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钱院长被约谈。
林清不知道是谁约谈的,也不知道约谈的内容。他只知道,第二天,夕阳红老年公寓门口的横幅换了,变成“让每一位老人享有尊严”。钱院长还是那个钱院长,还是那件深蓝色夹克,还是那种职业化的慈祥,还是那些从手册里抄下来的标准话术。
周红梅被辞退了。没有补偿,没有解释,甚至没有正式的辞退通知。只是有人告诉她,“你明天不用来了”。
她走的那天,苏棠去了公交站。
“她拎着一个编织袋,站在站台等了好久的车。”苏棠回来说,“我问她去哪,她说回老家。我问她以后怎么办,她说不知道。”
“她女儿呢?”
“还在老家读书。她说回去找个工,在镇上超市收银,一个月一千八,够她们祖孙三口吃饭。”
苏棠把那支录音笔放在林清桌上。
“我录了。她说了钱院长让她给老人吃安眠药的事。但她不承认打过针。她说那不是她干的。”
林清把录音文件导出来,备份到硬盘里,和之前的所有证据放在一起。
储物柜里,现在有了陈广福的账簿复印件、张扬的笔记、苏念的日记、王德胜的毒理报告和周红梅的录音。五把锁。每一把锁都代表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一个被压下去的声音,一个没能讨回的公道。
林清关上柜门,锁好。
苏棠靠在墙边。
“林医生,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们也老了,会不会也被送进这种地方?”
林清看着她。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会在那之前把自己解剖了。”
苏棠愣了一秒,然后笑了。那笑容很短暂,像一朵花开了就谢了。然后她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几个字。
林清的手机响了。李队。
“小林,周末有空吗?有个事儿想跟你聊聊,不是案子。”
“什么事?”
“关于你的那个储物柜。有人问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