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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4 章（第1页）

孙丽的举报信是在她死后第三天出现的。不是她写的，是她的同事写的。

一个和她同年入职的女老师，姓王，教英语。她在孙丽出事后的第二天，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一封长信。信里没有写孙丽如何被诬陷、如何被网暴、如何被逼死，她写的是一个老师眼中的孙丽——每天早上七点到校，晚上十点离校，周末在家批改作文，因为学生的一句话“老师你帮我看看这篇作文”而熬夜修改到凌晨两点。她写的是孙丽曾经用自己的工资给班上的贫困生买过冬的棉衣、垫付过学杂费、给生病的学生送过饭。她写的是孙丽教过的学生里，有人考上了清华，有人考上了北大，有人当上了医生、律师、教师，每一个都在毕业后回来看过她。

信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这些活着的老师，每天都在教学生怎么做人。但我们的学生，正在用手机教我们，人是怎么被逼死的。”

这封信被发到了网上，转发量很快超过了十万。评论区有人哭了，有人骂了，有人说“为什么不早站出来”，有人问“那些造谣的学生现在怎么样了”。但没有一个评论能回答一个问题：如果孙丽还活着，那些现在道歉的人，当时会少说一句吗？

李明轩的父母在孙丽死后第三天来了学校。母亲哭得很厉害，一边哭一边说“我儿子不是故意的”，父亲站在旁边，一言不发，脸上的表情像一堵墙。校长对他们说，学校会妥善处理，不会让李明轩退学。校长还说，这件事对李明轩的心理造成了很大影响，学校会安排心理老师给他做辅导。

没有人在意孙丽妈妈的心理影响。

孙丽的母亲是在女儿死后第二天从老家赶来的。她坐了六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了这座她从来没有来过的城市。她不知道女儿住在哪里，不知道女儿在哪所学校教书，不知道女儿是怎么死的。她只知道，她的女儿不接电话了，永远不接了。

苏棠在殡仪馆见到她的。那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满头白发，背微微佝偻，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棉袄。她蹲在殡仪馆的走廊里，抱着女儿的遗像，遗像是孙丽的大学毕业照，扎着马尾辫，笑得很好看。

“苏警官，”她抬起头，眼睛是干的，“我女儿是不是被人害死的？”

苏棠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不能说“是”，因为法律上不是。她不能说“不是”，因为她知道是。

“阿姨，您先别着急，我们正在调查。”

“调查什么？”老太太的声音忽然大了起来，大得走廊里都有了回声，“调查我女儿怎么死的？她不是写了吗？‘清白’。她是被逼死的。她被人说成那种人，她受不了。我女儿从小就要强，被人误会了从来不解释，因为她觉得清者自清。但她这次解释了，她写了‘清白’，她写了，她死了。她为什么死？因为没有人信她。”

老太太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像一根针掉在了地上，听不见了。她把遗像抱得更紧了，额头抵着相框的玻璃，嘴唇在动，但没有声音。

苏棠在走廊里站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