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浩的案子,在司法程序里走得比预期慢得多。
不是证据不足,是阻力太大。金浩在这座城市经营了几十年,认识的人多,关系网密。他的剧场是市里的“文化名片”,他本人是“非遗传承人”“市人大代表”“文化领军人物”。这些头衔像一道道光环,罩在他头上,让人不敢轻易靠近。苏棠提交的那些证词,那些女孩的眼泪和控诉,在一些人眼里,抵不过一纸红头文件。
案件移交到检察院后,检察长找苏棠谈过一次话。那是在一间明亮的办公室里,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间漏进来,在地板上切出一条条平行的光带。检察长姓吴,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说话时声音不高不低,语速不快不慢,每一个字都斟酌过。
“苏棠,这个案子,你办得很认真。但有些情况你可能不了解。”
“什么情况?”
吴检察长摘下老花镜,用眼镜布慢慢擦着镜片。“金浩这个人,不是普通人。他在文化界有很高的地位,和市里的领导关系也不错。如果我们处理不好,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
苏棠看着他的眼睛。“吴检,杨静死了。她不是普通人吗?”
吴检察长擦眼镜的手顿了一下。他把眼镜重新戴上,镜片后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光。那不是回避,是某种更深的、在这个系统里浸泡了几十年之后才会有的无奈。
“我不是说她的命不值钱。我是说,我们做事要有策略。不能莽撞。”
“杨静等了五年,没有等到策略。她死了。”
吴检察长沉默了。他把桌上的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杯盖在杯口上磕了一下,发出一声清脆的响。那响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回荡,像一声叹息。
“你继续查吧。”他最后说,“但要注意方式。”
苏棠知道“注意方式”是什么意思。不要把事闹大,不要牵扯太多人,不要触碰那些不该触碰的线。她点了点头,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很长,她的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一下,两下,三下,像心跳。
金浩的辩护律师姓方,是本市最有名的刑辩律师,据说从来没有输过官司。他的策略很清晰——不否认金浩和杨静之间有“亲密关系”,但否认杀人。
“我的当事人和杨静之间,是自愿的男女关系。杨静身上的伤痕,是他们在亲密过程中意外造成的。至于勒痕,金浩承认那天晚上他和杨静发生了争执,他用手掐了她的脖子,但没有用绳子,更没有故意杀人。杨静的死,是由于争执过程中情绪激动、心脏病突发所致。金浩不应该为她的死亡负全部责任。”
方律师在法庭上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沉稳,逻辑清晰,每一条论点都有“证据”支撑。他拿出一份杨静的体检报告,说她有先天性心脏病,情绪激动可能导致猝死。他拿出一份法医鉴定,说杨静脖子上的勒痕不一定是绳子造成的,也可能是手掐的。他拿出一份金浩的精神鉴定,说他有“边缘型人格障碍”,控制欲强但不是故意杀人。他把每一个证据都掰开、揉碎、重组,像在拼一幅拼图。拼图的每一块都是真的,但拼出来的图案,不是事实。
林清坐在旁听席上,看着方律师那张从容自信的脸。他知道这个人不是在撒谎,他只是在做一个律师该做的事——为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的结果。他没有义务还原真相,没有义务替杨静讨回公道。他的公道,在法律条文的缝隙里,在证据规则的漏洞里,在程序正义的迷宫里。
杨静的父母坐在旁听席的另一边。母亲听不懂这些法律术语,她只知道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男人杀了她的女儿,现在他说他没有杀。她的眼泪流干了,眼睛干涩,眼眶发红。她不哭了,只是坐在那里,两只手攥着膝盖上的布袋子,布袋子里装着杨静的照片。
父亲坐在她旁边,一只手搭在她肩上,没有说话。他看着被告席上的金浩,眼睛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沉的、无法言说的疲惫。他想起女儿小时候的样子,扎着两个小辫子,在院子里追鸡,笑声像银铃。他想起女儿考上大学的那天,她拿着录取通知书跑进家门,脸上全是汗,眼睛亮得像星星。他想起女儿最后一次打电话回来,说“爸,我挺好的,别担心”。她挺好的。她好到死了。
休庭的时候,苏棠在走廊里碰到了方律师。方律师看到苏棠,停下脚步,朝她点了点头。
“苏警官,辛苦了。”
“方律师,也辛苦了。”
方律师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没有得意,也没有愧疚,只是一种职业性的、完成任务之后的松弛。“这个案子,不好办。”
“你觉得金浩有罪吗?”
方律师没有立刻回答。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夹在指间,没有点。“我的工作是辩护,不是审判。他有罪无罪,由法官说了算。”
“那你个人怎么想?”
方律师把那根烟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苏警官,我做律师二十年,见过很多案子。有的让我自豪,有的让我睡不着觉。这个案子……”他没有说下去,把那根烟塞回烟盒里,说了句“先走了”,转身消失在走廊尽头。
苏棠看着他的背影,想起于海从阳台上跳下去之前的那两分钟。那两分钟里他在想什么?方律师在那些睡不着的夜晚在想什么?金浩在勒住杨静脖子的那一刻在想什么?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但有些事,是黑的。杨静的死,是黑的。金浩的罪,也是黑的。不管他用多少光环来遮掩,不管律师用多少技巧来辩护,不管鉴定报告用多少术语来粉饰。黑就是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