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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兴名臣到卖国贼01（第2页）

曾国藩面对太平军强大的兵力及其所占有的优势，认为必须逐步推进，步步为营，而不能急于冒进。他首先着眼于两湖地区，与太平军展开了拼死的战斗。战斗最早于咸丰四年（1854）三月上、中旬在岳州府周围进行，老湘营王錱兵败退守岳州，又缒城逃跑，大部分被歼，太平军乘胜进占湘潭，钳制长沙。曾国藩以湘军主力力争湘潭，并自率水师攻打长沙北之靖港，结果湘军水勇溃败，战船三分之一被焚毁和为太平军所获。曾国藩羞愤交加，投水自杀，被随从救出。湘潭方面双方激战7日，太平军伤亡重大，被迫退出，长沙外围缓解。曾国藩利用3个月时间休整，于六月中重新出动，七月初一日夺回岳州府城。

这年八月，曾国藩督率湘军水陆师分三路进攻武汉。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攻陷武昌、汉阳，太平军停泊汉水的千余艘船只拟冲至长江，被截毁殆尽，湘军水陆东下，进攻江西。十月十三日（12月2日），湘军水师在彭玉麟、杨载福带领下又攻断湖北田家镇至半壁山的拦江铁链，焚毁太平军船只4500余艘。湘军大为得势。

然而，风云突变，这年十二月太平天国派石达开率军在江西湖口、九江焚湘军水师船只。特别是十二月二十五日（1855年2月11日）在九江夜袭湘军水师，焚战船多艘，获曾国藩座船，尽得其文卷册牍，曾国藩走投无路，再次投水寻死，被人救起送罗泽南营中。紧接着咸丰五年春，太平军第四次攻占汉阳，并第三次攻克武昌城，曾国藩率部龟缩南昌城内不敢出来。下半年十一月石达开回师江西，在短短3个月里，赣中、赣北尽为太平军所得。

到咸丰六年上半年，曾国藩率湘军东征与太平军进行了将近3年的争夺战，彼此各有胜负，但总的形势对湘军是不利的，不仅长江中游三大据点都在太平军手里，而且太平军还控制了从武昌到镇江之间所有沿岸的城镇；安徽、江西、湖北东部以及江苏部分地区也都为太平天国所有。

然而不久，“天京事变”爆发，形势急转直下。曾国藩带领湘军趁机反攻。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56年12月19日），湖北湘军胡林翼、杨载福等攻陷武昌。咸丰七年九月初九日（1857年10月26日），湘军攻陷湖口，被阻隔3年之湘军水师彭玉麟部与杨载福部在外江会合。

在此期间，自咸丰七年二月到八年六月的一年四个月时间里，曾国藩因丁父忧回原籍守制。他与清廷的矛盾，也通过三四年来战事的进展而有所增长。以咸丰帝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对于曾国藩本来就怀有疑虑，始终都仅赐给他空头衔而不予以实权，使他感到处处都有阻力。他曾向咸丰帝提出至少授给他以巡抚职务以便于办理军务，调动粮饷等，但没有获得同意，而让他继续“在籍守制”。到咸丰八年元月，由于胡林翼、骆秉章先后奏请他统兵援浙，他才再度出山。

经过几年来与地方官吏和清廷的交涉折冲，又经过一年多来在原籍守制期间的反思，再度出山的曾国藩变得老练圆滑了。此后的曾国藩与清廷及与地方官吏的关系渐趋于合拍，他的职权地位也随着形势变化发展而不断有所提高。

太平天国的实力由于领导集团的内讧而大为削弱，使总的形势大有利于清廷，但就湘军与太平军的较量来看，在咸丰八年至十年的两三年间则仍有起伏。咸丰八年四月，湘军李续宾等会同水师杨岳斌（即杨载福）、彭玉麟联合攻下九江，太平军一万七千余人死难，长江中游第二据点又为湘军所得。但同年十月，三河镇之战，李续宾所部湘军精锐6000为陈玉成、李秀成联军全歼，湘军悍将李续宾等被击毙，给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打击之大，不亚于咸丰四年冬湖口、九江曾国藩座船被俘获之役，“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部太平军拟行入川，骆秉章与胡林翼计议，通过湖广总督官文奏请清廷派曾国藩入川布置，以确保湖北饷源，而乘机为曾谋得川督。咸丰帝虽下令调派曾国藩率军入川，却无意授他以四川地方实权，因而胡林翼等又合计将曾国藩留驻湖北，共谋进军安徽。此后曾国藩便以攻取安庆作为湘军的战略重点和当务之急，把安庆之战看作是“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来考虑。

曾国藩进攻安庆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他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实行力取上游，逐渐及于下游，也就是先取安徽，再及于江、浙的方针，始终坚定不移。即使是咸丰十年春夏之间江南大营再次解围，和春、张国樑兵败身死，苏常危急，咸丰帝一再催促曾国藩率湘军东下支援，他都拒不从命，安然不动。咸丰帝万不得已，只好赐曾国藩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并连下谕旨，令他撤安庆之围，驰援苏常。他也还是奏称“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坚持原来的观点。最后清廷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见。由于坚持先打安庆再及江南的战略方针，在此后安庆攻陷后，湘军在围攻天京上拥有更加有利的形势。

但是，太平天国晚期洪秀全重用洪仁玕，辅以陈玉成、李秀成二人的善于带兵和富于实战经验，使曾国藩的战略意图不可能轻易实现，而且经常陷于困境。咸丰十年夏至十一年初夏，曾国藩坐镇祁门近1年，调兵遣将与太平军争夺皖南。在十年十月和十一年四月，曾国藩就曾先后两次因太平军李秀成和李世贤分别率部逼近而惊慌万状，两次都写了遗嘱安排后事，只是因为太平军没有进一步进攻而使之度过了危机。事后他还心有余悸，再不敢身临前线指挥作战了。

安庆经过长期的围困，于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61年9月15日）终于被湘军曾国荃等部攻陷。在曾国藩支持下，曾国荃纵兵杀掠，乘机大发横财。

安庆的失陷，使天京失去重要的屏障。太平军从此居于守势，湘军与太平军的主要战场也由安徽转移到江苏。

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死于热河避暑山庄。这年十月，慈禧太后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与恭亲王奕?发动了“辛酉政变”，夺取了政权。为了尽快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慈禧太后任命曾国藩管辖苏、赣、皖、浙四省军事，自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皆归节制；同治元年（1862）更加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官衔。这时曾国藩渴望多年的宿愿得以实现，军、政、财大权一手在握，积极性也大为提高，从而加紧对苏南、浙江进兵，为最终攻取天京作好布防。在他的支持下，曾国荃部湘军包揽了对天京的围攻。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天京沦陷，曾国荃部抢得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头功，并纵兵对天京大肆掳掠烧杀。清廷论功行赏，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衔，赐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赏加太子少保衔，赐一等伯爵，其余湘军将领也都赏赐有加。

在慈禧太后把持下的清廷，对曾国藩虽然委以重任并给予实权，但实际上还是很不放心的。特别是在曾国荃进兵雨花台以后，湘军自数万增至十余万人，曾氏兄弟手握重兵，对清廷不能不是一大威胁，因而清廷对曾国藩的态度便有所改变，不像以前那样支持了。曾国藩凭其多年的政治经验，意识到要保存性命，只有退让。于是在攻陷天京后便主动提出裁撤湘军和为曾国荃代请回籍养病，以消除清廷的疑虑。具体办法是裁撤他所直接统率的湘军主力二万五千名，但保留后建的淮军以“御寇”；曾国荃辞去浙江巡抚的职务。对于曾国藩的自释兵权和曾国荃引疾自请开缺，清廷很快便予以批准。

3、办理洋务以图自强

举办洋务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实权人物被迫学习西方科技以巩固其政权的活动，曾国藩是其中主要的倡导者。在当时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为了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等，洋务活动必然首先是从兴办军事工业开始。因此在咸丰十年提出借洋兵“助剿”和委洋商运米粮问题时，曾国藩就表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以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咸丰十一年，他就在安庆军营里设内军械所，召募科技人士开始制造洋枪洋炮。第二年，“试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在徐寿、华蘅芳等中国科技人员努力下造成第一艘木质轮船“黄鹄”号，他计划“以次放大续造多只”。为此，同治二年冬，他派遣早期留美学生容闳到美国购置机器，进行扩充。两年后机器运到，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总局，“始以攻剿方殷，专造枪炮，亦因经费支绌，难兴船工”。至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奏留海关洋税二成，以其中一成充作造船费用，至第二年建造成一艘较“黄鹄”号大五六倍的木壳轮船，取名“恬吉”，时速也较前大有进步。此后，直到曾国藩去世前，江南制造总局又陆续推出“操江”、“测海”、“威靖”三艘轮船，体积、吃水马力与载重，一艘超过一艘。同治十二年又制造成一艘“海安”轮，马力达1800匹，载重达2800吨。“在外国为二等，在国内为巨擘。”但是曾国藩死后，制造局全由李鸿章管辖，改变了以自制轮船的方针为以买船为主，致使江南制造局在培养本国技术力量和技术设备上的发展受到相当的影响。

除了制枪炮、造船，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还设置了翻译机构，“另立学馆，以习翻译”。他对于主持编辑翻译的徐寿大加赞许，认为“此举较办制造局为尤要”，强调“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只有通过翻译，才能“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并聘请英、美传教士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等人专事翻译制造的科技书籍多种。此外，他还接受容闳的建议，在江南制造局兵工厂旁建立了一所兵工学校，以培养机械制造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

曾国藩还接受容闳的建议与李鸿章联名奏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1871年8月18日），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李鸿章联衔会奏，委派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选带聪颖子弟赴美国肄习自然科学技术，具体办法为：“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去外国肄习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国。”120名青少年后来虽因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破坏，未能按预定15年的期限学完，而于光绪七年（1881）便全部提前撤回，但通过这6到9年的学习，还是培养出一批中国近代早期的外交、海军、航运、电报、路矿、教育等方面的新式人才，其中包括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等优秀科技工程人员，并且对以后中国派遣留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曾国藩办理“洋务”的时间不长，所办的洋务内容比起李鸿章、左宗棠和后起的张之洞等，要少得多。但是他起了创始者与带头人的作用，在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