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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漂泊的人（第2页）

1741年，约翰·汉密尔顿以及另外三个格拉斯哥贵族——阿奇博尔德·英格拉姆（Argram）、约翰·格拉斯福德（JohnGlassford）、詹姆斯·戴克曼（JamesDe）与阿兰合伙在格拉斯哥开办了一家生产可用来制作蕾丝花边的亚麻织带的工厂。汉密尔顿的这几个合伙人都是格拉斯哥商界的名流，他们终日乘坐奢华的马车招摇过市，苏格兰的城市与乡间遍布他们的房产，克莱德河上挤满了属于他们的远洋货船。在那个阶段，每当詹姆斯·汉密尔顿陷入经济困境的时候，总是这些富商巨贾一次又一次地将他解救出来。

根据詹姆斯·汉密尔顿在1737年与理查德·阿兰签订的契约，在此后的四年学徒期中，从法律上讲，詹姆斯“既是理查德的学徒，又是他的仆人”。[20]为了能够签订这个合同，约翰·汉密尔顿向理查德支付了45英镑，这样，詹姆斯·汉密尔顿就可以被引荐进入纺织业了。根据这个合同，詹姆斯·汉密尔顿可以获得由理查德免费提供的食宿和服装，但是却因此丧失了固定的假期和周末的休息时间。约翰·汉密尔顿一定以为，他这么做可以帮助自己这个未经世事的弟弟从事一份有前途的职业。亚麻工业在那个时代确实是一个利润丰厚的行业，然而，在其起步阶段，它却是一桩令人绝望的烧钱买卖。所以，当他的学徒契约到期之后，詹姆斯·汉密尔顿决定到西印度群岛去碰碰运气。

在那个时代，有许多欧洲的贵族青年聚集在西印度群岛，他们都幻想着能够通过开办甘蔗种植园或者做商人而一夜暴富，然后他们就可以满载而归，荣归故里，买房置地，在大肆挥霍中度过余生。在格拉斯哥的乡下，就遍布着许多在这场赌博中交好运的家伙的豪宅。整船整船的西印度群岛蔗糖被运到格拉斯哥的蒸馏厂用作酿造白兰地的原料。除了参与蔗糖贸易，勤劳的苏格兰人还开设了许多商店，为西印度群岛的那些种植园提供必要的物资，同时也替这些种植园推销他们的产品。一位历史学家赞叹道：“在这些商店的货架上摆满了欧洲和美洲的各种商品，五金器具、布料、服装、鞋帽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商品。”[21]在加勒比海诸岛中，同格拉斯哥联系最紧密的，莫过于圣基茨岛。这个岛上有超过一半的原始土地的所有权证被发放给了来自苏格兰的移民。

作为一个苏格兰领主的儿子，詹姆斯·汉密尔顿初到圣基茨岛的时候一定因为其家庭背景而引人注目，不过，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在商业上的成功而让自己的声名更进一步。在西印度群岛，一个没有多少资金的人想通过从事蔗糖贸易或者为当地种植园提供日常用品的买卖而发财简直是天方夜谭。种植园主们通常要求贸易商人先付钱买下他们生产的蔗糖，而不会考虑这些蔗糖能否被安全运到欧洲或是能否被如数卖出去这样的问题。这种模式意味着贸易经销商需要承担巨大的商业风险，并且还要支付相应的关税。一个极小的计算上的疏忽或者一笔延迟交付的货款都会导致经销商面临灭顶之灾。詹姆斯·汉密尔顿显然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他很快就在蔗糖贸易上赔了本，不得不一次次地依靠他哥哥和哥哥在格拉斯哥的那些朋友来摆脱困境。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后来颇为圆滑地为自己的父亲开脱道：“在他刚来圣基茨岛的时候，他是具备了一个商人应有的能力的，只是他过于慷慨和宽容，以至于最终陷入了穷困境地。”[22]显然，在谈到自己这位一事无成的父亲时，汉密尔顿更多的是原谅与同情，而非轻蔑的嘲讽，“他确实过于自大与懒惰，但是他的人品无可挑剔，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绅士”。[23]汉密尔顿从他的父亲身上继承了自大与傲慢（当然没有继承他父亲的懒惰），而他后来所体现出的天才般的工作能力，实际上也是他对自己父亲的无声评价。

詹姆斯·汉密尔顿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大哥约翰其实悄悄地扮演着自己担保人的角色，因为约翰总是劝告詹姆斯的债主隐藏自己的这一身份。在1749年约翰·汉密尔顿写的一封信中，他提醒弟弟的债权人说：“我的弟弟并不知道我在为他担保。”[24]从约翰·汉密尔顿写给别人的信中，人们发现詹姆斯·汉密尔顿和自己家族的关系并不密切，甚至可以说很疏远。约翰在一封写给自己生意上的伙伴的信中写道：“母亲最后一次收到詹姆斯的信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在那封信里，詹姆斯提到他欠了一些债务，不过那些债务还没有到期……”[25]或许是为自己总是把事情搞糟而感到难为情，詹姆斯看起来并没有向自己的家人讲太多自己生意上遇到的麻烦。

一份1748年7月15日圣基茨岛议会的会议记录表明，詹姆斯·汉密尔顿的生意在蕾切尔·福塞特·拉维恩进入他的生活之前，便已经彻底完蛋了。在那次会议上，詹姆斯·汉密尔顿宣誓担任圣基茨岛首府巴斯特尔港的巡夜人或者司磅员（由于原始档案已经被虫蛀，我们无法确知詹姆斯究竟是巡夜人还是司磅员）。[26]如果说詹姆斯·汉密尔顿此前在西印度群岛的困境还只不过是暂时遇到的挫折的话，那么在他接受这一任命后，算是彻底陷进了这个热带群岛。许多来西印度群岛淘金的欧洲青年都没有打算在此地久留，这些人通常都会找个黑人或是黑白混血的情妇排遣寂寞，而等到安全地回到祖国后，才会考虑娶个正经的老婆。詹姆斯·汉密尔顿生意上的彻底失败，使他荣归故里的梦想成了泡影，而这场失败却在冥冥中导致他在这里与一位失意的欧洲女人发生了一段浪漫的感情，从而让他再也不会回到苏格兰了。

当蕾切尔和詹姆斯·汉密尔顿在18世纪50年代早期于圣基茨岛相遇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生活轨迹倒颇有些相似。他们都因为早些年所遭遇到的挫折而备受创伤；他们都经历了个人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他们都深陷财务泥潭，苦苦挣扎；他们都被排斥于英属西印度群岛等级森严的上层社会之外，因此都有着强烈的动机在当地为数不多的白人劳工阶层中找一个伴侣。蕾切尔和詹姆斯二人的通奸不可避免地让他们的儿子对于阶级和社会地位异常敏感，他会痛苦地发现，等级制度统治着这个世界。

离婚在18世纪的时候还是一桩新鲜事。想要在英国属地成功完成离婚手续是一件耗费甚巨、旷日持久的麻烦事。这使得詹姆斯和蕾切尔无法让他们的关系合法化。对于这种尴尬局面，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有时候干脆就假装他的父母是合法夫妻。在提到蕾切尔从圣·克罗伊岛逃走这件往事的时候，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说：“在那之后，我母亲搬到了圣基茨岛，在那里她和我父亲相遇，而他们的婚姻，使他们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一直住在一起并且生了几个孩子。”[27]蕾切尔和詹姆斯之间的关系大概持续了将近15年，在不知情的人看来，这确实像是一段婚姻。因此，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看来，他的私生子地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所导致的法律后果，而不是一对放纵的男女一时疏忽所结出的苦果。而他的父母，尽管仅仅只是同居关系，也如那些合法夫妻般，共享汉密尔顿这个姓了。汉密尔顿家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小詹姆斯·汉密尔顿（JamesHamiltonJr。），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出生两年后也来到了这个世界。如果按照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说的，他的父母生了“几个”孩子，那么或许他还有一些兄弟姐妹曾经出生，只是在孩提时代就夭折了。

詹姆斯和蕾切尔·汉密尔顿的人品和能力在他们的后人笔下有了一些夸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儿子约翰将蕾切尔描绘成一个“有着过人的才智，高尚的情操，美丽的容貌和迷人的气质的女人”。[28]而他本人的天赋都来自于他那完美的祖母。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孙子阿兰·麦克雷恩·汉密尔顿（Allaon）的描述中，他的曾祖父是一个爱空想的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父亲确实在商海中一事无成，但是在很多方面，他是一个伟大的梦想家和好学生，对他来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和成功就是与自己美丽而聪慧的妻子生活在一起，而她在各个方面都比詹姆斯要强很多”。[29]

汉密尔顿家的后代所描述的这样一幅幅其乐融融的画面是基于可靠的口述历史呢，还是仅仅是一种家庭“公共关系”的策略？可惜，没有档案能够给出答案。在我们脑海中所留下的印象是，汉密尔顿过人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是来自于他的母亲而不是那个散漫、懒惰的父亲。然而另一方面，父亲的苏格兰贵族血统让他梦想着自己并不是一个生下来就注定永远低贱的西印度群岛私生子，而是一个隐姓埋名的贵族，正等待着可以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在一个大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机会。

没有哪个问题能够像“汉密尔顿究竟在哪一年出生”一样困扰传记作家们了。长期以来，历史学家认为他出生于1757年，这也是汉密尔顿和他的家人自己的说法。然而，汉密尔顿在西印度群岛生活的时代所留下的记录却是证明他实际出生于1755年的强有力的证据。于是，不少当代历史学家选择用1755年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1766年，汉密尔顿在一份法律文件上以证人的身份签名，一个9岁的男孩是不大可能有这样的资格的。1768年，圣·克罗伊斯的一个遗嘱法庭的记录显示他当时13岁——这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因为它并非依赖于汉密尔顿本人在法庭的证词，而是来自他的叔叔。当汉密尔顿在1771年于一份圣·克罗伊斯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诗歌的时候，这位踌躇满志的游吟诗人写信告诉编辑“先生，我是一个将满17岁的小伙子”（这是一种未成年人的表达方式，以说明他实际上是16岁），这也将汉密尔顿的出生年份指向了1755年。不过在汉密尔顿来到北美后，大量的证据确实声称他出生于1757年，然而为了和当代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保持一致，我们将汉密尔顿的生日定在1755年1月11日。

蕾切尔从她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座位于尼维斯首都查尔斯顿主街边的临水房产。有传说汉密尔顿就是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孩提岁月。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么他从小就一定能够看到房子左手边那繁忙的码头和宽广的海面上那来来往往的货船，他也一定看到过房子右手边那崎岖的丘陵和岛上暗棕色的山脉。对一个生活在乔治二世统治时代的英属群岛上的人来说，生来便是英国臣民的汉密尔顿有充足而正当的理由去做一个铁杆保皇派。他瘦削矮小，生得一张典型的苏格兰面孔，长着一头浓密的红棕色头发和一双闪闪发光的蓝紫色眼睛。一位西印度群岛教师回忆说，汉密尔顿小时候是一个好学但却“敏感、脆弱”的少年，根本没法预料到他的能量会全部在北美释放了出来，成就了一番作为。[30]和西印度群岛的其他人一样，汉密尔顿小时候和黑人有着大量的接触。在这个以肤色和身份来划分阶层的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即便是贫穷的白人也拥有可供出租赚取一些额外收入的奴隶。就在汉密尔顿出生一年后的1756年，此时已居住在荷属圣尤斯特歇斯岛的玛丽·福塞特写下了自己的最后一份遗嘱，将自己的三个奴隶“丽贝卡、弗洛拉和以斯帖”留给了自己的女儿蕾切尔。[31]

汉密尔顿可能没有在尼维斯岛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他的私生子身份显然妨碍了他进入英国国家教育系统的学校。然而，他或许接受过私人的辅导。他的儿子回忆道：“当父亲提到自己早年的经历时，他微笑地提到他曾在一个犹太女教师开的学校里接受过教育，能用希伯来语背诵十诫。那时他长得十分瘦小以至于被安置在教师身边的一个桌子上站着听课。”[32]这段插曲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两个现象：在加勒比诸海岛，老年妇女经常担负着教育儿童的工作；尼维斯岛的西班牙犹太人群体颇为兴盛。后者大多是为了逃避巴西的迫害和蔗糖贸易而搬到这里的。到了18世纪20年代，四分之一的查尔斯顿白人人口是犹太人，他们在那里修建了一座犹太教堂、一所学校和一座至今仍然完好保存的公墓。汉密尔顿的那位身为法国胡格诺教徒的母亲或许也是他的启蒙教师，因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富兰克林、亚当斯、杰斐逊以及其他美国外交家相比，汉密尔顿不需要像他们那样为了掌握巴黎人的口音而绞尽脑汁。

或许是因为在童年时代与犹太人的接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汉密尔顿终其一生都对犹太人保持着尊敬。后来，他曾在一页纸上写下这样的话：“犹太人的发展历程……从一开始至今，都一直同人类的主流历史没有关系。我们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原因呢？换句话说，这是某种伟大而幸运的计划的结果吗？”[33]在这之后又过了些年，在一场当时引起轰动的法律诉讼中，汉密尔顿发表了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说来驳斥对方律师的论调：“为什么要拒绝采信一个犹太人的证言？蔑视他们的证词，你便是在摧毁耶稣基督的宗教……不正是犹太人见证了耶稣基督那纯洁而神圣、快乐而天选的信仰吗？不正是这些犹太人皈依了那伟大的信仰吗？”[34]

对于一个像汉密尔顿这样有着丰富想象力的男孩，尼维斯岛的短暂经历一定给了他丰富的素材。在这个地方他目睹了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这些欧洲列强在海上无休止的冲突，也遭遇了蜂拥而来的贪得无厌的海盗和武装私掠船。海事法庭就坐落在尼维斯岛。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海盗们戴着手铐脚镣，被拖到这里接受审判，然后被遣到克鲁兹湾送上绞刑架。在那个时代，尽管确有一些海盗是没有什么背景的普通匪徒，但是大多数的海盗背后都有那些互相交战的欧洲列强们的支持。这或许让汉密尔顿懂得，外国强权才是一个国家主权最大的威胁。

每隔一段时间，岛上都会有一些亡命之徒登陆决斗，他们或者用手枪互射，或者干脆直接拔刀互斩，这对任何一个男孩来说都是相当恐怖的场面。家族械斗在西印度群岛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在这个种植园社会中，凌驾于个人荣耀与尊严之上的封建秩序依然处于统治地位。因此，决斗便在那些幻想自己是贵族的白人青年中流行了起来。就像在美国南方一样，下意识地，奴隶主把这种过度浪漫的荣誉感当作了一种显示他们个人荣誉感的途径，对他们来说，这种浪漫主义情怀既可以用来派遣压抑于内心的负罪感又是可以掩盖他们所从事的野蛮行当的遮羞布。

在一场谋杀案审判中，巴伯特被指控在米尔斯把自己的手枪拔出枪套之前就开枪放倒了米尔斯。这场诉讼的关键证人是威廉·汉密尔顿医生（Dr。WilliamHamilton，他很可能是詹姆斯·汉密尔顿的亲戚），这位证人作证说米尔斯被射中的部位是身体的侧面，因此，他一定是中了埋伏。这场审判中的一些元素几乎恐怖地预言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小亚伦·伯尔之间的那次致命的冲突。巴伯特这个有着良好教养但却负债累累的人，对于那种认为是他谋杀了受欢迎的米尔斯先生的舆论不屑一顾，他宣称自己是“根据男人们的荣誉感，用公平的方式杀死了米尔斯”。[36]巴伯特强调说，米尔斯也用手枪对准了他，尽管最终饮弹而亡的人是米尔斯。就像发生在伯尔身上的事一样，当地人作证说巴伯特在决斗前数周就开始不绅士地进行射击练习了。最终，巴伯特被宣告有罪并被送上了绞刑架。汉密尔顿出生在这桩命案发生的三年之后，对于像他这样的尼维斯小孩来说，曾经一定熟知这段血腥故事的每一个细节。

就像其他充斥着黑奴的、出产蔗糖的岛屿一样，暴力事件在尼维斯岛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岛上的八千名黑人奴隶在人数上较区区一千名白人占有绝对优势。“这种不平衡”，按照一位访问者的说法，“使得岛上的白人无论老幼，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严格管理的军事组织中。”[37]查尔斯顿是一个有着狭长而曲折的街道和一排排木头房子的紧凑的小镇。汉密尔顿应该经常会路过位于“市场商店”和“十字路口”这两处地方的奴隶拍卖场，也一定时常目睹在这些公共广场上发生的野蛮的鞭刑。加勒比的蔗糖种植园经济是一种独特的野蛮经济体系，与它相比，北美南方的那些烟草和棉花种植园就显得文明多了。在西印度群岛，这些在无情的热带阳光暴晒中劳作的奴隶的死亡率居高不下，达到了令人咋舌的数字：在到达种植园五年内，奴隶的死亡率是五分之三！因此，奴隶主需要经常用新的牺牲品来补充种植园的劳动力。一位名叫爱德华·哈金斯（EdwardHuggins）的种植园主曾经创下这样骇人听闻的纪录：在执行鞭刑的时候，他的男性奴隶一次就要挨365鞭，而女奴要挨292鞭。当地的一个陪审团却显然没有把这种虐待当作什么大事，他们轻松地宣布哈金斯的暴行是无罪的。一位仪态端庄的英国女士在访问圣基茨岛时也目睹了这样的场景：一群赤身**的男女奴隶被监工们在满是尘土的街道上拖着走，他们不断被鞭子抽打着，仿佛是在让他们牢记，自己是卑贱的奴隶。这位被眼前的暴行吓得花容失色的女士写道：“每10个黑人身后就有一个监工，他手中拿着两根鞭子，一根长，一根短，你随时都能看到监工挥舞着其中一根鞭子抽向那些黑人。”[38]另一位英国访客写道：“如果一个白人杀了一名黑人，他不会因此而偿命……如果一个黑人攻击了一个白人，他将被判决斩掉一只手；如果他让一个白人流血了，那么他就死定了。”[39]汉密尔顿在尼维斯岛的经历让他见识了足够多的恐怖场景，这无疑让他的人生观变得比较灰暗，也让他的所有作品都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悲观主义色彩。

如果蕾切尔认为约翰·迈克尔·拉维恩对自己的报复欲，在克里斯蒂安斯特德的时候就已经得到完全满足的话，那么在1759年的时候，她便彻底打消了这一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蕾切尔逃离圣·克罗伊岛的九年后，拉维恩向她发出了最后一击。由于债务的压力，拉维恩被迫将他的种植园转让给了两位犹太放债人，然后靠充当种植园监工以及出租自己名下的几个奴隶来维持生计。在这期间，他和一个靠洗衣来贴补家用的女人住在了一起。或许是为了能够和这个女人结婚，1759年2月26日，拉维恩突然申请了一张官方的与蕾切尔的离婚传票。

在一份充斥着愤怒的指控文件中，拉维恩将蕾切尔诬蔑为一个不贞洁的**。由于蕾切尔即使被拉维恩投入监狱也依然没有回心转意，拉维恩在他的那份离婚令中宣称，蕾切尔“有整整九年没有和拉维恩共同生活，相反，她跑到了别的地方，还和别人生了几个私生子，她的这种行为使得拉维恩有充足的理由将她休掉”。[41]拉维恩痛心地提到，他自己“竭尽所能，含辛茹苦地拉扯着蕾切尔留下的合法儿子”，然而蕾切尔却“完全忘记了她的责任，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抛在身后，自甘堕落成为一个人尽可夫的**。这些事情已经是众所周知了，即便是蕾切尔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也会因此而憎恨她”。[42]在恶毒的控诉完了之后，拉维恩提出蕾切尔应当被剥夺与他的财产有关的一切权利。他警告说，如果他比蕾切尔死得早，那么“这个寡妇就有可能要求占有他的房产，而在她取得这些本不属于她的财产之后，他和蕾切尔所生的孩子一分钱也不可能得到，她会把这些财产全部用在她生的那几个野种身上”。[43]“野种”，这就是拉维恩来形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他的兄弟的词语。拉维恩显然决心把自己的财产全部留给自己唯一的合法儿子，13岁的彼得。

考虑到这段令人心碎的经历，蕾切尔或许从未想过自己能够再回到圣·克罗伊岛，然而，一系列的事件让事情起了变化。在18世纪60年代早期，拉维恩搬到了离克里斯蒂安斯特德很远的弗莱德里克斯泰德（Frederiksted）去炒房地产，而在大约1764年，彼得也搬到了南卡罗来纳。于是，当詹姆斯·汉密尔顿在1765年4月接到了一份去克里斯蒂安斯特德公干的委任书后，他就可以带上蕾切尔和他们的两个儿子陪他一起去而不需要担心会和拉维恩发生可怕的冲突。詹姆斯·汉密尔顿依然仰仗着他哥哥在格拉斯哥的那些朋友们。他在圣基茨岛的一位名叫阿奇博尔德·英格拉姆（Argram）的人那里担任首席办事员，而这位英格拉姆先生是格拉斯哥的那位有名“烟草大王”的儿子。英格拉姆让詹姆斯·汉密尔顿到一个叫亚历山大·莫伊尔（AlexanderMoir）的人那里去讨债。这个人在欠了英格拉姆家一大笔钱后跑回了欧洲，并且拒绝承认对英格拉姆家负有债务。由此而发生的法律诉讼一直纠缠到了1766年1月。与此同时，蕾切尔和她的两个孩子也在克里斯蒂安斯特德住了下来。于是，蕾切尔再次回到了这个曾经带给她屈辱的地方，而她住的地方，离那曾经关押过她的要塞仅隔几个街区，而自打那以后，她便永远地失去了被称为“汉密尔顿夫人”的资格（在圣·克罗伊斯的纳税人名册上，她的姓有时被写作福赛特，有时又被写成拉维恩）。在被剥夺了一切可以用来证明他们的合法性的依据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小詹姆斯·汉密尔顿第一次惊讶地发现，自己是一个“自然人”，而自己的母亲曾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

作为一个曾带着耻辱逃离圣·克罗伊岛的女人，蕾切尔在重新回到这个伤心之地的时候却显得很愉快。当她在克里斯蒂安斯特德的街头散步的时候，她总会身着红色或白色的裙子，头戴一顶黑丝太阳帽来遮住她的面庞。这个“俊俏”而自信的女人看起来迫切地希望能够为自己辩白，让所有的批评者都闭嘴。在这个岛上，她成功地代替詹姆斯，担当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在1765年8月1日，她那个有钱的姐夫——詹姆斯·莱顿便为她买了六把带着皮垫的胡桃木椅子，并且还答应替她付房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后来承认，莱顿的馈赠是他们家不可或缺的生活来源。按照他的说法，他父亲的离家出走让他们家“被迫依靠母亲的那些亲戚的慷慨过活，好在那个时候，有几位亲戚还算富裕”。[45]

蕾切尔本来是盘算着在圣·克罗伊岛生活能够得到姐姐家的帮助才搬到这里来的，没想到随后，莱顿一家接二连三地遭遇到各种麻烦，以至于她的愿望彻底落空了。作为一户富有的种植园主家庭，莱顿家在他们的庄园里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他们有一栋用石头建成的，装饰着锃亮的木地板、精致的百叶窗帘和奢华的吊灯，带着阁楼的“豪宅”，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像当时其他的甘蔗种植园一样，莱顿家的种植园也是一个微缩了的世界，这里有奴隶住区，有蔗糖工场，还有提炼糖浆和红糖的沸腾室。然而，莱顿家的孩子却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周围的其他人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如同被诅咒般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麻烦。在蕾切尔来到圣·克罗伊岛的几年前，莱顿家的二儿子小詹姆斯·莱顿（JamesLytton，Jr。）和一个叫罗伯特·霍勒迪（RobertHolliday）的人合伙做生意。这次商业投机输得一败涂地，以致在1764年夏天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破了产的小詹姆斯·莱顿带着他的妻子连同22个被他偷出来的奴隶，爬上一条船逃往了卡罗来纳。而那个反应迟钝的霍勒迪却被逮了起来，在牢里蹲了将近两年。在这桩丑闻的打击下，莱顿夫妇卖掉了庄园，于1765年年底搬回了尼维斯岛。而偏偏就在几个月前，蕾切尔却带着她的两个儿子从尼维斯岛搬到了圣·克罗伊斯。在这之后不到一年，蕾切尔的姐姐安·莱顿就去世了，于是，蕾切尔便成了福塞特家唯一一个还活着的人。

圣·克罗伊岛和尼维斯岛一样，是一个完全建立在奴隶劳动之上的岛屿。一份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圣·克罗伊岛，每12个黑人养活1个白人。毫无疑问，“奴隶是这里每一个公民的衣食与财富之源”。[47]当地随后的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公司街共有59栋房子，住着187个白人以及427个挤在令人窒息的小房子里的黑人奴隶。由于蕾切尔家周围住着许多被释放的奴隶和黑白混血人，汉密尔顿从小便生活在一个多种族杂居的环境中。由于母亲已经去世，蕾切尔得以继承了她留下来的五个成年女奴，这样她就可以通过出租这些女奴来补贴一些家用。这些奴隶又生了四个小孩，蕾切尔将他们中的两个分别分配给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小詹姆斯·汉密尔顿。照顾亚历山大的那个孩子名叫阿贾克斯（Ajax）。由于这层关系，汉密尔顿得以从小就认识了奴隶身上的人性，而这给汉密尔顿的思想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后来他便成了美国国父中比较早地认识到奴隶制的丑恶而坚定地主张废奴的人之一。

圣·克罗伊岛到处都是别致的圆锥形磨坊，这些磨坊由风力或骡子驱动，一束束甘蔗在巨大的磨盘下被碾得粉碎。在收获的季节，岛上各处沸腾室的炉火发出的微弱光亮一眨一眨地点缀着全岛。翠绿色的山丘覆盖着环绕克里斯蒂安斯特德的海岸线，其间经常会有一些豁口，通常便是一个个隐蔽的港湾或山坳。描绘这里的图片通常只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主题：一次高明的对要塞和堆满了大量等待出口的蔗糖的码头的武装突袭行动，或者是以头顶大堆货物的女奴为主角的祥和景象。尽管家政奴隶通常都穿着衬衫与裙子，但是数百名黑奴赤身**地在冒着热气的甘蔗林里辛苦劳作的场景也并不少见。到了晚上，克里斯蒂安斯特德这个被丹麦当局精心规划成网状布局的美丽的白色城镇，处处都是人声鼎沸的喧闹的酒馆和妓院，充斥着来自各国的叛党、海员和逃犯。黑人和白人之间在这里肆无忌惮地胡乱发生性行为，以至于当地教堂的登记簿上随处都可以看到那些黑白混血的私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