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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学生（第2页）

威瑟斯彭出生于爱丁堡，他是一位杰出的神学家，这位声音有些沙哑的校长脑袋的形状非常奇怪，就好像枣核一样，两头小中间大。加里·威利斯（GarryWills）称他为“美国教育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教师”，而在他担任校长期间，有大批后来在美国政坛赫赫有名的校友在普林斯顿就读：1位美国总统、1位美国副总统、21位参议员、29位众议员和12位州长。[15]威瑟斯彭校长将会在日后成为《独立宣言》（TheDeofIndependence）的签署人之一，同时也将会是第一位以神父身份担任大陆会议成员的人。而到了召开制宪会议的时候，普林斯顿更是将其他学院远远地抛在后面，它为制宪会议贡献了九位成员。不过，威瑟斯彭校长很可能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威瑟斯彭校长是一个好斗而坦率直言的人，他经常会突然就大发脾气，身体还会很奇怪地颤抖，整个人坐立不安。作为一个坚若磐石的自我主义者，汉密尔顿在这位大学校长面前也毫不退却。经过对汉密尔顿的面试，威瑟斯彭对这个有着丰富知识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汉密尔顿则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学习计划。据赫拉克里斯·马立甘所说，“汉密尔顿告诉威瑟斯彭，他决定进入普林斯顿念书，并且希望能够尽自己所能，以最快的速度提升自己。威瑟斯彭认真地听取了这个年轻人的计划，然后答复汉密尔顿，他并没有权力决定他是否被许可入学，不过他将向有权决定录取的管委会提交汉密尔顿的申请”。[16]从汉密尔顿的这番豪言壮语中，人们不难发现汉密尔顿将自己的生活弄得紧张兮兮，这或许是因为他在一生中都长期对于自己在起跑线上就落后于别人而耿耿于怀，因此急不可耐地希望能够迎头赶上的缘故。

在威瑟斯彭接管普林斯顿前的几年，他曾经猛烈攻击普林斯顿大学的入学录取标准过于宽松，他的这一立场或许就是导致汉密尔顿没有能够得偿所愿的原因。马立甘曾经抨击普林斯顿管委会拒绝汉密尔顿的学习计划是大错特错，他声称在汉密尔顿被拒绝入学后的两个星期，威瑟斯彭校长曾给汉密尔顿写过一封信，在信中，“威瑟斯彭讲到汉密尔顿的要求并不符合普林斯顿的入学要求，因为汉密尔顿的学习计划同普林斯顿的办学宗旨并不相符，他还承认汉密尔顿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人，无论在哪个神学院接受教育，汉密尔顿都一定能取得很大的成就，因此，他对汉密尔顿未能被录取而深表遗憾”。[17]事实上，汉密尔顿这种性急的要求并非没有先例：亚伦·伯尔在11岁的时候就试图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在被告知他年纪还小，不适合念大学后，他又苦心钻营了两年，在13岁那年又厚着脸皮申请进入普林斯顿的低年级学习。学校没有办法，只好录取他，让他念大学二年级的课程。于是，三年后，亚伦·伯尔在1772年年满16岁的时候，就从普林斯顿毕业了。汉密尔顿一定从伯尔本人或者他们共同的朋友，布罗克霍斯特·利文斯顿那里听说过这段故事。

在考虑汉密尔顿的要求时，威瑟斯彭和管委会成员或许想到了最近刚刚发生的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年轻学生的事情。这个小伙子在1769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二年级学习，为了在两年而不是通常的三年内完成学业，他废寝忘食玩命地学习，让自己一直处于一种心力交瘁的崩溃边缘。他的名字叫詹姆斯·麦迪逊，汉密尔顿未来杰出的合作伙伴，撰写《联邦党人文集》的三位贤者之一。麦迪逊一直很喜欢威瑟斯彭，而且在毕业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没有办法离开学校远行了，于是在毕业后，麦迪逊就在普林斯顿又逗留了一年，每天在私下里和威瑟斯彭切磋学问。[18]当麦迪逊在1772年春天离开普林斯顿返回弗吉尼亚的时候，在他念书时透支生命所落下的病根，依然让他的身体十分虚弱，而他也一直很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

在申请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汉密尔顿打算“修正”自己的真实年龄，想少报几岁。如果他出生于1755年，那么他应当是在18岁的那年申请进入普林斯顿念书的，而在那个时候，14岁到15岁是进入大学念书的最低年龄，无疑，这对汉密尔顿这么一个自视甚高的神童来说，这是一件令他非常不爽的事情（古维内尔·莫里斯[4]是在12岁进入国王学院学习的）。神童们可不会乐意做一个大龄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没错，麦迪逊是在18岁入学的，当时对于一个新生而言，他被认为年龄稍微大了点，因此他在普林斯顿跳过了二年级而提前毕了业。如果汉密尔顿是基于这个原因而谎报了自己的年龄，那么他倒是值得人们同情。不管怎么说，当汉密尔顿还在圣·克罗伊岛的克鲁格的账房里等待离开西印度群岛的机会的时候，比他小1岁的亚伦·伯尔已经于一年前在普林斯顿的校园里发表演讲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历了无数困难的汉密尔顿谎报自己的年龄也算是一个值得原谅的无害谎言吧。

汉密尔顿在被普林斯顿拒之门外后，最终进入了国王学院学习。汉密尔顿并不缺少赞助者，在那个时候，斯特林勋爵在纽约的下曼哈顿的宽街继承了一栋房子，而他也长期在国王学院的董事会拥有一个席位，并且为国王学院募集了大量的捐款。于是，汉密尔顿的人生再一次发生了转折。这个一直居无定所四处流浪的男孩终于找到了一个属于他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对于一位未来的财政部长来说再合适不过了。在这里，商业处在一个受人尊敬的地位。很快，汉密尔顿便沉浸在商业、法律和政治的汪洋大海中，迅速和这个商人社会融为一体了。

如果汉密尔顿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那么他可能会变成一个在风口浪尖身先士卒的反抗英国统治的愤青，不过变成这样一个人未必是好事。相反，在国王学院学习，使得汉密尔顿成为那个时候全殖民地最热心的保王派领袖，国王学院的校长迈尔斯·库珀博士（Dr。MylesCooper）的学生而不是威瑟斯彭的高足。在国王学院念书使得汉密尔顿身处保王党人的大本营纽约，而这里是英国殖民统治最坚固的堡垒。与此同时，身处纽约也让汉密尔顿有机会亲身接触那些最热心的革命煽动者，亲耳聆听当时北美殖民地最优秀的雄辩家和煽动家蛊惑人心的演说，天天处在那些肆无忌惮坦率直言的报纸的包围之中。保王党和造反派在纽约的激烈碰撞让汉密尔顿的内心深处充满了矛盾，也使得他既同情那些忠心不二的保王党人，又认同那些坚贞不屈的革命造反派。事实上，正是因为威瑟斯彭校长和他的同僚拒绝了汉密尔顿的入学申请，这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年轻人才不自觉地直接进入了革命派与保王党人的碰撞中，真正见识了他所处的大时代的这一出大戏。而这一切，是新泽西的那个寂静小镇所不能带给汉密尔顿的。

国王学院（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市的北部，建在安妮女王（QueenAnne）在18世纪初赐给三一教堂的一块面积巨大的领地上。学校的主楼是一座三层高的庄严建筑，屋顶建有一个观象台，站在此处放眼望去，哈得孙河蜿蜒穿过青青河岸，绝美的风景尽收眼底。校园正好处在今天名为西百老汇街、茉莉街、巴克莱街和教堂街这四条街道井字型交叉格局的正中间。一位来自英国的旅客曾经激动地描述道：“这真是世界上最适合做大学校园的地方！”[19]库珀校长坚持不懈地想把学生们同周遭的不良影响隔离开，于是他制定了严格的规矩。“学校的主楼四周环绕着高高的围墙。”他写道，“围墙里有一大块操场和花园，正门口永远都会有一名看门人把守。学校的大门在夏天会在晚上10点关闭，而到了冬天，就会提前到9点，晚于这个时间进入校园的人的名字都会被登记，每个星期，这些名单都会被送到校长这里。”[20]这一封闭的教学环境取自牛津大学，学生天天都要身穿学士服，头戴学士帽，大步流星地在校园里走来走去。

库珀校长对他的学生严加管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王学院毗邻纽约市臭名昭著的红灯区，人们也将这里称为“圣地”，隐晦地讽刺红灯区所处的土地的主人，圣保罗礼拜堂。每天晚上至少有500名来自荷兰或是英国的“快乐妇人”（相当于当时纽约市全部人口的2%）在街上游**，招徕生意。于是，城里上了年纪的人因此非常担心那些经不住**的年轻后生，会溜到街上和那些女人鬼混。还有一位苏格兰游客在1774年沮丧地写道：“国王学院有一点，我认为非常不走运，就是通向学校大门的路上居然住满了这个城市最有名的妓女和**。”[21]有鉴于此，学校里下了规矩：“所有的学生都不能和附近的那些臭名昭著的人家来往，也不许和任何名声不好的人勾搭在一起。”[22]妇女被严格禁止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纸牌、骰子这样的“恶魔”用来**人的大毒草，自然也在禁止之列。天晓得那个时候的汉密尔顿在晚上学校关门前有没有在“圣地”逍遥自在过，通过享受魔鬼的盛宴来考验自己的德行？

为了让自己的学生远离外界的**，库珀校长同样也很关注学校附近那些激进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影响。国王学院慢慢地就朝着维护英国正统的堡垒的方向发展了，威廉·利文斯顿和其他长老会教徒对此非常忧虑，他们担心英国国教严格的长幼有别、森严的尊卑等级观念，会培养一批匍匐在英国王室脚下俯首帖耳的奴才顺民（在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军队经常会不怀好意地强占长老会的教堂当作兵营或马厩）。而让保守的库珀校长惊慌不已的是，在国王学院西边仅仅一个街区之外的考曼区（现在的霍尔帕克城）就是纽约的那些激进分子最活跃的聚居地。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念书的那段日子里，激进分子就在学校附近的草地上竖起了一根25米高的杆子，上面悬挂了一个烫着金字的风向标。风向标上别无他物，唯独绣着斗大的“自由”二字。不久以后，汉密尔顿就将以一个蛊惑人心的演说家的身份，在这个地方第一次抛头露面，向众人发表演说了。

虽然当时纽约只有不过2。5万名居民，却已经是全北美第二大城市了。那个时候费城是北美第一大城，而波士顿则排在纽约之后。纽约城建于1623年，它根本就是荷兰西印度公司的一次商业冒险的产物。在汉密尔顿生活的时代，纽约已经有了不短的商业历史，早已成为当时北美的商业中心和最繁忙的港口，正因为此，这里也成了不同文化与宗教的大熔炉。汉密尔顿刚到纽约的时候，他一定会发现，这个城市居然流行着14种语言，而每年都会有上千名移民拥向这里来碰运气，绝大多数都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汉密尔顿也一定会惊叹这里向所有渴望开拓一番事业，获得新生的人们完全敞开了胸怀。他的朋友古维内尔·莫里斯后来讲道：“在纽约，根本没有人在意你是不是出生在这里。”[23]

纽约市的核心地带从拜特里区一直延伸到考曼区，城里种满了白杨树和榆树。百老汇是当时城里最主要的街道，而在百老汇的两侧，则延伸出无数如迷宫般曲曲折折的小巷。对汉密尔顿这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毛头小伙子来说，纽约城有太多让他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了。迷人的美妇在街头漫步，华丽的马车穿梭如织，优美的教堂的尖顶直冲云霄。富有的商人充斥在著名的华尔街和汉诺威广场，而一个个供他们在周末消遣的花园一直向北延伸到哈得孙河岸边。当约翰·亚当斯在1774年经由纽约前往费城参加大陆会议的时候，他对这个城市的雕梁画栋艳羡不已，他夸奖道：“纽约的街道要比波士顿的街道规矩得多，而路边的房子也比波士顿的雄伟、干净多了。”[24]与此同时，城里的居民也都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个个都花言巧语，像是钻进钱眼里的疯子。“他们总是凑在一起大声地嚷嚷，语速飞快，”亚当斯不满地说道，“如果他们问你一个问题，你还没有回答几句话，他们就会打断你，冲你嚷嚷着，接着说其他的事情。”[25]这里的富裕让贫困显得异常显眼。在1772年到1773年那个出奇寒冷的冬天，整个“东河”都被冰封住了，市立医院里挤满了被冻伤的穷人，犯罪变得异常猖獗，感化院里人满为患，以至于当局不得不动工扩建监狱。

汉密尔顿应当是在1773年年底或是1774年的年初进入国王学院学习的，因为他曾经和自己在圣·克罗伊岛的好朋友爱德华·史蒂文斯以及罗伯特·特鲁普（RobertTroup）做过一段时间同学，而这两位都是在1774年夏天毕业的。而库珀校长也把汉密尔顿列在了1774年录取的17位学生的名单上。由于那个时候国王学院的学生们的平均入学年龄是15岁，我们不难想象此时已经19岁的汉密尔顿会非常有动力把自己的年龄减掉2岁。为了满足这个年轻人要求快速进步的愿望，库珀校长给了汉密尔顿特殊的地位，允许他找私人导师，并且至少在一开始没有把他安排进任何一个班级。1774年9月，汉密尔顿和罗伯特·哈珀教授（Prof。RobertHarpur）签了份合同，跟着这位在格拉斯哥接受教育的哈珀教授学习数学。哈珀一定推荐过自己的这位新学生学习大卫·休谟（DavidHume）和其他苏格兰智者的作品。汉密尔顿花了九年时间才还清了自己欠哈珀教授的债务，这说明即便算上来自圣·克罗伊岛的赞助，汉密尔顿在北美的生活还是紧巴巴的，而他也一定终生难忘这段靠别人资助过活的日子。

汉密尔顿在北美求学时候的肖像画并没有流传下来。从后来人们的描述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这个年轻人身高大约1米7，长着一头浓密的红褐色头发，脸庞白里透红，生得一对有着优美形状的宽宽的嘴唇。汉密尔顿长着一对引人注目的鼻孔，鼻梁的轮廓并不规则，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下颚向前突出，如同古时军舰的冲角。这个有着薄薄的肩膀和美丽的双腿的瘦削而文雅的年轻人，走起路来总是轻松愉快，而他那双敏锐而放着光芒的双眸，也总是愉悦地向四处张望。汉密尔顿后来的联邦党人朋友和早期的盟友费舍尔·埃姆斯（FisherAmes）曾经生动地描绘过他的相貌，在形容汉密尔顿的眼睛时，他热情洋溢地描述道：“这是一双深蓝色的双眸，异常的美丽，在他的眼睛里，看不到一丝的苛刻与严厉，这是一双我所见过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有着远胜过寻常人的深邃的洞察力的双眼。”埃姆斯经常会在散步时遇到汉密尔顿，后来，他写道：“汉密尔顿的一举一动都是落落大方，举手投足显得无比高贵与优雅，在这方面，我还没有见过哪个人可以和他相比……我敢打赌，其他的那些和汉密尔顿熟识的人都会同意我的看法，汉密尔顿就是这么一个气宇轩昂的优雅男人……很难想象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够比他更加精致和高贵。”[26]尽管后来的汉密尔顿更加的儒雅而有风度，但对于当时刚刚从西印度群岛来到纽约的年轻后生来说，作为一个前商行职员，汉密尔顿已经表现出了远远超出他身份的不凡气度。

起初，汉密尔顿打算做一个医生，于是他选修了塞缪尔·克劳希（SamuelClossy）的解剖学课程。克劳希是一个“敢为天下先”的都柏林外科大夫。在1767年刚刚搬到纽约后没多久，克劳希就因为曾经从公墓里拖出尸体大卸八块以进行解剖学研究而臭名昭著（在1789年之前这并不违法，直到后来因此发生了一场骚乱后，一项法律才被通过禁止了这种行为）。克劳希的课在汉密尔顿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年以后，汉密尔顿的医生大卫·霍塞克（DavidHosack）回忆道：“我经常听汉密尔顿兴高采烈地讲述他当年在克劳希的教授下操刀解剖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他还提到，“很少有人能像汉密尔顿那样，对人体的结构和功能如此了如指掌。”[27]

国王学院虽说算不上当时最优秀的学府，它依然开设有质量很高的诸如希腊和拉丁语文学、修辞学、地理学、历史学、哲学、数学和科学等课程。汉密尔顿很快就发现自己一如既往地是一个有着无比旺盛精力和快速学习能力的，与众不同的学生。有一次，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他得意扬扬地对自己的妻子写道：“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我可不想哪个同学能比我学得更快。”[28]从他大学时候的论文来看，汉密尔顿一定“洗劫”过学校的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约翰·洛克（JohnLocke）、孟德斯鸠（Montesquieu）、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休谟的著作，以及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SirWilliamBlae）、雨果·格劳秀斯（HugoGrotius）、塞缪尔·冯·普芬道夫（SamuelvonPufendorf）这样的法学泰斗的作品。汉密尔顿尤其推崇法学家埃默里赫·德·瓦特尔（EmmerichdeVattel），在他眼中，瓦特尔是“各国法律家中表达最精确和最能让人信服的一位”。[29]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求学的这段经历就是这样与狼吞虎咽般阅读相伴的，这一定弥补了他孩提时代因为贫困而缺少书读的遗憾。在他从国王学院毕业后，人们经常能听到他大段大段地背诵先贤们的经典论断，而这也是美国诸位国父的一个共同特点。同样的，在这之后，汉密尔顿经常会在人们无休止地辩论美国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将何去何从的时候，频频提及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往事。

当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念书的时候，他的朋友很吃惊地发现他居然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尽管其中有一些宗教习惯可能是因为服从学校的规定而养成的。在国王学院，学生在早餐前必须做礼拜，晚饭过后就一定会钟鼓齐鸣，提醒人们不要忘了祷告。每个星期天，学生一定得去参加两次礼拜。而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时候的密友罗伯特·特鲁普则相信，汉密尔顿对宗教所表现出的虔诚绝不仅仅是服从规矩这么简单。“汉密尔顿经常会主动参加一些社会上的宗教仪式，而且也一直有在清晨以及傍晚双膝跪地虔诚祈祷的习惯……我经常会被他那热情洋溢而又滔滔不绝的祈祷所打动。他曾读了许多有关宗教问题的辩论著作，也是一个狂热的基督教基本教义的信奉者”。[30]

活泼开朗的汉密尔顿从来不愁找不到朋友，罗伯特·特鲁普，一个船长的儿子，很快就成了汉密尔顿的铁哥们儿。在国王学院的时候，特鲁普写道，“我俩睡在同一个屋子里的同一张**”，而且在特鲁普毕业后，他俩还一起住了一段时间。[31]

特鲁普于1757年出生在伊丽莎白镇，在1768年父亲去世之后，他也成了一个孤儿（汉密尔顿的母亲也是在这一年去世的）。和汉密尔顿一样，特鲁普的生活也需要依靠一些朋友的接济。童年的不幸经历让特鲁普一直处于一种对贫穷的恐惧之中，而他却惊奇地发现和他境况差不多的汉密尔顿却从来没太把钱当作一回事。“我经常对你说，等你死的时候，你的朋友恐怕还要被迫自掏腰包来安葬你。”特鲁普几年后在一封信中毫不客气地对汉密尔顿这么说。[32]后来，他的这个预言不幸被言中了。

汉密尔顿和特鲁普究竟是完全因为巧合被分到了一间宿舍，还是迈尔斯·库珀校长有意为之，让这两个同病相怜的穷小子在周遭那些富家子弟中能互相有个依靠？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汉密尔顿早年所经受的不幸让他变得无比的自强，而特鲁普却总是缺乏安全感并且非常乐意去做一个大英雄的小跟班。特鲁普是个聪明伶俐的乐天派，在他心中，他的那些天才朋友就是他的偶像，而他也非常乐于扮演“汉密尔顿和亚伦·伯尔的心腹之交”这么一个奇怪的角色。亚伦·伯尔曾经在一封信中称呼特鲁普是一个“了不起的胖家伙”，而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特鲁普就像是一剂包治百病的解毒药，而且效果要比那么一大堆药丸灵验多了。”[33]汉密尔顿和亚伦·伯尔似乎都曾经因为挫折而消沉过，也都是因为幽默乐天的特鲁普才重新振作了起来。

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王室的斗争在1773年12月16日（大约就是汉密尔顿刚刚进入国王学院就读的时候）那个皓月当空的夜晚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有二百多名“暴徒”用煤烟将脸涂黑，打扮成莫霍克印第安人的模样，爬上了停靠在波士顿港湾的三条货船，用印第安战斧将共计342个装满茶叶的箱子砸开，把里面的茶叶一股脑全倒进了海里。此外还有两千多个城里的居民在码头上叫嚷着支持他们的行动。远在马萨诸塞州布伦垂的詹姆斯·麦迪逊兴奋地高呼“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时刻”。[36]波士顿茶党[5]之所以如此愤怒而充满爱国心地制造了这起倾茶事件，主要是因为不满英国当局的做法破坏了基本的贸易原则，从而断了波士顿人的财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能够通过走私的途径大量进口便宜茶叶，波士顿人对于当局开征的茶叶税并不怎么抵触。然而，英国国会在1773年通过了一系列法案，授权东印度公司成为事实上的茶叶贸易垄断者。走私商自然强烈反对这些措施，而波士顿当地的大商人——至少是那些没有被东印度公司选中作为代理人的商人——便和城里的那些激进的反英分子站到了同一阵线，开始激烈地抗议议会的政策。

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四天后，保罗·里维尔（PaulRevere）一路飞奔赶到纽约，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纽约公众，波士顿发生民众起义了。后来，特鲁普很坚定地说道，汉密尔顿在知道消息后，立刻赶到波士顿去了解第一手资料并采写相关报道。对一个一年级新生来说，发表文章并不容易，然而对于汉密尔顿却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个前商行职员非常熟悉有关进口税、违禁货物的规定以及欧洲的贸易政策，对于汉密尔顿来说，他所面对的并不是全新的事情：西印度群岛的殖民者很早就开始反抗英国政府的印花税以及其他针对殖民者征收的苛捐杂税了。特鲁普回忆道：“汉密尔顿所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就是有关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在这篇文章里，汉密尔顿认为，波士顿人民所导演的倾茶事件是明智而必要的。”[37]特鲁普所提到的这篇汉密尔顿匿名发表的文章或许就是刊登在约翰·霍尔特（JohnHolt）的《纽约杂志》（New-YorkJournal）上题为“对茶的保护和毁坏”的文章。按照特鲁普的说法，汉密尔顿试图缓解那些被倾茶事件吓坏了的商人对于自身财产安全的担心。他的这篇抚慰性的文章是非常及时的，在1774年4月22日纽约本地的“茶党”成立后，由一群船长组成的茶党在亚历山大·麦克道尔（AlexanderMcDougall）的带领下，同样身着莫霍克人的装束，突袭了停靠在纽约的英国货船伦敦号，把这条倒霉的货船上的茶叶都丢进了大海中。

即便是在北美亲英派的大本营纽约，当地的政治氛围也异常紧张，按照当时一位观察家的说法，“这里一片**，就好像城市被外国军队包围了一样”。[39]对汉密尔顿来说，这可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他一定经常逃课去参加集会、游行、示威、请愿和散发传单。此时，那些主张彻底抵制英国货物的强硬派分子和那些认为抵制英货过于偏激并且是损人不利己的昏招的温和派市民，为了争夺参加第一次大陆会议的代表席位而打得不可开交。为了鼓吹抵制英国，一群属于“自由之子”（这是一个在抵制印花税法案时就集合起来的秘密团体）的武装分子开始在1774年7月6日下午集合到了国王学院旁边的考曼草坪上的那根“自由之竿”底下。

亚历山大·麦克道尔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且提出了一套应对英国对马萨诸塞制裁的方案。按照民间的说法，在这次对于汉密尔顿的一生有着决定性意义的会议中，汉密尔顿是这样走上美国历史的大舞台的：他先是自发在人群中说了几句，然后就被一些人簇拥上了讲坛。在讲坛上，这个有些孩子气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年轻人踌躇了几秒钟，然后突然开始滔滔不绝地大声演说。这也是汉密尔顿后来一贯的风格，在演说之前，总要积攒一下气力，然后一下子爆发出来。汉密尔顿在演说中肯定了波士顿茶党的行为，对英国当局胆敢关闭波士顿港深表悲痛，他赞同北美殖民地应当团结起来对抗英国当局不合理的税赋的提议，并且坚定地支持抵制英国货物。在这次大获成功的演讲中，他断言，这些抵抗“将会被证明能够拯救北美以及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否则“欺骗，强权和蛮横的压迫将取代正义、公理、社会幸福和自由”。[40]

当武装分子在考曼草坪聚会的消息传回学校的时候，迈尔斯·库珀博士一定大惊失色，汉密尔顿这个他一向最为宠爱的学生居然和那帮臭名昭著的人混到了一起。而在库珀眼中，“自由之子”根本就是一个制造混乱的放肆团体。[42]当时的形势让库珀很是难堪，库珀此时唯英国当局马首是瞻，而汉密尔顿则对英国佬嗤之以鼻。就在三个月前，这位校长还刚刚给即将离任的英国总督威廉·特伦（WilliamTryon）写了一封充满了溢美之词、极尽谄媚的信，他奉承他的威廉·特伦大人道：“我们只能说，只要人类社会依然存在，无论人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特伦’这个名字都将永远作为人类的恩人而被大家顶礼膜拜。”[43]

汉密尔顿坚持说，“自己非常依赖”库珀校长，而在平常，他或许还是库珀的好学生。[44]库珀是一个幽默的诗人，一位希腊文和拉丁文学者，还是一个在俗事中信奉享乐主义的单身汉。在一幅出自约翰·辛格顿·科普里（JohonCopley）之手的肖像画中，库珀长着一张光滑而保养良好的胖乎乎的面孔，自鸣得意地向一侧望去，一幅自信满满的样子。在国王学院小小的教员队伍中，应该就是库珀本人辅导汉密尔顿学习拉丁文、希腊文、神学和道德哲学。

库珀是被坎特伯雷大主教任命为国王学院的校长的，从各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非常英明的选择。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创办了一所医学院，扩大了学校的图书馆，网罗了不少教授，甚至还开办了一间艺术收藏馆。和约翰·威瑟斯彭一样，库珀也为他有一批优秀的学生而深感骄傲：约翰·杰伊、罗伯特·R。利文斯顿、古维内尔·莫里斯、本杰明·莫尔（BenjaminMoore）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74年，库珀一直在谋求取得一张皇家特许状，试图将国王学院变成一所皇家大学，这样就能大大巩固他的校长地位。然而，独立战争彻底击碎了他的希望。他一开始对**感到震惊不已，进而就大为光火，接着他就发现这场运动是对他的野心的最大威胁。他发现自己不能再继续作壁上观了，他开始用辛辣的文字抨击那些抗议的人群，宣称茶叶税并不苛刻。他抨击道：“波士顿人就是一群利欲熏心的骗子，他们被陛下的政府制裁完全是自找的。”[45]他的这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迅速地让他成了全纽约人人喊打的保王党分子，也因此而一再遭到自己学生的质问。而塞缪尔·克劳西此时也受够了无休止的骚乱，悻悻地返回不列颠了。

尽管在约翰·亚当斯看来，杰伊和杜安这些纽约人还太过胆小，然而，大陆会议的种种举措却大大刺激了纽约城那些保王党人的爱国情感。对于迈尔斯·库珀来说，这次会议根本就是煽动叛乱的邪恶的黑暗会议。于是，他在两本广为传播的宣传册里，激烈地抨击大陆会议及其政策，他告诫那些瞠目结舌的殖民地人民说“身为英国臣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47]库珀在他的文中只字未提议会严苛的法律，相反却宣称“北美殖民地的行动是不可容忍的”。[48]紧接着，他就开始大肆抨击大陆会议的抵抗行动：“试图用武力手段或者让整个国家陷入饥馑的方式来达成目的根本就是极端无耻、无知、傲慢和愚昧的。”[49]和许多人一样，库珀根本不相信所谓的北美人民能够打败战无不胜的英国军队，“幻想和英国对抗完全是愚不可及的可怕想法”。[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