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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笔与剑（第2页）

显然，这个内心充满矛盾的21岁的年轻人一方面向往革命，另一方面却也担心混乱成为社会的常态，尤其是惧怕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普通大众的**会让社会秩序**然无存，可以说，汉密尔顿的身上并没有洋溢着忠诚的革命热情。他清楚地知道，自由越大，秩序越弱。辩证地来看，过度的自由，最终会导致失去自由。汉密尔顿一生的任务就是要尽力解决这一矛盾，以平衡自由与秩序的关系。

报社事件的最终结局很值得一提。詹姆斯·里文顿仅仅暂时因此事而停业。后来他又以“国王御前出版人”的身份于战时在英国军队占领的纽约恢复了他的生意。表面现象总是容易迷惑人的，尽管在公开场合，里文顿在他控制的《皇家公报》（TheRoyalGazette）上连篇累牍地抨击爱国者，但在暗地里，他却秘密地将英国海军的情报缝在书的封皮下面交给爱国者的间谍以转交给华盛顿将军。他理应获得人民的褒奖。

当里文顿由于自己的言论而被迫闭嘴的时候，汉密尔顿却为自己因此无处发表文章而焦躁不安。对于这个野心勃勃同时又可以娴熟驾驭文字的年轻人来说，发表文章抨击英国当局是一举成名的最佳捷径。1776年1月初，一位在两年前来到费城的名叫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的自学成才的英国移民，通过匿名出版一本《常识》（onSense）宣传册，为汉密尔顿树立了仿效的目标。这位从前的妇女内衣制造商和税官撰写的号召北美人民独立的宣传册唤起了大家的共鸣，到年底的时候，竟然卖出了12万本。

现在，汉密尔顿转而投向了由坚定效忠革命的约翰·霍尔特控制的共和派报纸《纽约杂志》，他或许通过威廉·利文斯顿会晤了霍尔特这位《纽约杂志》的发起人之一。1774年，霍尔特去掉了报头的皇室标记，并代之以本杰明·富兰克林在20年前为他那著名的奥尔巴尼联盟计划（AlbanyPlanofInterialUnion）所设计的标志：一条被斩为数段的铜斑蛇和一句激动人心的口号“联盟或是死亡”（富兰克林的原话是“团结或者死亡”）。罗伯特·特鲁普回忆说，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念书的时候发表了很多篇文章，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发表在约翰·霍尔特这个热情的爱国者在纽约主编的那份报纸上”。[25]此时的汉密尔顿并没有放弃诗歌创作，他时常会创作一些即兴诗和讽刺性的段子，并且给了特鲁普整整一捆这样的诗歌，不过这捆稿子后来在独立战争期间散失了。

有趣的是，后人在编辑汉密尔顿文集的时候重印了他在亲英派的里文顿控制的报纸上所发表的文章，却略掉了他在霍尔特那边写的东西。和汉密尔顿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都知道汉密尔顿就是《纽约杂志》的那些笔锋犀利的社论背后的匿名作者。“我希望汉密尔顿先生能够一直忙着写文章。”约翰·杰伊在1775年12月5日写给亚历山大·麦克道尔的信中写道，“我已经有三个月没有收到霍尔特先生主持的报纸了，因此也不晓得汉密尔顿在这三个月里又取得了哪些成绩。”[26]实际上，这段时间里汉密尔顿为《纽约杂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1775年11月9日到1776年2月8日，一篇题为《观察家》（TheMonitor）的文章在《纽约杂志》整整连载了14期，这或许是霍尔特在独立战争爆发前刊登的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一组文章。在这14期文章中，汉密尔顿概括了他的那些“驳农夫”文章的中心思想，即北美殖民地仅对国王而非议会效忠。尽管汉密尔顿后来收回了一些过于激进的观点，比方说反对维持常备军，同时也对他恶毒嘲笑王室、教会、僧侣而表示忏悔，这些文章仍然可以说是汉密尔顿写得最棒的文章。

在《观察家》一文中，汉密尔顿留下了很多可以证明自己是此文作者的线索。在1769年写给他的好朋友爱德华·史蒂文斯的信中，他哀叹自己是一个“卑贱的”小职员，而他现在警告自己的同志，卑贱地逆来顺受会让大家“从自由人降格为奴隶”。[27]他眼中的卓越领袖就应该像他自己的格言中所写的那样，坚定而果断。在汉密尔顿看来，“在公共事务中，没有什么能够比过分的谨慎、犹豫不决和拖沓迟缓还要糟糕的了”。[28]此时，他又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述自己在“驳农夫”文中的老调，宣称英国的那些大臣“已经走得太远，早已声名狼藉，身处绝境，无法回头；他们的荣誉、信誉、官位乃至他们的生命，都取决于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否能够成功”。[29]和其他许多多产的作家一样，汉密尔顿有时会在无意中再次说出自己曾经说过的话。

《观察家》系列文章说明汉密尔顿是一个匿名的革命者。起初，他在文章中大段描写了对革命成功后光明未来的憧憬，这无疑是激进的煽动文章惯用的套路。他热情地赞美美国革命，乐观地预言在战争之后，这片土地将成为“伟大、繁荣、强大的国度，而这一切都是我们在卑躬屈膝地屈服于强力之下时所不能获得的”。[30]不过，这种乐观的预言依然在人性的弱点下被蒙上了一层阴影。汉密尔顿一方面赞美他的同胞，另一方面却也禁不住坦率地表达了他的忧虑：“不得不承认，我们中的许多同胞的行为是对人性的极大讽刺。在这些人身上，我们所看到是一个融合了矛盾、谎言、怯懦、自私和虚伪的混合体。”[31]汉密尔顿同时还对献身精神着了迷，他对殖民地人民说道，他们应当发誓“要么带着尊严活着，要么光荣地战死”。[32]这种想法让汉密尔顿异常着迷，他在《观察家》系列中的一篇文章的结尾，引用了《伊利亚特》中的一句话：“若是有人被死和命运俘获，那就让他死吧——为保卫故土捐躯，他死得光荣！”[33]

汉密尔顿仅仅用了一个星期就匆忙完成了《观察家》系列文章，这一速度非常惊人，要知道，他此时还是一个大学生，仍然执着地每天早上起来参加在圣保罗教堂公墓的例行训练。汉密尔顿的精力并没有全部用在撰写政论文章上，这位在校大学生开始了初步的法律学习，每天都流连忘返于国王学院引以为傲的法律图书馆里，每天与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SirWilliamBlae）和爱德华·库克爵士（SirEdwardCoke）的作品做伴。就像他后来所说的那样，“通过艰苦的努力”，他有资格取得学士学位，“而这段学习，为他未来从事法律职业打下了基础”。[34]汉密尔顿或许在国王学院仅仅待了两年的时间，由于革命爆发的原因，他应当从来没有正式地从国王学院毕业。由于国王学院与迈尔斯·库珀的特殊关系，1776年4月6日，爱国者的军队接管了国王学院，将它变成了一所战时医院。

在2月8日发表完《观察家》的最后一篇文章之后，为了实现他斩获军功的理想，汉密尔顿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颇为光明的宣传册写手的前途，应征入伍，期望能够光荣地取得若干军功。2月18日，他给《皇家荷属美洲公报》写了一封信，宣布自己已经加入了军队。这封未署名的信充斥着牺牲精神的词句：

我不知道将来是否还有机会再给贵刊投稿了……我即将加入军队，或许我将注定为我的笔所维护的理念而血战到死。倘若结局果真如此，如果上天真的如此安排的话。那么可以说，我生来就是为了战死沙场的，我的理性和良知告诉我，再没有比这更重要和更好的理由了。[35]

汉密尔顿之所以发表了这么一则声明，是因为纽约州议会决定募集一支炮兵部队以保卫纽约，这再一次给了这个野心勃勃的西印度群岛小子一个向上爬的机会。和史上的一切革命一样，美国革命给了无数局外人机会。对于汉密尔顿来说，幸运的是亚历山大·麦克道尔负责组建纽约历史上第一个爱国者的团队。麦克道尔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好斗的苏格兰后裔，他曾做过船长，同时也是威廉·利文斯顿的门客之一，或许就是利文斯顿将汉密尔顿介绍到了麦克道尔麾下。汉密尔顿还在国王学院念书的时候，他曾从麦克道尔那里借了一些宣传册来读，没想到这些书在他的房间被人偷走了，汉密尔顿为此还大为苦恼。

2月23日，州议会宣布：“麦克道尔上校推荐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先生担任炮兵连上尉连长。”[36]罗伯特·特鲁普后来说，麦克道尔让约翰·杰伊（此时他已是利文斯顿的女婿）说服汉密尔顿接受了这项令人垂涎的任命。于是，在接受了测验之后，汉密尔顿于1776年3月14日正式接手了麦克道尔的炮兵连队。当人们对这个年轻的大学生是否有能力指挥一支炮兵连表示怀疑时，麦克道尔和杰伊成功地说服了他们。就在汉密尔顿接受这项任命之前，他已经和代表斯特林勋爵的埃利亚斯·鲍迪诺特取得了联系。此时斯特林勋爵刚刚被晋升为陆军准将，并且邀请汉密尔顿担任他的军事副官。当时汉密尔顿的头脑依然顽固不化，不想听命于任何人，因此拒绝了这个在其他人看来颇有**力的职位。鲍迪诺特告诉失望的斯特林勋爵，汉密尔顿接受了一项担任炮兵连长的任命，“因此拒绝了在阁下的旅担任您副官的邀请”。[37]

赫拉克勒斯·马立甘声称，汉密尔顿的炮兵上尉的任命是有条件的，即汉密尔顿需要征召至少30名士兵。他吹嘘道，他和汉密尔顿两个人在一个下午就募集了25名士兵。在这个最终由68人组成的连队中，汉密尔顿注定要担当父亲般的责任。连队里的一部分士兵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于是他们在汉密尔顿那本用来管理士兵服装、粮饷和纪律的所谓的军饷花名册上按手印而不是签字。根据传统，汉密尔顿从资助他念书的圣·克罗伊岛的基金里拿出钱来装备自己的连队。他后来写道：“军事上的光荣是要靠不断的战功来激励和保持的，必须抓紧一分一秒来加强对新兵的军事训练。”[38]

很快，这位21岁的上尉就因为能够和他的部下同甘共苦而深孚众望。他对不公平的对待异常敏感，积极游说给予他的部下和大陆军其他单位的士兵相同的军饷和配给。作为一个坚定的精英主义者，汉密尔顿积极地支持纽约州议会从连队内部提升干部的规定。在他的部下眼中，汉密尔顿是一个强硬但却公道行事的领袖，以至于许多年后，汉密尔顿的一位部下还聘请他担任自己的律师，即使此时他们在政治上早已成为水火不容的敌对关系。当汉密尔顿问他这么做是否明智的时候，他的这位以前的部下回答道：“在战争时期，我曾在您的连队服役，我知道尽管我对您无理，您也会公正地对待我。”[39]

在汉密尔顿从军的那段时间里，他一直对军装非常挑剔，汉密尔顿坚持认为他的部下应当有最漂亮的军装。“没有什么比激发士兵的虚荣心更必需的事情了。”他后来写道，“从这个意义上讲，士兵考究的着装便显得非常重要。否则，战士们就会被旁人嘲笑、奚落。”[40]他的部队都穿着钉着铜纽扣，有着淡黄色领子的外套，斜挎着白色的绶带。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就为他的士兵们弄到了75条鹿皮长裤，其中所需的一部分费用还是他自掏腰包支付的。相应地，汉密尔顿的连队的表现，和他们的军装一样漂亮。特鲁普回忆说：“在连队召集起来之后，他就开始不知疲倦地操练部队，以便让部队在每个细节都符合纪律条令的要求，没过多久，汉密尔顿的连队就成了整个军中的纪律样板。”[41]后来，当汉密尔顿已经官至少将时，他还建议自己的部下像他当年一样，一定要亲自投入到士兵的训练中去。

汉密尔顿并没有犯新手们身上经常会出现的优柔寡断的毛病，因此，他给许多高级军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人都加入了迅速增加的汉密尔顿的崇拜者的行列中。有一天，纳撒尼尔·格林将军（GehanaelGreene）——一位前教友派信徒和罗得岛的五金商人——在途经考曼区的时候，汉密尔顿走进了他的视野中。他对这个年轻人能够如此游刃有余地操练部队感到异常惊讶，于是停下来和汉密尔顿攀谈了起来。之后，他邀请汉密尔顿共进晚餐，对汉密尔顿能够拥有如此渊博的军事知识而感到大为震惊。格林将军仅有的正规军事经验仅仅源自曾经在部队服役过的两年，因此这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学成才的将军非常欣赏汉密尔顿的专业军事素养。“他的知识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他的直觉，”炮兵司令亨利·诺克斯（HenryKnox）后来讲道，“在我们刚刚遇到格林将军的时候，他对军事基本上一无所知。然而，仅仅12个月后，他就和军中的其他将军处于同样的水平上了。”[42]乔治·华盛顿对纳撒尼尔·格林将军的评价要比其他人高得多，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位格林将军是第一个在华盛顿面前夸赞汉密尔顿的才能的人。就像斯特林勋爵一样，格林将军很可能也给了汉密尔顿一个副官的职位，如果这属实的话，那么汉密尔顿又一次拒绝了别人的盛情邀请。

4月份，华盛顿从新英格兰南下纽约来视察当地的军事准备情况，将他的司令部安在了哈得孙河畔的一座名叫里士满山的大宅子里，这个房子后来成了亚伦·伯尔的家。巧合的是，此时刚刚从爱国者进攻魁北克的战斗中大败而归的亚伦·伯尔在6月份拜访了华盛顿，并且接受了华盛顿的邀请，成了他麾下的一名战将，或者说，如同更为人们所称道的，他成了“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位身出名门的伯尔公子对未来充满了美丽的幻想，以为华盛顿能够对他委以重任。当伯尔发现分配给他的工作不过是一些平凡的琐事时，他很快就厌恶地退出了华盛顿的部队，并且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抗议说许多不合格的人得到的职位比他还高。于是，他转投到伊斯雷尔·帕特南少将（MajeneralIsraelPutnam）麾下。亚伦·伯尔对于阴谋诡计的热情，缺少足够的服从精神，甚至还有他无休止地对美色的追逐，都激怒了华盛顿将军。亚伦·伯尔在战争时期的政治前途，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与华盛顿冷淡的关系，就已经被决定了。与此相反，他同时代的那些人，比如说最著名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都从华盛顿将军的提携中受益匪浅。

在这段日子里，华盛顿至少是从侧面了解到了汉密尔顿。汉密尔顿这个严厉的上尉以“叛变”的罪名，逮捕了一名中士、两名下士和一名二等兵，这几个人被军事法庭判处了较轻的刑罚，而华盛顿将军则宽恕了其中的两名主要的犯事的家伙。在华盛顿将军宽恕他们之前，他曾在1776年5月15日给汉密尔顿签发了几个命令。要求汉密尔顿将其连队“于下个星期日早上10点在考曼区”集合。[44]我们从一个月后出版的《皇家荷属美洲公报》上可以读到，汉密尔顿在一天夜晚指挥大约100名士兵，勇敢袭击了纽约港外的桑迪·胡克灯塔。“我们用野炮和步兵武器对灯塔发起了进攻，进攻整整持续了两个小时。”这位战地记者兼炮兵上尉写道，“当时我们处于灯塔和英国海军舰炮的两面夹击之下，没能动得了灯塔一根汗毛。”[45]不过，汉密尔顿的部队在这场袭击中并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他把袭击的失败归咎于自己的部队缺乏必要的补给，同时英国人在袭击开始之前就已经掌握了他们的动向。无论如何，汉密尔顿那成为军事领袖的理想，已经从梦想开始变成现实了。

由于纽约曾是亲英派及其同情者的大本营，当地人非常担心，亲英派有可能正在密谋策划对华盛顿将军不利的行动，无论是逮捕还是刺杀华盛顿将军，都会是给英国人献上一份价值无法估量的大礼。实际上，纽约的前州长威廉·特伦确实在策划这样的行动。6月21日，也就是汉密尔顿从桑迪·胡克灯塔撤退下来的那天，一桩策划谋杀华盛顿将军并且组织一支亲英派军队的密谋暴露了。纽约市的亲英派市长，戴维·马修斯（DavidMathews）被指控犯有“恶毒地谋划破坏北美联合殖民地自由和权利的谋反罪”。[47]其他的一些被牵涉进这桩阴谋的人中还包括华盛顿将军的几名私人卫士，尤其是托马斯·希基中士（SergeantThomasHickey）。马修斯市长承认他曾和英国军队有过联络，接着就被关进了位于康涅狄格州的监狱。然而，目中无人的希基中士在军事法庭上并没有拿出什么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于是他被判处绞刑。

汉密尔顿兴奋地向他的那些圣·克罗伊岛读者报道这些戏剧性的事件，告诉他们：“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在亲英派分子中所揭露出的最野蛮的阴谋。”他向读者描述了在当时广为流传的安在亲英派头上的那些耸人听闻的消息，说他们在谋划着“谋杀所有的军官、炸掉弹药库，打算里应外合，将城镇都交给英国人”。[48]6月28日，将近7万旁观者——几乎是仍然留在城里的所有人，也包括汉密尔顿在内——都涌到了鲍威利区附近的草坪上观看托马斯·希基走上绞刑架。囚犯没有丝毫悔意，而华盛顿打算用处决他来震慑亲英派，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希基拒绝了接受牧师最后为他祈祷的权利，他解释道“这些人都是杀人犯”。[49]他一直表现出一副大义凛然、无所畏惧的模样，当刽子手将绞索套在他的脖子上的时候，他却突然流下了眼泪。几分钟后，他的尸体便悬在绞刑架上摇晃了。在他被处决的时候，汉密尔顿大声地为华盛顿英明的决策而欢呼：“看来那些落在我们手里的恶棍到头来都会罪有应得。”[50]此时，汉密尔顿很可能已经结束了他的一个任务。实际上，在一个有趣但不合逻辑的推论里，这位未来的财政部长写道：“有谣言说用金属合金铸成的铜币将会退出流通领域，而被个头儿更大的新的北美大陆铜板所取代。”显然，这位年轻的上尉此时已经开始钻研货币政策。

华盛顿的部队集结在了南曼哈顿的战壕里，此时他手下只有不到2万名缺乏经验的士兵，而且一条军舰也没有。华盛顿一定为如何能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而伤透了脑筋。华盛顿写道，他正在采取“一切手段”，来准备迫在眉睫的敌人的进攻，然而，他承认他的军队“极度缺乏武器弹药，而这严重打击了部下的士气”。[51]为了应对严重的弹药短缺，纽约州议会决定把所有的铅从房顶和窗户上剥下来，熔化掉用来制造子弹。城里的树木都被当柴火烧掉了，没过多久，纽约就仿佛成了一座鬼城。“你看看街上有多少间房子大门紧锁，你就知道现在这个城市已经基本上快被疏散干净了。”一位亲英派分子写道，“大街上已经很难看到妇女和儿童的身影了。”[52]

7月2日那天，当威廉·豪将军（GeneralWilliamHowe）指示由他的兄弟，海军上将理查德·豪勋爵（AdmiralLordRichardHowe）所指挥的舰队起航穿过纽约湾海峡的时候，英国人的作战目的就非常明朗了。成千上万的英国兵在斯塔顿岛登陆。那些在曼哈顿码头和房顶上驻守的大陆军士兵被源源不绝的英国人大摇大摆的登陆场景吓得目瞪口呆。一个美国兵在看到英国军舰的桅杆“如同一片松树林一般”塞满整个海湾的时候，他说道：“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敢断言伦敦一定是如我所见这样的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市。”[53]汉密尔顿和他的炮兵连此时就驻扎在班特利，他们居高临下，一定能清清楚楚地“欣赏”到敌人的耀武扬威。

对于这些受到威吓的北美移民来说，此时宣布独立似乎并不是一个很吉利的时刻，不过他们事实上却这么做了。面对从古罗马时代以来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帝国，北美殖民地的移民们决意反击。7月2日，大陆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独立，此时只有纽约做了弃权。两天后的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经过修订的《独立宣言》的最终版（事实上，直到8月2日这份宣言才真正被代表们签字）。不过，宣布独立并没有伴随什么激进的举动和骚乱。尽管当时已经处于公开的战争状态，这些遵守法律的人们还是觉得有必要签发一份正式的文件，心平气和地陈述他们为什么要独立的理由。这一庄重而勇敢的行动公然挑战了历史。当时从来没有哪个殖民地在历史上曾经成功地脱离统治国独立，最终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那些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人清楚地知道，从历史经验来看，他们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他们同样知道，“叛国”是一项最高可被判处绞刑的罪名，而当强大的英国舰队抵达纽约的消息传到费城的时候，这个可怕的罪名就显得一点也不抽象了。

这句人们等待了多年的话激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市民和武装分子迅速涌上了百老汇街，毁掉了包括酒馆门口悬挂的英国王室徽章标记在内的沿途所有带有英国色彩的痕迹。在百老汇街边的博林格林，人们摧毁了一座乔治三世国王身着罗马袍服骑在马上的镀金塑像，而这尊塑像当初是为了庆祝废除印花税法而树立起来的。约翰·亚当斯曾经对这尊塑像表达过无限的崇敬，他说：“在一片风景优美的椭圆形的土地上，矗立着一尊骑在马背上的国王的雕像，底座是大理石，塑像本身是铅合金的，表面镶金，十分高大。”[55]然而现在，出于象征性和实际的双重考量，人们将乔治三世的塑像从基座上推倒，并且在推倒它的过程中斩掉了“国王”的头颅。用来制作塑像的4000磅镀金的铅被立即送到了康涅狄格州的利奇菲尔德，在那里，被送入熔炉，制成了42，088发步枪子弹。有人预测，国王的士兵“将很可能被熔化了的国王陛下击中”。[56]

这一行动大大鼓舞了那些身处英军围困中随时面临危险的人们的士气。7月12日，英国决定给“反贼”一点颜色看看，以便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敬畏之心，顺带也测试一下他们的防御能力。于是，英国人派出的拥有44门大炮的战列舰凤凰号和拥有28门大炮的三桅炮舰玫瑰号在舷炮的怒吼中经过南曼哈顿。这两艘军舰根本无视岸炮的轰击，大摇大摆地驶进哈得孙河，向若干房顶倾泻了一通加农炮弹后，毫发无损地返回了舰队。房顶上空的炮声震耳欲聋，而此时的汉密尔顿正指挥着四门爱国者的武器库中最大的加农炮直面英军的攻击。赫拉克勒斯·马立甘回忆道：“汉密尔顿上尉此时和他的连队驻守在班特利，他指挥着自己的炮兵向在哈得孙河上航行的凤凰号和玫瑰号开火，此时，他的阵地上的一门加农炮突然爆炸了，有两名士兵因此而丧生……他们后来被埋在了博林格林。”[57]实际上，汉密尔顿的那门爆炸了的加农炮很可能夺去了至少六名士兵的生命，并且让其他四到五名士兵挂了彩。有人将这场灾祸归结到士兵平时缺少训练，不过，当时军中普遍的放纵吃喝嫖赌似乎更要对此负责。艾萨克·庞斯中尉（LieutenantIsaags）在报告中写道，许多加农炮都被士兵丢在一边，“此时这些家伙都正在他们常驻的‘圣地’的窑子里推杯换盏”。[58]在提到这次事故中所涉及的汉密尔顿手下的士兵时，中尉写道：“由于我们自己的炮兵的疏忽大意，六个人在事故中被我们自己的大炮夺去了生命，此外还有几个人受了重伤。据说，连队中死伤的几个士兵是因为喝醉了酒，醉醺醺地忘了擦拭和塞住出烟孔，所以当他们正在往里装弹药的时候弹药筒就开始着火了。”[59]换句话说，这些兵在第一次开炮之后，根本没有清理引火装置和炮膛中残留的火药。汉密尔顿并未因此受到谴责，而他的军事声誉一直水涨船高，也说明他并未受到这次可怕的事故的影响。然而，这次事故对他的冲击，让他很快就认识到战争是一桩丑恶的买卖。

很不幸，汉密尔顿的预言完全准确。8月22日，数量庞大的英国登陆部队从斯坦顿岛出发，穿过纳罗斯海峡，在布鲁克林登陆。不出几天，长岛上的英军士兵和黑森雇佣军的总数就达到了2万人，而这是当地壮丁人数总和的两倍还要多。在经过了数天表面的平静之后，英国士兵开始穿越一个个精巧的荷兰式或是英式的小村子，走过一片片沼泽和草地，一路向北进发。所到之处，他们**平了房屋，拆除了篱笆，将路边田里的谷物连根拔起，大规模地屠杀那些缺乏战斗经验的美国士兵。这些英军兵分几路，从不同方向向他们的共同目标——布鲁克林高地的美军阵地——推进。尽管华盛顿将军从曼哈顿赶到布鲁克林增援当地守军，但布鲁克林战斗依然呈现出一边倒的结果，爱国者被杀得大败，有大约1200名美国人在这场战斗中或是丧生或是被俘，这远远超过了英国人的伤亡。此时，华盛顿的军队背后就是东河，正前方是虎视眈眈的英军，似乎已经陷入了绝境。此时，英国人只要狠狠地发动一个冲锋，就可以将叛乱**平。

人们普遍认为，汉密尔顿并没有参加这场战斗，尽管有一位匿名的记者为《皇家荷属美洲公报》详细地描述了战斗中的经历。这位记者自称是“宾夕法尼亚部队”的普通一兵，但依然有人认为这则报道出自汉密尔顿之手。这支宾夕法尼亚部队，在当时和马里兰以及特拉华的部队一道，都受汉密尔顿的那位贪杯的前赞助人——斯特林勋爵的指挥，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在一位斯特林勋爵的传记作家笔下，“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个肥胖的、患有风湿病、虚荣、华而不实、贪吃的酒鬼能以令人吃惊的热情投入到了战斗中”。[62]那位记者高度评价了斯特林勋爵的部队所表现出的巨大勇气，他们“几乎没有大炮”，在绝境中勇敢地坚守阵地。这位记者同时也揭示了华盛顿在8月29日晚上指挥部队夜渡东河这一著名撤退背后的战略意图，他认为华盛顿担心英国军舰会在第二天从河上游杀下来切断他们和曼哈顿的联系。这位记者以当事人的角度描述了他们在这样一个寒冷的雨天的经历：“我们在夜里两点接到了从阵地上撤退的命令，在我们几乎就要撤退到码头的时候，华盛顿将军命令我们回到我们最初的战线，而那里，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地方。”[63]这位业余记者的连队，在一块小小的土地上进退维谷，他们蜷缩在那些正打瞌睡的英军的步枪射程范围之内，幸运地被浓雾和黑夜掩护着。拂晓时分，记者和他的部队立即安全转移到了最后的几条即将离开布鲁克林河滩的军舰中的一条船上，安全撤退了。而在这场能够充分表现出华盛顿杰出的领导才能的教科书般的行动中，华盛顿本人是最后一个撤退过河的。

当十几条驳船将英军和黑森雇佣兵运到这片树木繁盛的多山地带的时候，爱国者的军队彻底丧失了斗志，他们在恐惧中开始四散奔逃，完全不顾任何伪装和纪律。愤怒的华盛顿将军试图制止眼前的这种毫无秩序的溃败。尽管华盛顿向来以其冷静沉着很少生气而闻名，但是当他真的发起怒的时候，也是非常可怕的。他愤怒地诅咒眼前的这些惊慌失措的溃兵，狠狠地用自己的马鞭抽打那些失魂落魄的不称职的军官。最后，他用力将自己的帽子扔到地下，愤怒地慨叹道：“难道这帮家伙就是要和我一起保卫美国的人吗？”[65]由于英国人的拖拉，他们没能追上向北落荒而逃的美国人，所以，绝大多数的爱国者都成功逃到了地处荒郊野外的哈莱姆高地。

面对敌人的炮火，汉密尔顿倒是表现得非常平静。贫嘴的赫拉克勒斯·马立甘再一次绘声绘色地讲起了故事：“汉密尔顿在纽约城边的邦克山的一个据点上和我军的预备队一起浴血奋战。”[66]汉密尔顿后来间接证明了这段故事，他曾说过：“他是和最后一批离开纽约的部队一起撤退的。”[67]汉密尔顿直到晚上才撤到了哈莱姆高地，他十分坚韧地在雷雨中徒步穿越了曼哈顿的森林。此时的他十分沮丧，后来，他对马立甘讲道：“在撤退的时候他丢失了自己的行李，并且还损失了一门加农炮，这门大炮在被拖拽的过程中散架了。”[68]此时他已经放弃了所有的重炮，而他的连队现在也仅剩下两门可以被马或人力拖拽的野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