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文学网

第六章 英勇无比（第2页）

最终，查尔斯·李被宣判有罪并承担一切责任，不过法庭对他从轻发落——停止军职一年。10月份，这位名声扫地的将军向亚伦·伯尔保证说，他计划“告老还乡，卸去公职，回到弗吉尼亚种烟草去”。[43]不过，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他的一班走狗依然疯狂地诽谤华盛顿以及在军事法庭上出庭作证的汉密尔顿。11月下旬，汉密尔顿不巧遇到了约翰·斯凯·尤西塔斯（Johace），他是李将军的崇拜者，也是他的副官和半个干儿子。尽管尤西塔斯到处宣传说汉密尔顿在军事法庭上做了伪证，汉密尔顿还是打算上前跟他寒暄几句。尤西塔斯后来向李将军描述了他和汉密尔顿遭遇的情景：

汉密尔顿在我进屋的时候朝我走过来，向我挥了挥手——而我根本没有理睬他那客套的表现，没有向他还礼就径直坐了下来……他问我是不是从营地那边来——我简明扼要地回了“不是”两个字，而没有像通常那样起身答话并冠以敬辞“长官”。我对他再粗鲁不过了——我曾无数次地到处宣扬说我怀疑他在法庭上做了伪证，我真希望这个狗娘养的在遇到我的时候向我发起一场决斗。[44]

12月初，李将军对华盛顿的攻击变本加厉，这次是付诸报纸了。约翰·劳伦斯敦促汉密尔顿出手反击：“朱庇特之笔就在你手里，我想你会毫不费力地将他的谎言和自相矛盾大白于天下，从而让他彻底闭上嘴巴。”[45]或许是因为自己本身就是争议的一方，汉密尔顿这一次很不多见地保持了沉默，拒绝拿起笔和李将军对骂。于是，劳伦斯向李将军挑战，要求与他决斗，以教训他对华盛顿的诬蔑。汉密尔顿同意作为劳伦斯的助手，后来他渐渐参加了很多次这种“光荣的行动”。

决斗在大陆军中异常流行，当时的绅士觉得在自己受到别人侮辱时用来维护自己荣誉感的方式不应该是去法庭。一位法国客人声称：“这里的人对于决斗的迷恋已经达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不可思议的程度。”[46]这种愚蠢的行为反映了掩盖在美国革命有关平等的花言巧语下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意识。汉密尔顿总是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怀有深深的危机感，因此他非常自然地为了自己的贵族意识而迷恋决斗这种“上等人”的游戏。由于他并非出自世家大族，家人也从来都不是什么巨商大贾。汉密尔顿因此终其一生都狂热地维护自己的名誉，他也把追逐名誉当成了头等大事。这个带着不名誉的原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在乎自己的名誉。

直到冬天来临，在1778年12月23日下午，汉密尔顿陪着约翰·劳伦斯来到了非常偏远的树林，这里是他们约好的决斗场所。李将军选择埃文·爱德华兹少校（MajorEvanEdwards）作为自己的助手。根据事先约定好的规则，劳伦斯和李将军应该面朝对方，向前大步走去，当两人相距五到六步时再向对方开枪。当劳伦斯准确地命中李将军之后，劳伦斯、汉密尔顿和爱德华兹冲向将军，然而后者却将他们赶走，并要求第二轮决斗。汉密尔顿和爱德华兹都不希望李将军继续决斗，然而，就像在他们第二天做出的共同声明中写的那样：“汉密尔顿上校不认为这场决斗应该继续下去，除非李将军心怀复仇之念。但是将军看起来坚持要继续决斗。出于对维护朋友名誉的考量，汉密尔顿并没有拒绝李将军的要求。”[47]不过，第二轮决斗并没有发生。李将军像一个男人一样宣布他“敬重华盛顿将军”，并且承诺从此再不发表任何诽谤华盛顿的言论。[48]对劳伦斯来说，这种结果已经足够。于是，这四个人离开了树林。在他们的声明总结陈词中，汉密尔顿和爱德华兹赞扬了两位决斗者“表现出的高度的礼貌、大度、冷静和坚定，因此足以达成相互的谅解”。[49]

这次决斗对汉密尔顿有什么影响呢？他看到的是两个绅士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是个人仇恨而战斗，决斗的目标不是为了结束对方的生命而是为了尽快结束争执。劳伦斯和李将军在决斗的过程中都表现出高尚的尊严。这场决斗深深地震撼了汉密尔顿，这让他觉得决斗并非是野蛮的中世纪时代的遗物，相反却是对高贵荣誉的认可。这场决斗是查尔斯·李军事生涯的终结。他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和他心爱的狗一起隐居了起来，他先是住在弗吉尼亚，后来又搬到了费城，并在1782年死于肺结核。

汉密尔顿没有和查尔斯·李笔战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在那年秋天，他刚刚导演了一场对大陆会议的马里兰代表塞缪尔·蔡斯（SamuelChase）的口诛笔伐。塞缪尔·蔡斯是《独立宣言》的签字人以及后来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他身材高大，相貌丑陋，他和塞缪尔·约翰逊博士（Dr。SamuelJohnson）长得有几分相像，都有一张红彤彤的大饼脸，结果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咸肉蔡斯”。他性格暴躁，独断专行，整个职业生涯都受人争议。

汉密尔顿曾经发表了一篇匿名的文章恶毒地咒骂了蔡斯一番，因为，他发现远道而来的法国舰队要被迫花双倍的价钱购买面粉。他在文章中宣称，是蔡斯这家伙泄露了大陆会议打算收购市场上所有的面粉以供应法国人及其盟友的机密计划，因此导致了面粉价格的大幅波动。为了揭露蔡斯，他又一次找上了自己的熟人，《纽约杂志》的出版商约翰·霍尔特，在英国人占领纽约期间，他将自己的阵地迁到了帕基普希，继续出版报纸。

在1778年10月到11月之间，汉密尔顿化名“普布利乌斯”——这是他一生的最爱——在霍尔特的报纸上接连发表了三篇严厉指责蔡斯的长信。蔡斯并不知道这些文章的作者就是华盛顿身边的人。这些文章颇有讽刺意味，因为，后来的这个汉密尔顿却摇身一变，成了商业社会和利润的毫无保留的支持者。在呼吁为了爱国者高尚的理由而惩罚那些可耻的叛徒后，他写道：“还有一类至今尚逍遥法外的行为，这些行为与犯罪无异甚至要更为可恨，这便是那群整天筹划着依靠垄断整个市场牟取暴利并扼杀任何竞争的家伙。当贪婪在一个国家占了上风，那么这个国家便离崩溃不远了。让人震惊的是，我们的国家，刚刚处于起步阶段，便染上了这一绝症！”[50]

“普布利乌斯”的第一封信宣称，贪婪会腐化一个国家，因此，如果一个政府官员因此而背叛了人民对他的信任，那么他“应当被公众彻底鄙视，并且应被视为最为严重和危险的叛国者而接受人民的惩罚”。[51]在第二封信中，汉密尔顿转而无理地对蔡斯进行人身攻击：“你如果不是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瞧你这操行，你顶多也就是个默默无闻的下贱货。”他恐吓蔡斯，“这回该轮到你享受被所有人鄙视的滋味了。”[52]在第三封信中，汉密尔顿露出了一点马脚，表现出了他那很典型的危言耸听的风格，他开始发表预言：“在我心中，一个杰出的国会议员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他不应该被仅仅当作一名立法者，他还应该被看作帝国的缔造者。”[53]汉密尔顿希望有一天这个脆弱的北美邦联能够演变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相信，当代政治家的一举一动，都将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影响深远。

在1778年秋天的时候，汉密尔顿确实有理由预见到一个伟大的美国，此时，和英国的战争已经成了大洋两岸的一场世界大战。西班牙在谋求夺回直布罗陀的努力落空后，作为北美殖民地的盟友加入了对英国的战争。法国也决定向英国开战，不过法国人的参战的理由可不是为了呼应北美人民的革命理想——路易十六当然不想鼓励针对王室权威的革命——他们希望能够用这场战争推翻英国的霸权，甚至干脆就是为了他们输掉的那场法国-印第安战争而报复。此外，法国人也希望能够借此染指加勒比的蔗糖贸易和北美的港口。美国的盟友给汉密尔顿上的权力政治第一课就是“国家仅依其利益而非理想行事”——这在汉密尔顿的记忆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后来一再提醒杰斐逊和他的追随者，法国人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参战的。“法国人给我们的帮助显然是为了肢解不列颠帝国以达到削弱这个他们所憎恨的强大的对手的目的，”他在将近20年后写道，“只有傻子才会相信一个专制的君主国家会是因为对自由的信仰，或者是因为认同人民革命的原则而支持这一场革命的。”[54]

在法国舰队抵达北美后，汉密尔顿被指派登上法国舰队那威风凛凛的旗舰去迎接德斯坦海军上将。此后，他便经常担任负责与法国人联络的特使。由于华盛顿将军并不会说法语，而且觉得自己年龄太大，没有希望再学一门新的语言，于是汉密尔顿便经常担任华盛顿的法语翻译。此外，他还用恰如其分的外交辞令，将大量外交信函完美地翻译成法文。就这样，和法国的结盟大大提高了汉密尔顿在大陆军中的地位。

许多跑到美国参加革命的法国激进分子都是出身世家的贵公子，他们却大多倾倒于汉密尔顿的优雅、幽默与博学。J。P。布里索·德·窝里勒（J。P。BrissotdeWarville）形容汉密尔顿是一个“果断坚定，坦率威武的真男人”，后来，他还提名汉密尔顿当法国国民公会的荣誉代表。[56]德·查斯特勒克斯侯爵（MarquisdeChastellux）则大为惊讶地说，这么一个年轻人，“言谈举止与其年龄远不相称，难怪华盛顿都对他赏识有加”。[57]德·拉·罗奇福考尔德公爵（DucdeLaRochefoucourt）则说，汉密尔顿集“尊严、同情心以及力量、决心、优雅的举止、快乐和惬意于一身”。[58]与此同时，公爵还注意到，有些事情对于汉密尔顿来说是如此简单、不证自明。所以当别人不能快速掌握它们的时候，汉密尔顿就会很苦恼——这种聪明敏捷使得他不能容忍那些反应迟钝的人。

尽管那些身穿蓝色和猩红色皇家军队军装的法国军官对汉密尔顿敬仰有加，然而汉密尔顿却毫不客气地委屈、冤枉他们。对一个人的熟悉往往会导致对他的蔑视。汉密尔顿批评许多法国贵族都是爱慕虚荣、一心向上爬的家伙，他们投身革命不过是为了博取一些虚名。利用这段经历，他们回国后就可以连本带利地赚回来。此外，他还不得不在这些人对无能的美国人表现出轻蔑时保持沉默。“这些法国志愿者，从总体上来说，军事才能都平淡无奇，”罗伯特·特鲁普评价到，“然而他们却自以为是，把自己当作恺撒或者汉尼拔，觉得自己比美国军官强得多。”[59]

让汉密尔顿最不舒服的事情，就是他不得不给大陆会议写无数封信，请求大陆会议给那些根本不够格的法国佬加官进爵。如果大陆会议拒绝了这样的申请，那他就不得不用油滑的恭维去抚慰申请者那受伤的心。汉密尔顿曾向约翰·杰伊抱怨说，为了不让那些被拒绝的法国人把矛头指向华盛顿，他不得不写了很多这样的信来平息他们的怨气。可以说，从个人角度而言，没有人比这个后来被政敌扣上“贵族”帽子的汉密尔顿对那些受到特殊优待的法国贵族更加不满了。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汉密尔顿也认识到，贵族阶级中同样也有许多积极进取的人，共和的理想并不仅仅存在于手工艺人与商人中间。

尽管汉密尔顿经常把这帮法国盟友看作是一桩麻烦事，但是他从未否认过法国人介入这场战争的决定性意义。从一开始，他们就为爱国者走私武器弹药和被服补给。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非常优秀的战士，汉密尔顿后来殷切地说这些人是“热心、勇敢的法国军事天才”。[61]到1779年春天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毫无保留地称赞这些有时候很让人讨厌的盟友：“他们的友谊对我们的安全弥足珍贵。”[62]

出身低微的汉密尔顿对自己的身份非常敏感，他对华盛顿幕僚团中的不公正待遇也同样在意，即便是当他的好朋友约翰·劳伦斯享受到此种特权优待的时候，汉密尔顿也一样感到不快。1778年11月，就在亨利·劳伦斯卸任大陆会议主席之后，大陆会议为了表彰约翰·劳伦斯的勇敢而打算晋升他为中校。劳伦斯一开始拒绝了这项任命，不过在1779年3月大陆会议再次决定提升他的时候，他便接受了这项任命。汉密尔顿并没有劝说劳伦斯拒绝这项任命，虽然如此，他却并不怎么高兴。“在这件事中，我认为最不对的地方是，”汉密尔顿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大陆会议依据他们的行为……好像打算授予他们一种特权，一种荣誉，一种不公平的标志……而拒绝给这个军事大家庭中的其他绅士们这样的待遇，这意味着一种偏爱，尽管我们都能够真诚地说，我们喜欢你的性格，钦佩你的军事才能，但这种偏爱会使我们中的某些人感觉不舒服。”[63]

在这一年的年底，劳伦斯计划的紧迫性大大增加了，英国人此时为了获得亲英派分子的同情和帮助，已经剑锋一转，将战火引入了南方各州。到1779年1月，英国人夺取了萨凡纳和奥古斯塔，先头部队已经开始威胁到南卡罗来纳。劳伦斯立刻从华盛顿的幕府辞职，打算回去保卫家乡。为了获取大陆会议的同意以组成二到四个大陆军黑人营，他在费城耽搁了一段时间。为了支持自己的朋友，汉密尔顿给当时刚刚接替亨利·劳伦斯担任大陆会议主席的约翰·杰伊写了一封条理清晰的长信。在信中，他清晰地阐述了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个从他出生那一刻起就保卫着他的奴隶制度的：“我一点也不怀疑，通过适当的领导，黑人会成为优秀的士兵，我斗胆认为，劳伦斯先生正是指挥这支黑人军队的最佳人选。”汉密尔顿在信中还驳斥了黑人奴隶智力低下、天生低等，难当军中重任的谬论，“在我看来，这些黑人和我们一样，天生渴望成为有教养的人，他们在奴隶状态下养成的服从的性格，会让他们比白人居民更快地成为一名合格的士兵。”

接下来，汉密尔顿以他典型的方式，用政治现实主义来解释更为宏大的道德诉求，他强调，劳伦斯的方案不仅仅是人性的体现，同时，对于美国爱国者们也有巨大的利益：

我们对于黑人的蔑视都是建立在一些虚无的想象之上的，这些想象既不是理性的体现，也没有经验的证明；由于不想放弃这一大笔数量可观的财产，人们会找一千份合同来强调劳伦斯方案缺乏可操作性并且是需要人们做出自我牺牲的有害的设想。然而，请考虑这样的问题，假使我们不利用劳伦斯方案，那么我们的敌人就会有很大可能照抄劳伦斯方案，无疑，最好的避免这一情形产生的措施就是我们自己抢先采纳劳伦斯方案。这一方案的核心部分是在分发给黑人武器的同时给予他们自由。这将确保他们的忠诚，激发他们的勇气，我相信，当我们为黑人的自由敞开一道门的时候，即便是对那些仍然身为奴隶的人，也有着正面的影响。[65]

北方诸州并不打算在奴隶问题上压制他们南方的同胞。自始至终，美国革命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各州都默认地区间的冲突应当让位于各州的团结这一原则上。这一共识使得有关奴隶制的讨论成为禁区。此外，还有一件大家都很忌讳提的事情是，很多奴隶主之所以参加这场革命，就是为了保卫奴隶制。1775年11月，弗吉尼亚州的英国总督邓莫尔勋爵（LordDunmore）签发了一份通知，宣布任何效忠于英国王室的奴隶都可以获得自由——这一行动使得无数惊慌失措的奴隶主立刻投向了爱国者的阵营。塞缪尔·约翰逊因此在伦敦抗议道：“是什么导致这帮驱使黑人的奴隶主宣扬独立和自由的嗓音最高？”[66]贺瑞斯·沃波尔（Horaceole）也热烈地支持这种想法：“我相信，非洲人的灵魂此刻正在美洲人的刀剑下呻吟。”[67]

爱国者这一边也有很多人意识到了奴隶主立场的伪善。在《独立宣言》之前，阿比盖尔·亚当斯就对当时的形势深感痛心：“让我感到最不公正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正为之战斗的，却恰恰是我们从旁人那里夺走的东西，他们和我们有同样的理由拥有自由。”[68]为了永远地将造反的爱国者们钉上耻辱柱，亨利·克林顿将军1779年6月宣布，所有逃亡到英国人这一边的奴隶都可以获得自由。劳伦斯计划的受阻让汉密尔顿感到非常沮丧。“我希望它能获得成功。”他在这一年晚一些时候写信给劳伦斯说道，“但是看起来希望很渺茫。偏见和私心会是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的最大敌人。”[69]

劳伦斯对通过法律手段实现自己的计划彻底绝望后，他回到南卡罗来纳，在威廉·莫特里（WilliamMoultrie）的部队中服役。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处于后卫的他有勇无谋地自作主张，率领自己的部队试图强行渡过一条暴露在英军炮火下的河流，结果，他的部队损失惨重——莫特里后来称他是“一个有着高尚情操的勇敢的士兵，但却是一个不称职的军官。他过于鲁莽和冲动”。[70]关于劳伦斯，还有一个有可能是杜撰的故事。当英国军队后来将莫特里和他的军队包围在查尔斯顿的时候，劳伦斯曾发誓，第一个打算向英国人交出这个城市的人必将死于他的剑下，他后来还拒绝服从向敌人投降的条款。

在工作中我冷若冰霜，对待朋友却热情如火。我希望——我亲爱的劳伦斯——我有能力用我的行动而不是语言，来向你证明我对你的敬爱。我想告诉你，直到我们各奔东西后，我才发现，你在我心中的地位是那么重要。实际上，我的朋友，这并不是件好事。你知道我一贯坚持的观点是，我是那么希望我可以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希望我的快乐不是建立在他人的喜怒哀乐之上。你不应该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便利用我的敏感，偷偷溜进我的感情世界中。[71]

汉密尔顿写给劳伦斯的其他几封信所表现出的，则是一个妒火中烧、相思成灾的年轻人对他的朋友没有频繁给他写信的愤恨与责怪。“在你离开费城后，我给你写了五六封信，如果你能够给予适当的回复的话，我本来可以给你写更多的信。”汉密尔顿在9月给劳伦斯写道，“但是就像一个嫉妒的恋人，当我想到你漠视我对你的关心的时候，我的感情敲响了警钟，我的自尊受到了伤害。”[72]

那个夏天，除了劳伦斯的离开外，还有很多事让汉密尔顿烦躁。其中最让汉密尔顿气愤的是，爱国者目光短浅地拒绝在《邦联条例》（Articlesoffederation）中赋予大陆会议强制征税的权力。而这一权力本来是在1777年11月15日就被确立为这个新国家之所以立国的重要原则并提交各州审议的。结果，大陆会议只能被迫仰仗低劣的权宜之计——大肆借款并发行纸币——这很快便摧毁了美国的信用。最终，大陆会议发行的纸币迅速贬值。因此，汉密尔顿第一次开始盘算通过私募和对外借款设立一家国家银行。

实际上，汉密尔顿对大陆会议的抨击要比他自己所意识到的凶猛得多。在7月初，他从约翰·布鲁克斯中校（elJohnBrooks）那里收到了一封信，这位布鲁克斯中校告诉他，一位名叫弗朗西斯·达纳（Frana）的大陆会议代表在费城的一间咖啡馆大肆贬损汉密尔顿。据布鲁克斯讲，达纳说汉密尔顿曾说过这么一段话：“现在是人们跟着华盛顿将军一起起义，将大陆会议扫地出门的时候了。”按照布鲁克斯的说法，“为了推销这种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指控，达纳进一步宣称，汉密尔顿先生对于保卫这个国家毫无兴趣，而将实现他的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当作唯一的目标”。[73]达纳的这些指控可以说是后来有关汉密尔顿的争论的先声。在一些人眼中，汉密尔顿这个“外来者”或者说“外国人”，不可能具有生长于美国的那些人的精神动力，因此，他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的计划。面对这种怀疑，汉密尔顿的内心深处因此埋藏下了深深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便隐藏在他那自信的外表之下，当他遭遇到攻击的时候，他因此总会猛烈地还击。

我们的热情经常会与我们的理性相矛盾。如果不是这样，您应该清楚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早已没有了骑士精神，而从您对决斗的态度来看，您本已经证明了您的理性与谨慎。当代社会的理性已经表明，为了证明您的无辜，或者攻击者的恶毒，而采取用剑刺穿他的胸膛或者用枪打爆他的脑袋是最糟糕的解决方法。然而请允许我补充一句，当您认为决斗与您的宗教理想相违背的时候，您应当慈悲地想到，别人也同样有理由相信，无根据地诬蔑一个人显然与宗教的精神不符。[75]

由于意识到决斗与自己的宗教信仰有冲突，汉密尔顿总是在面对决斗的时候犹豫不决，这在后来的几年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汉密尔顿后来一直没有和戈登在决斗场上相见，尽管他最终确认戈登确实是谣言的始作俑者。整个秋天，他都在和戈登往来通信，并在他那些充满火药味的信中一再强调自己并没有说过那些被安在他头上的有关大陆会议的话。由于汉密尔顿在那一年中都一直攻击大陆会议无能、失职，他或许真的说过一些过火的话，这些话有可能经过了政敌的歪曲、加工而被到处宣扬，也或许，人们所转述的，就是汉密尔顿的原话。

从汉密尔顿在那年秋天写给劳伦斯的信来看，当时的他正处于消极失落之中。他告诉劳伦斯，他仍然在为劳伦斯那善良的设立黑人营的方案奔走呼号，同时担心自私自利、好逸恶劳和公共腐败会毁掉这个美好的方案。“我的朋友，所有的希望都可能只是黄粱一梦，”他用一种在他一生中经常会突然出现的绝望口气，警告劳伦斯说，“美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美德。促使各州诞生的商业动机已经成为美国人民的镣铐，而他们唯一希望的，便是这个镣铐变成金子做的。”[76]

对这个只有24岁正在为光荣和理想而战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想法是多么阴暗而消沉。对汉密尔顿来说，他的整个一生都处于这样的矛盾之中：汉密尔顿对美国的种种批评，让政敌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对汉密尔顿的判断，“他非我乡亲，必有所图谋”是正确无误的；敌人恶毒的指控在一些时候让汉密尔顿感到自己和他所热爱的国家异常疏远，又反过来让汉密尔顿相信，自己对美国的批评句句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