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文学网

第七章 害相思病的陆军上校（第2页）

汉密尔顿和安杰莉卡之间的互相倾慕众人皆知，因此许多人都相信他们俩是一对情人。或者，至少他们俩的友谊非比寻常。而事实上，如果安杰莉卡没有结婚的话，汉密尔顿求婚的对象，恐怕就不是妹妹艾丽萨，而是她的姐姐安杰莉卡了。相比艾丽萨，安杰莉卡和汉密尔顿更谈得来。詹姆斯·麦克亨利曾给汉密尔顿写信提到，说安杰莉卡“让所有连队中的人都着迷，甚至没有见过她的人。不论男女都被她吸引，没有人不喜欢她。因为你的那些优秀的品质，你才得以有幸成为她妹妹的丈夫。”[26]

约翰·特朗布尔（JohnTrumbull）画笔下的安杰莉卡是一个迷人的女人，她皮肤雪白，长长的鹅蛋脸，深色的眼睛，性感的嘴唇，衣着时髦，看起来要比艾丽萨更久经世故。在安杰莉卡身上，有着一种比她妹妹更加有韵味的神秘的女人味，更能让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流连忘返。安杰莉卡非常擅长用自己的魅力做武器征服一个又一个的男人，她能言善辩，爱弹吉他，喜欢与人研讨学术，评点时事。对于那个时代一些最聪明的政治家们而言，她就是缪斯女神的化身，这些人包括：托马斯·杰斐逊、罗伯特·R。利文斯顿以及最经常和她打交道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安杰莉卡是那个时代北美妇女中为数不多的，身处欧洲人的画室时依旧如在哈得孙河边的客厅里一样轻松自如的人。因此，性格如同欧洲女人一般大方的安杰莉卡的身边也少不了流言蜚语。不像艾丽萨那样不通晓什么外语，安杰莉卡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艾丽萨并不喜欢介入汉密尔顿的政治生活，相反，安杰莉卡却热情地赞扬汉密尔顿的雄心壮志，并且总是对每一条有关汉密尔顿政治成就的新闻充满了兴趣。

在接下来的24年中，安杰莉卡在几乎每一封写给自己的姐妹或是汉密尔顿本人的信中，都公开表达了自己对汉密尔顿的好感。汉密尔顿也经常在写给安杰莉卡的信中和她“打情骂俏”。当汉密尔顿逐渐被国事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安杰莉卡给了他一个表现自己孩子气一面的空间。在写给艾丽萨的信中，汉密尔顿的文字总是温柔体贴，但是他很少写自己的雄心壮志。汉密尔顿的婚姻生活也因此很难不让人留下这两个年龄相差只有一岁的姐妹共事一夫的印象。安杰莉卡一定感觉到她对汉密尔顿的喜爱并没有让自己亲爱的妹妹感到不快或是威胁，这让她异常开心。这两个女人对汉密尔顿共同的爱反而让她们的关系更加亲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艾丽萨与安杰莉卡非比寻常的关系给了汉密尔顿对安杰莉卡表达爱慕的借口和伪装，如果换成是姐姐之外的其他女人，艾丽萨是肯定不会容忍的。

安杰莉卡这个对杰出男子有着致命**力的大胆女人，在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时却做了一个奇怪的选择，她嫁给了约翰·巴克·丘奇（JohnBarkerChurch）。丘奇五短身材，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长期以来，他除了不断发胖外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1776年，他被大陆会议派到奥尔巴尼去审计北方军的账目，然后便投入了斯凯勒将军麾下。在那段时间里，丘奇成功地追求到了安杰莉卡，同时也得罪了斯凯勒将军。丘奇有一个笔名叫约翰·B。卡特尔（JohnB。Carter），斯凯勒将军从中嗅出了一些可疑的气味。果然，将军的直觉是正确的：丘奇是在伦敦同一名亲英派政客决斗之后，改名换姓逃到了北美的。有证据表明，在伦敦时他已经因为赌博和股票投机的失败而破产，为了躲避债权人的纠缠，他才跑到了北美。当丘奇得知自己有可能会被岳父拒绝这桩婚事时，他便在1777年带着安杰莉卡私奔了，可想而知，斯凯勒将军会有多么愤怒。

在革命期间，丘奇聚敛了巨额的财富。“卡特尔先生是一个商业天才，”詹姆斯·麦克亨利告诉汉密尔顿，“我听说他的财产已经足以让这辈子过得逍遥自在了。”[27]丘奇和他的生意伙伴耶利米·沃兹沃思（JeremiahWadsworth）获得了将补给品出售给法军和美军的巨额订单，这让他们有利可图。汉密尔顿对丘奇的评价很高，称他是一个“正直的财主，意志坚定，严格要求，活跃热情，天生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生意人”。[28]不过，从丘奇的信中看，他实际上是一个冷静的商人，对人并不热情，也没有什么幽默感。由于政治是他的财源，因此丘奇能够毫无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一位当时的观察家记得，在威廉·豪将军烧掉了一些北美的村庄和城市后，丘奇对英国人“充满了恶毒的仇恨”。丘奇曾经说过，他希望把捉到的英国将军的头都砍下来，然后“把他们的躯干腌在桶里，每次英国人烧一个村子，就把这样的一个人肉罐头寄给英国人”。[29]丘奇并不是一个才子，他也不怎么热心于公共事务，因此在安杰莉卡眼中，汉密尔顿要远比他更有魅力。不过另一方面，丘奇的财富却让安杰莉卡过上了富裕的上流社会生活，而这也是她梦寐以求的。

汉密尔顿和自己的岳父的关系是他与艾丽萨·斯凯勒的婚姻中一段快乐的章节。当时已经46岁的菲利普·斯凯勒是一个瘦高个，他嗓门很大，鼻子就好像一个大肉球，在他作为国会委员会的主席，在4月前往莫里斯顿视察大陆军的时候，斯凯勒将军已经饱受风湿病的折磨。斯凯勒是一个等级观念非常强的人，然而，他却热情地接纳了汉密尔顿，无疑，这再次证明了汉密尔顿与人相处的天分。斯凯勒曾这么教育自己的儿子约翰：“对地位比你低的人要宽厚仁慈，对地位与你相同的人要和蔼热情，对比你地位高的人，无论他们是因为他们比你优秀还是仅因为出生于一个较高等级，你都应当不卑不亢。”[30]也就是这个讲究等级出身的斯凯勒，在初次和汉密尔顿这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私生子谋面时，便立即和他建立了友谊。汉密尔顿和斯凯勒都饱读诗书，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们两个人都推崇军队的纪律精神，都对发展商业和国内基础建设（比方说开凿运河）感兴趣。此外，他们两个都对华盛顿无比忠诚，并且对大陆会议的无能而感到痛心疾首，尽管斯凯勒本人就是大陆会议的成员之一。

斯凯勒是荷兰殖民者的后裔，他的祖先在1650年前后移民到了纽约（他们家的姓可能是个德意志姓氏）。斯凯勒家族是哈得孙河畔几大士族之一，拥有广阔的田产和富可敌国的财富。这些世家大族之间频繁联姻，在纽约形成了一张权力网，将纽约的政治玩弄于股掌之间。菲利普·斯凯勒的母亲就是范·科特兰（Vandt）家族的一位成员。斯凯勒家的那栋富丽堂皇的乔治王时代风格的豪宅“牧场”，坐落在奥尔巴尼的一座山顶上，府邸周围有大约32公顷土地，点缀着一些谷仓、奴隶工棚和熏制室。富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斯凯勒还在萨拉托加荒原边修了一座两层高的房子，在那附近，他兴建了四个水磨坊、一个铁匠作坊和一些仓库，雇用了上百名职工（这个小工业村逐渐演变为了现在的斯凯勒威尔村）。总的算下来，斯凯勒家的产业沿哈得孙河足足有5公里，总面积在400到800平方千米。如果这还不够的话，菲利普·斯凯勒还娶了凯瑟琳·范·伦塞勒（eVanRensselaer），一位继承了伦塞勒家位于哥伦比亚县克莱坞莱克的500平方千米的土地的姑娘。

对菲利普·斯科勒将军的评价因人而异。在他的敌人眼中，斯凯勒是一个冷酷、傲慢的家伙，当别人顶撞了他或者是让他觉得丢了面子的时候，斯凯勒会大发雷霆。亚历山大·格雷顿在革命期间的一次斯凯勒家的宴会上便和斯凯勒有着这样不愉快的经历。“一位新英格兰上尉临时找斯凯勒有公事，这位上尉唯唯诺诺的，一副只有最低级的官吏才有的奴颜婢膝的嘴脸。然而主人根本没有邀请他坐一小会儿，喝杯葡萄酒。相反，在他向主人汇报完毕之后，就直接被主人不耐烦地打发走了，仿佛他的出现打搅了主人的兴致”。[31]然而，格雷顿承认，那个人可能是很无理地闯了进来。

斯凯勒将军的朋友觉得他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他对于自己同等级的人非常宽宏大量。在萨拉托加战役期间，英军首领伯格因将军烧了斯凯勒的住所，并且由于军事需要摧毁了他家绝大多数的房产。在伯格因战败投降后向斯凯勒道歉时，斯凯勒却大度地答复说伯格因的行为是交战规则所允许的，如果他站在伯格因的立场上，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黑森雇佣军司令官弗雷德里希·冯·雷德塞尔（FriedriRiedesel）的妻子雷德塞尔男爵夫人也十分欣赏斯凯勒在萨拉托加战役中所表现出的骑士风度：“当我快到帐篷的时候，一个英俊的男子向我走来，他帮助我将孩子从马车上抱下来，亲吻和抚摸他们，接着，他伸出手搀扶住我。”[32]斯凯勒将军邀请这位男爵夫人和被打败了的伯格因将军以及将军的20位随从住在自己位于奥尔巴尼的府邸，每天为他们奉上最精美的食物。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伯格因的军队在萨拉托加对他的房产的破坏已经让他几乎倾家**产了。

汉密尔顿知道作为一群有时候异常桀骜不驯的女儿们的父亲，斯凯勒会非常严厉，而约翰·巴克·丘奇也刚刚由于和安杰莉卡结婚的事情而被迫远走高飞。因此，当汉密尔顿和英国人协商交换战俘一事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谨慎，只有在征得斯凯勒允许的时候，才会跟他的女儿们搭讪。与此同时，他也一直在回味艾丽萨信里的话：“我无法告诉你，当我看到你的信所流露出的甜蜜温柔时是多么着迷。”他在3月中旬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贝特西，你的灵魂在字里行间都在倾诉，祝福我成为最幸福的人。现在我就是最幸福的，将来也是如此。”[33]

1780年4月8日，斯凯勒将军给汉密尔顿写了一封官腔很浓的信，信中说道，经过他和斯凯勒夫人的讨论，斯凯勒家同意接受汉密尔顿提出的求婚。汉密尔顿高兴极了。几天后，他给斯凯勒夫人写了一封信，感谢她能够接受自己对她女儿的求婚，并在信中极尽阿谀奉承道：“亲爱的夫人，我真心希望，你不会认为我说的话仅仅是一种表白。尽管我未能亲耳聆听您的教诲，但我对您的卓越品格仰慕已久，这都让我跟您女儿的结合更加幸福。”[34]

斯凯勒将军曾经带着自己的妻子从奥尔巴尼来到莫里斯顿并在这里临时住了下来。直到大陆军在6月拔营起寨奔赴沙场时，他们才离开这里。汉密尔顿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去拜访斯凯勒夫妇，他和斯凯勒家的关系也因此逐渐密切了起来。到最后，居然是斯凯勒家觉得是汉密尔顿“选中了”自己的女儿，而不是自己家的宝贝大小姐“下嫁给”这个出身低微的西印度群岛的小职员。两年后，菲利普·斯凯勒给艾丽萨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来夸奖这个了不起的女婿：

我很乐意和你一起回味通过你将我和亲爱的汉密尔顿联结在一起的美丽时光。在和他一起相处的日子里，他带给了我数不清的快乐。每天我都能高兴地听到那些明辨是非的达官显贵对他的品德和能力的称赞。在别人眼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汉密尔顿是他所在的国家的最杰出代表。[35]

与艾丽萨·斯凯勒的结合是汉密尔顿富有传奇经历的一生中的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之后，汉密尔顿便获得了纽约最有权势的家族在政治上对他的全力支持。在莫里斯顿的那个寒冷的冬天，汉密尔顿满脑子都是金钱和爱情。大陆会议发行的纸币继续以自由落体般的速度飞快贬值，通货膨胀借着爱国的旗号在北美肆虐。在1779年的某个恐怖的阶段，大陆美元的价格在三个星期里跌了一半。银币在市场上消失了，市面上充斥着一文不值的纸币，各州政府也快要破产了。1780年3月，大陆会议试图通过发行新的美元重建金融秩序，按照大陆会议的规定，1元新币可以兑换40元旧币。这实际是一项将大多数美国人的储蓄一扫而光的措施。要求金融改革的呼声因此愈发强烈了。詹姆斯·麦迪逊在一封写给托马斯·杰斐逊的信中担忧地说道：“相信我，先生，在当前的处境下，如果各州消极对待回收旧币和着手建立储备以确立新币的信用这两件事情的话……一切就全完了。”[36]

汉密尔顿的这篇6000字的文章表现出了惊人的成熟。在他看来，通货膨胀是战争期间物资短缺的结果，因此导致了货币的大幅贬值。时间一长，通货膨胀便获得了自我膨胀的基础。单单用经济学原理并不能解释这次通货膨胀，汉密尔顿注意到，通货膨胀还与人们的心理因素密不可分。人们“被热情与偏见冲昏了头脑，丧失了作为一个经纪人应有的理性”，汉密尔顿写道，“流通中货币的数量显然是货币贬值的首要原因。但是其贬值的幅度却是它理应贬值幅度的5倍……超出正常贬值幅度的原因便来自于人们的预期，他们对市场显然缺少信心”。[39]

如何挽救市场信心呢？汉密尔顿提出了12点计划，它高度提炼出了汉密尔顿对整个金融系统的真知灼见。大陆会议应当创办一个中央银行，这个中央银行的一半股权应由政府掌握，另一半应由私人掌握。中央银行可以发行货币、公债并发放私人贷款。为此，汉密尔顿还举了欧洲先行者——英格兰银行和法国商业协会——作为例证。仅靠税收和内债并不足以维持战争的需要，汉密尔顿强调，他的计划中的核心思想便是应当举借200万英镑债务用以维持战争，“现在对外债的需求比以前更为迫切，而这已经成为拯救这场战争的唯一途径”。[40]在汉密尔顿看来，法国和英国的政治力量源于他们在战争中举借外债的能力，而战力与融资能力的关系这一主题奠定了汉密尔顿整个论述的基调。

对汉密尔顿来说，美国革命是检验经济学与政治学理论的绝佳试验田，为汉密尔顿的整个职业生涯提供了足够多的经验教训。1780年5月，他又有了新的理由思考大陆会议的种种失败，就在那几天，大陆军又吃了一个灾难般的大败仗：英国军队攻陷了查尔斯顿，俘虏了5400名美国士兵，其中就有约翰·劳伦斯。对爱国者来说，1780年是相当灰暗的一年。8月，康华利勋爵在南卡罗来纳的卡姆登让霍雷肖·盖茨将军的部队溃不成军，打死了超过900名美国士兵，还捉了一千多俘虏。在汉密尔顿看来，查尔斯顿河卡姆登的灾难表明大陆军应当延长士兵的服役期限，并且不能再简单地依靠各州的民兵。让他略感安慰的是，卡姆登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盖茨怯懦地从战场上逃跑所造成的，盖茨的耻辱反倒让汉密尔顿感到很开心。“历史上有过像盖茨将军这样丢掉整个部队逃之夭夭的事情吗？”汉密尔顿幸灾乐祸地对纽约州的大陆会议代表詹姆斯·杜安说道，“在三天半的时间里跑了290公里，这在盖茨将军一生中恐怕都是一项难以逾越的成就吧。”[41]这年10月，纳撒尼尔·格林将军接替了此时已经名声扫地的盖茨将军，担任了南方军的总司令。

在信的结尾，汉密尔顿向杜安道歉说自己的观点表达得过于草率。然而，真正的奇迹是，汉密尔顿居然把这些想法都记录下来了。在7月中旬，一支法国舰队抵达罗得岛的新港，这支舰队带来了5500名法国士兵，他们的司令官是一位五短身材，体格强健的德·罗尚博（DeRochambeau）。这支法国军队是汉密尔顿当年向拉法耶特建议游说的结果，拉法耶特成功从凡尔赛宫弄来了这支部队。法国人一到北美，汉密尔顿便肩负起许多极端重要的责任。在9月底于哈特福德面见罗尚博伯爵前，华盛顿要求他的这位副官起草同法国人联合进行武装行动的大纲。那段时间，汉密尔顿在白天一定忙于编写这本大纲，而在晚上又挑灯夜战，给杜安写那封长信，他一定是筋疲力尽了。

终其一生，汉密尔顿都有办法让自己出现于历史性时刻。1780年9月，他亲眼目睹了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将军的叛变。阿诺德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的诺维奇，他起初是个药剂师，也做过一阵书店老板，后来便从事投机买卖。在独立战争中，阿诺德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和不断进取的好学生，在无数次同英军的对阵中，他逐渐崭露头角。在萨拉托加战役之前，他曾经在冬天对魁北克的进攻中被一颗步枪子弹打成重伤，而在萨拉托加战役中，由于他依然奋不顾身地作战，再次挂了彩。在汉密尔顿和很多人眼中，阿诺德是不被承认的英雄，决定萨拉托加大捷的真正关键性人物是他，而不是盖茨。在爱国者占领费城期间，阿诺德是费城美军的最高长官，然而他却被指控有贪污巨款，阿诺德愤怒地反驳说这纯粹是恶意的“栽赃陷害”。[48]在后来的军事审判中，虽然对阿诺德的主要指控并没有获得法庭的支持，但是仍然有两项次要指控被法庭宣布成立。虽然，阿诺德获得了华盛顿的特赦，但是从此他却对美国革命心存不满了，对于革命的前景也逐渐悲观起来，于是他走上了卖国求荣的不归路，他将美军的行动计划偷偷出卖给了英国人。在被任命为西点要塞的司令官之后，他又将要塞防御工事的部署情况透露给了英国人，让这座要塞立刻变得不堪一击。作为交换，英国人则许诺赏给他高官厚禄。

阿诺德在1780年夏天接手了西点要塞，然后便故意让西点要塞疏于修葺防御工事。在9月25日的一个早上，华盛顿和包括汉密尔顿、拉法耶特在内的一帮随从在哈特福德和德·罗尚博举行军事会议之后，打算在沿着哈得孙河谷返回司令部的时候顺便拜访一下阿诺德并视察西点要塞的防御。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克亨利被派去打前站，以便让阿诺德设在位于哈得孙河东岸的西点要塞南面几公里处的比弗利·罗宾逊府邸的司令部准备迎接华盛顿的事宜。

汉密尔顿并没有跟着大家一起行动，他留在阿诺德的司令部里整理信件，然而从楼上传来的阿诺德夫人的歇斯底里的号哭声却让汉密尔顿心烦意乱。于是，阿诺德的副官理查德·瓦里克（RichardVarick）便上楼看个究竟，他发现阿诺德夫人只穿着睡衣，头发凌乱。“瓦里克上校，”这个已经发狂了的妇人说道，“你已经下命令将我的孩子处决了吗？”[49]然后，她便开始喋喋不休且语无伦次般地说什么有一个烧红了的烙铁正在烫她的头。玛格丽特·“佩吉”·希彭（Margaret“Peggy”Shippen）比她丈夫阿诺德整整小20岁，她出生在费城的一个亲英派家庭。在一年前，18岁的希彭嫁给了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她是一个身材瘦小，长着一头金色卷发的女人，虽然相貌平平，却十分有野心。当汉密尔顿上楼的时候，他看到阿诺德夫人正紧紧地抱住自己的孩子，并且疯狂地指责她视野中的每一个人都打算要杀掉她的孩子。

当天下午，华盛顿返回了阿诺德的司令部。他为阿诺德没有出现在西点要塞以及要塞防御的一团糟而深感恼火。汉密尔顿交给华盛顿一厚沓邮件，其中有一些是有关那个被捉住的“约翰·安德森”的事情。然后，他便离开了去和拉法耶特商量如何处理当前的局面。当这两个年轻人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那位平常总是镇定自若的司令官正强忍着泪水。“阿诺德背叛了我们！”华盛顿异常激动地说道，“我们现在还能相信谁呢？”[50]华盛顿立刻派汉密尔顿和麦克亨利出发沿着哈得孙河向下游追去，希望能在阿诺德逃到英军控制地带之前追上他。不过，他们发现得太晚了：阿诺德已经安全地登上了“秃鹫号”军舰，并向纽约市逃去了。

此时，汉密尔顿表现出非比寻常的自信。他觉察到西点要塞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于是立即命令第六康涅狄格团去加强要塞的防务。再一次的，汉密尔顿丝毫不怯于向将军们发号施令。他给纳撒尼尔·格林将军下达命令道：“一场黑暗的叛国阴谋已经被揭发，我建议您立即让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并且派一个旅的部队来支援要塞。”[51]

尽管混迹于脂粉堆里的汉密尔顿对女人的那些骗人把戏并不陌生，不过他这次还是完全被阿诺德夫人厚颜无耻的骗局蒙蔽了。和通常一样，他对女性的**异常敏感，并且尤其乐意向那些失意的贵妇人表现自己的骑士风度，在那天写给艾丽萨的一封信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汉密尔顿是如何落入阿诺德夫人的圈套的：

呈现在我面前的，是最让人为之动容的场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彻底地丧失了理性……她一会儿大声咆哮，一会儿又泪流满面。再过一会儿，她又把自己的孩子抱在怀里，哀叹因为孩子的父亲根本不计后果的轻率行动而给孩子带来了不幸。她的表现展现了一个美人的甜美，一个无辜者的可爱，一个妻子的善良和一个母亲的疼爱，我们因此陷入了对她深深的同情之中。她的遭遇是那样不幸，我真希望自己是她的哥哥，能够保护她不受伤害。[54]

在面对这个工于心计的女人时，汉密尔顿彻底被她欺骗了。他对阿诺德夫人抱以感性的同情而不是战争时期应有的机警。他对这个“被抛弃了的”女人的关照或许是源于他少年时代对母亲的同情，而这桩心事也让他在遇到一个看起来同样是被抛弃的女人的时候，完全丧失了辨别能力。

华盛顿为阿诺德夫人签发了一张通行证，允许她回到费城的家中。她在新泽西州的帕拉马斯停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她住在一位名叫西奥多西亚·普雷沃斯特（TheodosiaPrevost）的女人的家中，这位女主人的丈夫是一位派往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上校。这两个孤单的女人凑到一起，便开始聊各种八卦，阿诺德夫人告诉她的这位朋友，她是如何让华盛顿、汉密尔顿和其他人上当的，现在，她已经厌倦这种伪装表演了。她对爱国者的革命表现出了极大的厌烦，并一直对她丈夫吹枕边风，劝他向英国人献出西点要塞。这一故事在很多年后开始广为流传，而消息的来源就是西奥多西亚·普雷沃斯特的下一任丈夫——亚伦·伯尔。

安德烈饱读诗书，游历列国，他的心灵与行动都显得无比高贵，他的表现也让人愉快而惬意……正是因为他的这些高贵品质，他才取得了将军的信任，并且因此获得了快速的晋升，也斩获了人们的敬仰。然而在他职业生涯达到顶峰，踌躇满志的时候，他却在一次执行对自己的一方异常有利的行动时从高峰跌入了低谷，他的雄心壮志顷刻间化作泡影，而他的一生也将因此而被毁掉。[55]

汉密尔顿是否想过，他自己也会在职业生涯的鼎盛时期一下子被命运打倒呢？

安德烈少校的命运成了汉密尔顿和华盛顿激烈辩论的话题。他究竟是一名间谍还是英军司令与阿诺德将军间的联络人呢？这一名分之争有着实际的意义。如果安德烈是一名间谍，他就可能会像一名普通刑事罪犯一样被送上绞架处以绞刑。相反，如果他仅仅是一个倒霉的军官，他就会像一个绅士那样被枪决。这一区别对安德烈和汉密尔顿都很重要。汉密尔顿向华盛顿争辩说安德烈并非间谍，因为他本打算在中立地区与阿诺德将军见面，只是因为受到了阿诺德的引诱，才违背自己的意志，前往爱国者的地盘的。然而，华盛顿召集的一班将军却不同意汉密尔顿的辩护，他们认为由于安德烈使用了假名，乔装打扮秘密潜入了爱国者控制区，这是一种间谍行为，也就因此应当像一个间谍一样被绞死。华盛顿同意了将军们的决定。他坚持认为安德烈的使命会毁掉这场革命，而对他的任何宽恕都不足以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

或许就是汉密尔顿在9月30日秘密给亨利·克林顿写了一封信，提议用安德烈交换阿诺德。写信的人竭力隐藏自己的笔迹，并且署名“A。B”（巧合的是，亚伦·伯尔名字的简写也正是这两个字母）。然而，克林顿不带任何怀疑地坚信这封信的作者就是汉密尔顿，他在信上草草地批注了一句话：“汉密尔顿，华盛顿的侍从副官，收信于安德烈死后。”[56]克林顿拒绝同美军达成这项交易，因为将阿诺德交给那些愤怒的爱国者就意味着提前给他宣判了死刑。

安德烈少校勇敢而光荣地迎接着自己的死亡。在委员会做出死刑判决的当天下午5点，他被带到了塔潘城外山顶的绞刑架前。当他看到绞刑架的时候，他轻微地犹豫了片刻，说道：“我接受对我的死刑判决，但是我抗议这种处决方式。”[58]没有借助任何外力，他自己走上了一口安放在绞刑架下马车里的棺材。带着极大的尊严，他将绞索紧紧地绕在自己的脖子上，用自己的手绢遮住了眼睛。接着，马车被拉走了，安德烈一下子便被绞索吊在了空中。然后，他便被就地掩埋了。汉密尔顿对他的死写了一段感人而浪漫的话：

在即将走向刑场的时候，他向每一位在拘留期间认识的人鞠躬道别。安详的笑容表明此时他的内心依旧平静而坚强……当被告知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还有什么遗言要说的时候，他回答道：“我没有什么别的请求，只是希望您能告诉这个世界，我是如一个勇敢的人一样死去的。”[59]

汉密尔顿的这段描写说明他一直对一种壮美、高贵的死亡情有独钟。“我发现一个品行高洁的绅士只有在身陷绝境的时候才会将自己的高尚品德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在一封写给劳伦斯的信中说道，“围绕在他身边的乌云恰恰反衬出了他那高贵的品质。”[60]

约翰·安德烈少校在某种程度上实践着汉密尔顿的理想。在这种仰慕的反面，则是非常少见的巨大的不满足。尽管汉密尔顿才华横溢，他的内心深处始终隐藏着不安。他经常不得不同自己的欲望、忧郁和童年时代的创伤痛苦地搏斗。只有面对约翰·劳伦斯和艾丽萨·斯凯勒的时候，他才会吐露心声，不再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就在安德烈死去没多久，汉密尔顿给斯凯勒写了一封信，说自己也希望能够取得和安德烈一样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