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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波涛汹涌（第2页）

汉密尔顿正在解决一个难题：中央政府必须有权颁布法律取代各州的法律，直接处理与公民有关的事务。在1月底，他发表了一个更激进的演说，意图向各州指派一名联邦税务官，以“渗透和团结”各州。[34]对于汉密尔顿的直言不讳，麦迪逊感到很惊讶，他指出，有些议员虽然表面上听取了汉密尔顿的演说，暗地里却幸灾乐祸地表示“汉密尔顿先生说漏嘴了”。[35]这一事件再次表明了汉密尔顿绝非是那种善于耍阴谋诡计的阴谋家，在多数情况下，他更喜欢直抒己见。他无法容忍国会为了避免争端而采取的一些不痛不痒的措施。他极力反对将于4月颁布的一项妥协性法令，该法令限制了关税的征税范围并把征税权留给各个州。汉密尔顿与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关于关税的争吵发展到不可开交的地步，以至于两个人都互相仇恨对方，这甚至深刻地影响了汉密尔顿以后的政治生涯。

现在国会急需要钱来平息大陆军中那些军官的不满——那些军官威胁说要在位于纽约州的纽伯格的冬季露营地发动暴乱。临时的《和平条约》加剧了军队有可能解散这种令人不安的前景的发生，如果军官不能拿到他们的欠薪——有些人甚至被拖欠长达六年——或者是许诺的养老金，那么军队就有可能解散。军官们闹哄哄地威胁要集体辞职，他们派出一个三人代表团来到费城商谈解决方案。1783年1月6日，他们向国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表达了他们的满腹委屈：“我们已经忍受了所能忍受的一切——我们的财产都花光了——我们的私人资源也耗尽了。”[36]一些士兵由于战争和货币贬值已经负债累累了，以至于他们害怕从军队服役完回家后会被送进监狱。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与不满的军官见了面，并且被指派到一个小组委员会以寻求解决方案。这两个人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劝说国会拨款偿付全部的国家战争债务，满足士兵以及其他债权人的要求。令人悲哀的事实是，由于没有了真正的征税权，除了口头上的安慰，国会能提供给士兵们的东西少得可怜。

汉密尔顿对各州会补充常规的资金来满足军官的要求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带着他悲观的想象，他详细阐述了目前形势所固有的各种危险，他担心内部冲突，甚至是分裂会随之而来。在2月中旬，他担心地给州长克林顿写信，大致描述了一个计划来重新安置纽约州的军官们：“我希望立法机构能够留出一部分土地，对每一个会成为本州公民的军官和士兵都留一些余地。”作为一个最主要的“大陆主义者”，汉密尔顿知道这样的一个建议很可能看起来与他的想象背道而驰。“团结统一的局面能够得以继续，是我内心的第一愿望。”他解释道，“但是联合是如此薄弱，谨慎的人会真的依赖于它吗？如果发生分裂，任何一个查看地图的人都会明白，为自己的安全做准备对我们的州而言是多么必要。”[37]这一次，克林顿听从了汉密尔顿的建议，向愿意来纽约的军官赠送了价值不菲的土地。

汉密尔顿清楚地知道在难以控制的军官和虚弱无力的国会之间的这种势不两立的僵局的最终裁判者是乔治·华盛顿，他已经一年多没有和华盛顿通信了。2月13日，在他们以前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他给华盛顿写了一封密信。他以同僚而非昔日下属的口吻，向华盛顿大胆建议如何处理可能来临的暴动。对汉密尔顿来说，如果能够刺激有发言权的国会加强国家财政的话，那么这场暴动就是有积极意义的：“军队的要求言辞温和，但立场却很坚定，这或许能对国会中优柔寡断的成员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人做出某个判断时，往往不是因为他们认可这个决定，而是因为不堪其扰……但是，必须把这支饱经磨难、怨声载道的军队的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38]为了使华盛顿在军队和人们中间保持他的威望，汉密尔顿建议他指定某个代理人去敦促国会做出决定。

汉密尔顿正在哄骗华盛顿涉足一个危险的游戏，假装是一个高尚的政治家却暗地里偷偷摸摸地对国会施加压力。这封信表明汉密尔顿正在做一件很容易引火上身的事情（在这个策略上他并不是孤军奋战：在费城的古维内尔·莫里斯也正在给纳撒内尔·格林将军写信说各个州是不会给军队报酬的，“除非军队团结一致并决心为此斗争到底”）。[39]汉密尔顿担心谨慎小心的华盛顿可能会遭到更强硬的军官的拒绝，并且告诉华盛顿军队里有些关于他的闲言碎语，大家都说他并没有“拿出足够的热情”来关心士兵们的利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种观点是多么错误了，但是这种错误的危害却是巨大的。”[40]

一个星期之后，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在托马斯·菲茨西蒙斯斯（ThomasFitzSimons）的家中会面，一起讨论如何平息军队内部的**。麦迪逊的记录让我们原封不动地看到了在那个时候汉密尔顿对华盛顿的看法。这些看法与早期他说华盛顿时常易怒，脾气急躁但绝对个性正直不谋而合：

汉密尔顿先生说，自己和华盛顿将军的关系非常亲密并且他十分了解将军的为人，将军极端保守，有时还有某种程度上的脾气暴躁，据说后来这两种情形越来越严重，导致了他的声望日渐降低。但是将军的品质，将军的爱国热情，将军的坚定执着……将军宁愿让自己陷于万劫不复之地，也决不允许自己参与到任何不光彩的行动中。汉密尔顿先生知道那是将军的真性情，并希望将军能够成为他们寻求改革计划中的指挥者，统率他们向正确的目标前进。[41]

在3月4日，华盛顿对汉密尔顿开诚布公的来信表示了感谢，并且承认说他对美国财政的深不可测缺乏彻底的了解。他提到了自己“沉思了几个小时”斟酌士兵的报偿问题，深感形势的严峻：“一方面是一个怨声载道的军队所经受的苦难，一方面是国会的无力和各州的拖沓，这将是一场灾难的源头。”接着华盛顿隐晦地回绝了汉密尔顿有可能产生误导的建议，让他利用军队的不满逼迫国会对公共财政采取行动，说这样做有可能会“引发猜忌并导致一系列随之而来的严重后果”。[42]华盛顿向来深谋远虑，他深知军事力量必须服从于人民的控制这个原则。

纽伯格的形势只能变得更加紧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封匿名信在军营中流传开来，煽动军队反对华盛顿并鼓动军官以武力来威胁国会。一份文件恶毒地警告说：“注意那个建议你们行动适度并继续忍耐的人。”[43]看起来似乎这个新的国家正在朝着军事暴动的方向发展。3月12日，对事态的发展感到恐慌的华盛顿告诉汉密尔顿，他将会在3月15日参加一个军官的会议来阻止他们“让自己陷入全面恐慌、无路可退的漩涡里”。[44]华盛顿保持了他一贯的镇定，试图阻止军官们鲁莽行动的同时又恳求国会给予及时补救。“因此我恳请你，”他告诉汉密尔顿，“认真对待这个事件，不要再拖延下去了。我敢肯定，这些绅士们的情形已经让人苦恼到无法用言语来描述了。”[45]

3月15日，华盛顿向军官们发表了讲话，决定在国会推行一个方案。生平第一次，华盛顿的跟随者们对他产生了敌意。华盛顿严厉地斥责了叛乱的说法，他说这会对他们为之奋斗的自由产生威胁，起义只会“为内战打开大门，使我们新生的国家陷入血战当中”。[46]随后他便上演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最著名的、富有戏剧性的举动。他打算读一封国会议员的来信，但那些单词他有些看不清楚。于是他在口袋里找自己的眼镜。“先生们，”他说，“请允许我戴上眼镜，为了效忠我的国家，我不仅白发丛生，视力也开始衰退了。”[47]那些暴动的士兵莫不为之动容，对他们反对华盛顿的行为感到羞愧，逐渐恢复了自己的理性。华盛顿同意代表这些士兵的利益去游说国会，由汉密尔顿担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同意给军官们一个养老金报酬，金额相当于每位士兵五年的饷金。当然，在没有征税权的情况下，国会是否真的会实现这样的一笔钱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随着对纽伯格的兵变的担忧加深，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的关系也变得复杂了。他们两个都认为，必须彻底修改《邦联条例》，国会的权力要得到加强。“在我指挥期间所经历的一半以上的混乱局面和军队几乎所有的困难和不幸都源自于此。”华盛顿在提到国会的软弱时说。[50]与此同时，华盛顿在汉密尔顿身上看到一丝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倾向，他坦率地告诉汉密尔顿，军队里有人抱怨国会把士兵当作“筹集经费的木偶”。他训诫汉密尔顿说：“军队……是一个危险的玩弄对象。”[51]华盛顿一定已经意识到尽管汉密尔顿有着睿智的头脑和过人的胆量，但有些时候会缺乏正确的判断，所以必须小心地给予他指导。另一方面，汉密尔顿被迫耍了花招，正是为了达到那个华盛顿本人也向往的目标。

1783年的春天，28岁的汉密尔顿在处理国家事务中几乎已经处在一个顶峰的位置。他在一个军事委员会任要职，在邦联政府的支持下策划了第一个和平时期的军队计划。4月初，国会任命他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负责和平时期各方面的安排，他受命进行的工作范围十分广泛，用麦迪逊的话说，是包括调查研究各种方法，“建立一个系统，管理外交事务、印第安人事务以及陆军和海军事务。”当月，国会批准了与英国的临时《和平条约》，标志着长达八年的敌对状态结束——这个消息只是增加了那些想拿到薪水而后回家的士兵的焦虑和不安。“在这一点上，我亲爱的汉密尔顿上校，”华盛顿写道，“我向你保证，军官能获得的报酬，不及他应得的六十分之一，而政府的公务人员却能拿到全额的薪金。想要让士兵相信这是公平的，比压制暴风雨中的巨浪更加困难。”[52]虽然那年4月国会颁布了一个新的进口税制度，汉密尔顿仍然担心缺乏必要的资金来安慰军队的情绪。当罗伯特·莫里斯在5月份威胁说要辞去财政部门负责人的职务时，汉密尔顿希望他能够留下直到军队被安全解散。他提出了一个应急方案，要求各州给邦联国库缴纳资金，这样士兵们就能拿到报酬复员回家了。

而军队对杰克逊根本就不加理睬，6月20日，他们蜂拥着进入费城，与城市军营里那些容易挑拨的军队联合在一起，控制了几个兵工厂。第二天，汉密尔顿以前的赞助人，时任国会主席伊莱亚斯·鲍迪诺特召开了一个特别的会议来处理日益恶化的危机。那天早上，鲍迪诺特听到报道说反叛军队可能洗劫当地的银行。当大约400名叛乱的士兵手持刺刀包围了国会和州最高执行委员会，占据了参议院的各个房间的时候，国会议员们再也坐不住了。事情看起来有些不妙：叛军在数量上远远超出了门口负责守卫的士兵人数。这种情形的象征意义也让人感到担忧：一群喝得醉醺醺的叛军组成的乌合之众，在签署《独立宣言》的建筑物里围攻了人民选出来的代表。

国会议员们并不害怕“这种预谋的暴力”，麦迪逊说，“但是据说邻近的酒馆不断有人提供给士兵免费的酒，这可能会导致士兵做出不计后果的行为”。[54]喝得醉醺醺的士兵斥责国会里的代表，如果他们的要求在20分钟内没有得到满足，他们会放出一群“暴怒的士兵”。代表们拒绝屈从于这样的胁迫，不同意缩短他们的会议或者是与叛军进行谈判。

三个小时后，被围困的国会议员开始走出会场，面对暴乱者们的讥笑和嘲弄。当汉密尔顿走出来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最不愿看到的一幕：曾经为革命浴血奋战的士兵堕落成了一群正在胁迫一个虚弱的中央政府的暴徒。就像三个月前华盛顿所做的那样，汉密尔顿慷慨激昂地陈述了军队必须服从于人民的代表。“军队的肆意妄为，对任何政府而言都是梦魇，”他后来评论说，“在一个共和政体中，军队需要受到特别的制约，如果军队把枪口对准人民的权利，就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55]这种情形让他再次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让一个朝气蓬勃的新生的民主国家产生对法治的持久尊重呢？

在与委员会发生冲突之后，汉密尔顿对各州会派遣民兵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他向国会递交了一份令人沮丧的报告，着重提到叛乱者已经选出了他们自己的官员来表达他们的怨愤，并得到了使用武力的批准，甚至威胁说“他们将誓死捍卫自己的要求”。[57]对费城的领导者在应当当机立断的事情上的“软弱和虚伪”感到惊骇，汉密尔顿不情愿地得出结论，他们会在星期四之前转移到普林斯顿。国会同意了汉密尔顿的结论。[58]

国会迅速地越过州边界线，在普林斯顿建立一个流动政府。代表们住在狭促的临时住所里。在一个大约9平方米的屋子里，麦迪逊和另一个代表共用一张床。最让这个酷爱读书的人感到震惊的是，屋里连一张桌子都没有。“我不得不在一个几乎不能动弹的地方写东西。”他抱怨说。[59]普林斯顿的住处是如此简陋，以至于一个月后，就像法国中世纪狩猎季节的朝廷一样，国会再一次卷起铺盖搬到了安纳波利斯，一年后又搬到了特伦顿，在1785年又搬到了纽约。对于国会这种东奔西跑、四处流亡的状态，本杰明·拉什说它备受人们的“辱骂、嘲笑和诅咒”。[60]汉密尔顿的预言是正确的，一旦采取行动，士兵的叛乱就会烟消云散。费城的宾夕法尼亚最高执行委员会缓慢地召集起了500名民兵，叛乱者听说一支特遣部队正在向他们逼近，就立刻放下了手中的武器缴械投降。于是，兰开斯特特遣队又返回了自己的总部。

汉密尔顿始终是吸引争议的一块磁石，有人指责说作为他秘密计划的一部分，汉密尔顿早就密谋把首都从费城迁到纽约。事实上，汉密尔顿曾担忧，国会的流亡会削弱它在国民中的权威地位，并污损这个国家的国际形象。7月2日，他对国会应当搬回费城的决议表示赞同，并且催促麦迪逊澄清一个事实：他其实尽可能延缓了逃往普林斯顿的行动。像一个律师在诉讼中收集证据一样，汉密尔顿问他的同事：“在你看来，当时我是希望尽早撤离呢，还是我已经表现了延迟撤离的坚定信心呢？”[61]麦迪逊只能被迫说：是的，汉密尔顿拖延到最后一刻。这样，对声誉极为敏感的汉密尔顿再次迅速反驳针对自己的谣言，证明自己并非口是心非、自私自利。他深信政界是崇尚表象，而不是事实。因此，他决不允许任何对自己的错误印象存在，哪怕这些错误的印象只是昙花一现。

到费城的叛乱者解散的时候，汉密尔顿已经在国会煎熬了七个月，这段时间耗尽了他的精力和耐心。纽约的五个代表中，有三个代表大部分时间都缺席会议更加重了他身上的负担。他断言说，因为地方和州政府的强大影响力，这个国家还没有准备好修正滑稽可笑的《邦联条例》。[62]当7月在普林斯顿停顿不前的时候，汉密尔顿起草了一个决议，再一次呼吁召开会议对《邦联条例》进行修订。这份预知性的文件浓缩了美国1787年《宪法》（stitution）的许多特征：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三权分立的联邦政体，有权征税和建立军队的一个国会。汉密尔顿再一次对自由贸易原则提出了质疑，认为联邦政府有权对贸易加以调整。他认为政府这样做可以使“有害的商业部门受到抑制，有利的部门受到鼓励，并且使有用的商品和制造业得到促进”。[63]汉密尔顿已经用他那极度活跃的头脑把美国未来政府的样子充实得有血有肉。

随着战争的结束，许多主张州主权独立的提倡者要求废止国会作为永久性常设机构，认为目前的国会过于强大。托马斯·杰斐逊说，“希望用一个临时的委员会来取代国会。”[64]不可避免的，在希望建立一个积极的中央政府的人和那些希望把权力归还给州的人之间一定会逐渐展开一场战斗。当汉密尔顿的决议草案被否决时，他明白自己再也没有必要在这个日渐衰落、士气低落的国会里游手好闲地待下去了。7月22日，他通知艾丽萨说，一旦达成最后的《和平条约》，他就会去和她团聚：“我的天使，我将带给你喜悦，你的国家所参与的这个重要的工作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目前，我希望我们就可以幸福地在纽约定居了。”[65]

汉密尔顿被迫骑马返回了奥尔巴尼，因为严肃执拗的斯凯勒夫人坚持要绕道纽约城看一看。在这次停留中，汉密尔顿初次感受到返乡的爱国者和亲英派之间的紧张气氛，心里烦闷之极。仅仅四月，就有7000位亲英派商人乘船逃往了新斯科舍，汉密尔顿担心这样大规模的逃离很可能对经济造成破坏。当回到奥尔巴尼的时候，受到震撼的汉密尔顿写信给罗伯特·R。利文斯顿：“我听说许多中等财力的商人乘船出逃，他们每个人会带走8000到10000几尼[7]。这些人并非是会引起政治动**的重要人物，但这次逃离的风潮会给我们的国家经济带来至少20年的影响。”[66]

当华盛顿凝望人群的时候，他一定在街道的每一个角落里都看得到战争留下的残骸。英国人一直没有重建在1776年9月那场巨大的火灾中遭到毁灭的那些地区。这个城市现在是以临时搭盖的帐篷和简陋的小屋为主，到处是散布着骸骨的废墟和挖空的住处。牛在布满杂草和垃圾的街道上闲逛。当未来的市长詹姆斯·杜安看到他的这些陈旧的财产的时候，他抱怨说这个城市“看起来就好像是被野人和野兽居住过的地方”。[68]为了给英国军队提供柴火，城市里的栅栏和树木都被征用了。码头堆满了垃圾和腐烂的鱼虾，一位游客说：“每当水位降低时，恶臭的气味就从船坞的淤泥里散发出来。人们紧紧挤在一起，就像木桶里的鲱鱼，不时还能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脏兮兮的，生病的人也不在少数。”[69]汉密尔顿此时已经开始考虑一个战后重建计划了。他不主张修补那些被遗弃了的房屋或在空地上建造临时居所，而是希望这个城市的建筑师和工匠能够发现“建造巨大而优雅的大厦是一项有利可图而又持久的职业”。[70]

随着和平的到来，城市人口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虽然这种感觉并不显著，但却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英国取胜的希望日渐渺茫，许多亲英派人士都蜂拥到护送的船上逃到了英国、加拿大和百慕大群岛。与此同时，大批爱国者流入这座城市，并让纽约市的人口数量翻了一番——在“撤退日”时，纽约市有1。2万居民，到了两年之后，纽约市人口就增长到了2。4万人。人口激增，使纽约急速发展为一个在规模上超过了波士顿和巴尔的摩的大都市。大量居民的涌入使得食品、燃料和住房的价格急剧上升。

华盛顿还到过彬彬有礼的印刷工詹姆斯·里文顿的书店，当汉密尔顿还在国王学院的时候，里文顿曾受到艾萨克·西尔斯和“自由之子”的抨击。随着战争的结束，里文顿从他的报纸名称中删除了“皇家”这个单词，去掉了报头的英国纹章，以求继续经营，但最终不得不暂停了出版。实际上，他曾对爱国者提供过忠诚的支持和帮助——偷出了英国舰队的旗语手册，并把这本书送到了海军上将格拉斯伯爵的手中。在以商讨农业书籍的掩护下，华盛顿和里文顿一起进入了一个密室，在那里华盛顿奖励了里文顿一袋金币。

12月4日，在位于百老汇大街的拐角处的弗朗西斯酒店，华盛顿向他的军官们挥泪告别，并再一次强调说军官只是共和国的仆人。华盛顿拒绝了让他成为国王的呼吁。没有证据表明汉密尔顿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告别，虽然战争的四年期间他一直站在华盛顿的身边，华盛顿当然不会缺乏宽宏大量而偏偏不邀请他。汉密尔顿的缺席，表明了他仍然在抚慰由于华盛顿对他的态度所造成的某个隐藏的伤口。后来，在一群仰慕者的簇拥下，华盛顿穿过白厅大街并登上了一条把他带到了新泽西州海岸的驳船。

就在几天前，在离弗朗西斯酒店不远的地方，汉密尔顿、艾丽萨和他们的儿子菲利普一起，在华尔街57号（后来门牌变更为58号）租住了一个房子。生平第一次，这个从西印度群岛流浪来的年轻人有了一个真正的故乡，一个长久、固定的住址。按照当时的标准，华尔街是一条宽阔优雅的大道，许多著名的商人都居住在这里。汉密尔顿一家住在富人比较少的街东边，那里店铺林立，有很多办公场所。而亚伦·伯尔和西奥多西娅住在华尔街时髦的3号豪宅——“和市政厅中间只隔一个门”，正如伯尔骄傲地指出的那样，他们的房子位于华尔街和百老汇街的交汇处。[72]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亚伦·伯尔的生命就像两条平行线：两个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在奥尔巴尼通过律师考试，现在他们又都居住在纽约的同一条街道上，并且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各自经营律师事务所。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战争后，汉密尔顿有一种赚钱的迫切愿望，他希望尽可能摆脱全职的政治生活。“撤退日”一个月后，汉密尔顿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他被提名为纽约立法机构的一员，随后他客气但却坚决地拒绝了这份荣誉。“我已经下定决心不再担任任何公职了，”他写信给报纸说，“我认为应当尽早表明我的决定，以避免分散选民们的选票。”[73]以当地平民为基础的“自由之子”在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胜利，这也导致一系列针对亲英党派的报复性措施。作为对这种报复行为的坚决反对者，汉密尔顿忙于为这些受到迫害的亲英党人辩护，力争停止对他们的流放和排挤。

约翰·杰伊赞成在纽约市内投资，并在那里购置了几处房产，他的经济实力使得他保有自己的土地。他的投机活动让他发了财……其他一些人，包括我的父亲，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在纽约北部的县镇购买了一些土地。那些荒芜的土地每公顷卖几分钱，但是它们并没有很快被开发。[74]

最后一句话是一个轻描淡写的概括。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倾向于在偏远的北部林地购买土地，因此错过了在曼哈顿岛购买便宜的不动产的机会。这应当算作他一生中仅有的几次错误的经济判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