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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严肃沉默而奇怪的动物（第2页）

1783年8月，汉密尔顿在纽约游历期间，街道角落里的混战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主要是一些退伍的老兵要求在战争期间占用了他们财产的居民支付欠租或损害赔偿金。对于爱国者来说，亲英派是十足的叛国贼，他们会和任何试图阻止他们复仇的人进行斗争。

很不幸，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成了那个靶子。长期以来，对他甘愿承担这种苦难的动机众说纷纭。有人怀疑，他拥有一份富有的亲英分子的名单，为了那些金币，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另一种说法将他描述成为思想进步、支持独立的大地主的代言人，他们惧怕战后激进主义发展到一个**，希望与保守的保皇党人联合起来。毕竟，如果爱国者能够夺取保皇党人的财产，难道他们自己的世袭土地就不会是下一个目标吗？哈得孙河岸的许多显贵在战前就一直和富有的亲英分子保持社交和商业上的往来，并认为他们有可能是战后的同盟者。而且后来汉密尔顿实际上也确实是把进步的大地主和以前的亲英分子的联盟锻造成了纽约联邦党的核心。

汉密尔顿保护亲英分子的动机的真实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他认为美国的特征是由它如何对待被自己征服过的敌人来定义的，他希望战争时期痛苦的怨恨能够逐渐转化为宽大仁慈的和平心态。复仇总是让汉密尔顿心生恐惧，阶级妒忌和民众暴力一直是他惧怕的妖魔鬼怪。他的这种立场也有经济上的原因。他觉得与亲英分子决裂而导致资产上的损失是十分惋惜的，他还担心贸易关系上的牺牲对于纽约这样一个未来的主要港口城市来说是无法承受的。汉密尔顿主张，国家的存亡要依赖于它的有产阶级的支持，而这些人现在正受到迫害，遭到唾弃，正在被从纽约赶出去。

汉密尔顿替受到伤害的亲英分子说话的行为，同样也有外交政策方面的考虑。随着战争的结束，他渴望美国能在国际上得到尊敬。“在有些国家，亲英分子也像他们在我们国家所遭遇的一样备受指责，也是值得同情的，”身处法国的约翰·杰伊这样劝告他，“因而对他们采取的不适当的严厉措施是失策的，也是不正当的。”[38]对汉密尔顿而言，纽约州的反英立法也违反了与大不列颠签署的《和平条约》。条约规定国会应当“认真地建议”各州的立法机构归还那些亲英分子们被没收的财产，并避免以后对他们的财产进行没收。[39]亲英分子所遭受的对待使得汉密尔顿对于允许州法律代替国家条约这种特殊的危险异常敏感，也使得制定一部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最高效力的宪法的迫切需要更加明显。于汉密尔顿来说，对纽约亲英分子们的深仇大恨危及到他为美国所勾画的政治、经济和宪法的高楼大厦。

战争期间，纽约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剥夺了亲英分子的财产和特权。1779年的《没收法》（fisAct）规定了对亲英分子的不动产进行查封，1782年的《引证法》（Act）使得英国的债权人要想从共和国的债务人那里收账变得更加困难。1783年3月，立法机关颁布了汉密尔顿最关注的《反侵权行为法》（TrespassAct），允许爱国者控告曾经占有或者损坏他们财产的任何人。其他一些法律限制了亲英分子的职业，对他们征收高额赋税，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利和财产权利。这些法令有一大批狂热的拥护者。他们一边高谈自由，一边从被他们定罪的亲英分子处购买房产，牟取暴利。报复、贪婪、怨恨、嫉妒和爱国精神，构成了一个躁动不安的群体。

到1784年年初，纽约城已经陷入了一股报复亲英分子的热潮。爱国者的舆论声称，那些战争期间倒向英国的人，应当自愿离开纽约或者是被驱逐出去。担心亲英分子会冲动行事，汉密尔顿做了在危急时刻他总是会做的事情：他拿起笔，在他的第一封《福基翁的来信》（LetterfromPho）中抗议反对亲英分子的这种立法，此信发表在《纽约信报》上。在从普卢塔克的《名人传》中摘取福基翁这个名字时，汉密尔顿巧妙地提到了自己的生活和古人的生活。福基翁是一个出身可疑的雅典士兵，他来自另一个国家，成了一个伟大的将军的助手。后来，他自己也成了一名将军，打破旧习的福基翁喜欢与被雅典打败的敌人和解。在这篇文章中，汉密尔顿说，作为一名独立战争时期的老兵，他“深刻地知道独立战争的不易，不愿意看到革命的果实被一些冲动鲁莽或者是没有原则的人的暴力所毁灭，至少也要对他们的企图加以抗议”。[40]他怒斥如果立法机关没有进行任何听证或者审判，就驱逐所有亲英分子，悲剧将会重演。如果真的如此，“没有人会是安全的，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他自己就会成为一个内讧的无辜受害者。以自由之名应用于这样的政府，是对常识的嘲弄。”[41]

汉密尔顿对主张驱逐亲英分子的那些人的巧辩进行了反驳，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受到“仇恨、私心和卑劣的情感”的驱使。对于那些想通过驱逐亲英分子而得到好处的人，汉密尔顿警告说，这种策略对于商人和工人而言都是会自食恶果的。“他们会对商人说，‘你会被亲英分子商人的巨大资金压垮的’；对技工他们又会说，‘由于亲英分子工人的干扰，你的工作获利较少，你的薪水也会不合理’”。实际上，汉密尔顿指出，商人会丧失以前亲英商人给他们提供的信用，而工人也会发现，暂时的高工资或许会吸引更多的工人来到纽约，也或许会对他们的服务提出更严厉的要求，从而使得他们的工资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汉密尔顿强调，现在正受到磨难的亲英分子将会被证明是这个新政府忠实可靠的朋友，时间会证明他的这种乐观主义是正确的。

许多人会感到震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华盛顿以前的副官，现在竟然从事起帮助亲英分子的事情来了，即使是华盛顿本人也开始告诫大家应该对以前的敌人施以同情。汉密尔顿的行为突然改变了他的形象。他被指责背叛了革命，断送了自己光明的前途，他需要勇气来面对这样狂怒的情绪。一首匿名的诗出现在报纸上，讽刺汉密尔顿是“来山得[8]，曾经最有前途的名望宠儿”。作者是汉密尔顿以前的一个追随者，但他悲痛地说自从战争中的英勇表现之后，汉密尔顿就开始堕落成亲英分子的一个走狗：

来山得，你会在这荣耀的时刻急流勇退吗，

忘记你的丰功伟绩，还有你对声名的渴求？

屈尊学习法律，和它的技巧，

一心只想着它能提升你的名望！

尽管汉密尔顿一直恳求宽容，但对亲英分子的迫害还是愈演愈烈。“自由之子”重新活跃了起来，在3月的一个礼拜日的会议上，演讲者煽动人们在5月到来之前把所有的亲英分子都驱逐出去，并且要求州议会通过决议，拒绝恢复他们的公民身份。对民众的这种**感到惊慌失望，汉密尔顿又一次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写了他的第二封《福基翁的来信》。他提醒他的市民同胞，现在采取的行动在未来会产生反响：“政府也和个人一样，最初的印象和早期的习惯会对以后的脾气和性格产生持久的影响”，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这个全新的共和政体的试验能否成功，“我们为自由而做的高尚斗争给人类的思想带来了一场革命。”[42]如果美国采取明智的举动，汉密尔顿相信，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机会，反驳那些民主政治的怀疑者，注定让任何地方的君主专制都走向灭亡。不幸的是，汉密尔顿的这两封福基翁的文章都没有阻止复仇这匹脱缰的野马。1784年5月12日，纽约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律，剥夺了大多数亲英分子在未来两年的投票权。对于汉密尔顿来说，这一举动无疑违反了《和平条约》，对美国国内的和谐统一和在海外的关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因受到胁迫而就此保持沉默。不知疲倦的汉密尔顿在应对争论时，有着顽强的勇气和倔强的乐观，他从不放过任何一场精彩的战斗。

在撰写第二封“福基翁”的文章时，汉密尔顿正在一个诉讼中为一个富有的亲英分子做辩护，他试图向世人展示，他在做一件不受欢迎的事情时到底能走多远。他不是一个寻求声望的政客，而是一个决心改变大众思想的政治家。

1776年，一个爱国的寡妇，伊丽莎白·拉特格斯（ElizabethRutgers）从英国占领下的纽约逃走，放弃了她家族位于梅登巷的庞大酿酒厂和酒馆。当时拉特格斯家族他们的酿酒厂产业已经占地数公顷。两年后，两个英国商人本杰明·沃丁顿（BenjaminWaddington）和伊夫林·皮尔庞特（Evely）在英军的授意下接管了这个酿酒厂，并且任命乔舒亚·沃丁顿（JoshuaWaddington）担任监管人。到那个时候，拉特格斯家族的这些财产已经缩水为“除了一个旧铜壶、两个旧抽水机和一个都是洞的铅制蓄水池之外，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了”。本杰明·沃丁顿后来也证实了这一点。[43]为了重新装修和重新开张闲置的酿酒厂，新的经营者花费了700英镑建造一个新仓库、马厩和木棚。1780年，他们开始向英军支付租金。1783年11月23日，也就是华盛顿进入纽约市的前两天，一场大火把酿酒厂烧成了灰烬，对战争时期它的所有者造成了将近4000英镑的损失。援引《反侵权行为法》，伊丽莎白·拉特格斯在纽约城的法庭上提出诉讼，要求乔舒亚·沃丁顿支付8000英镑的欠租。

作为一个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寡妇，拉特格斯夫人的遭遇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同情心，汉密尔顿被人们当作一个堕落的变节者和隐蔽的亲英分子。但他认为拉特格斯一案是对《反侵权行为法》的合法性进行挑战的一个理想的案件。与许多在战争期间对所占财产造成破坏的亲英分子承租人不同，乔舒亚·沃丁顿接管时财产已经所剩无几，而且他还花费了相当可观的费用来修复它。当拉特格斯夫人计算乔舒亚·沃丁顿应支付给她的欠租时，她并没有扣除这一笔花费在维修上的投资。而且，当纽约城服从于戒严法的控制时，乔舒亚·沃丁顿是在英军的明示权限下管理酿酒厂的。

1784年6月29日，拉特格斯诉沃丁顿一案的争论摆在了5位市政委员会委员们的面前，其中两位是汉密尔顿非常熟悉的人物：市长詹姆斯·杜安和城市书记员（副市长）理查德·瓦里克。约翰·亚当斯形容杜安有着“一双狡猾的，能洞察人的眼睛，虽然他稍微有一点斜视……我认为他很有判断力，很机灵”。[44]杜安是一个具有爱尔兰血统的精明律师，与利文斯顿家族的成员结了婚，在独立战争时期与汉密尔顿保持着通信联系，后来允许汉密尔顿自由使用他的法律图书馆。理查德·瓦里克的个子高高的，很有威严，秃顶，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他曾是菲利普·斯凯勒和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助手，当阿诺德夫人在哈得孙河上演疯狂的一幕时，他就和汉密尔顿在一起。汉密尔顿带着两位能干的助理律师——罗克霍斯特·利文斯顿和摩根·刘易斯——正装出席。拉特格斯夫人的律师团队阵容强大，包括她的侄子，州检察长格伯特·本森（EgbertBenson），还有约翰·劳伦斯以及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的朋友罗伯特·特鲁普。面对这些杰出的律师，汉密尔顿做出了一番令人信服的演讲。后来成为本森的法律助理的詹姆斯·肯特说：“真可谓是登峰造极，听众们对他**澎湃的辩论佩服得五体投地。”[45]

在詹姆斯·杜安的会议厅大步行走的时候，汉密尔顿清楚有力地表达了他后来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详细阐述的一些基本观点，一些对美国法学的未来至关重要的观点。在把财产租借给沃丁顿时，他宣称，英国遵守了《国际法》，即在战时有权使用被占领地区的财产。纽约的《反侵权行为法》不仅违反了《国际法》，还违背了1783年国会批准的对英《和平条约》。在强烈要求法庭宣布《反侵权行为法》无效时，汉密尔顿详细解释了至关重要的司法审查权——最高法院有权对法律进行审查，如果有必要时，还可以宣布它们无效。为了真正体会这个观点的创新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兴的国家仍然缺少一个全国性的司法体系。多数人认为，州立法机关能够最完美地表达民意，应该享有最高司法权。拉特格斯夫人的律师再三强调州立法的至高无上，国会法案无权制约纽约州立法，实际上，拉特格斯与沃丁顿之争，面对的是在这个新国家中政治权力的一些根本问题。经国会批准的条约优于州制定的法律吗？司法部门可以凌驾于立法之上吗？美国会作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发挥作用，还是只是一个松散的州的联合体？汉密尔顿毫无疑问地指出，各州应当服从于一个中央政府：“必须承认，州的立法机构不能否定美国的法律。”[46]

汉密尔顿知道这个案子将会对他的法律业务大有帮助，在接下来的3年中，他处理了45起关于《反侵权行为法》的案子以及另外20起涉及《没收法》和《引证法》的案子。赢得官司也给他带来了一些可以预期的恶名。一些激进的报刊严词谴责他为“最遭受遗弃的……全世界最无耻的恶棍”提供帮助，有人密谋刺杀汉密尔顿的传闻四起。热衷于煽风点火、造谣生事的记者詹姆斯·奇塔姆（JamesCheetham）评论汉密尔顿说，“纽约州绝大多数讨回财产的亲英分子，都要感谢这位能言善辩的律师。”[48]

政治舆论的腔调突然变得尖刻。某种毒药被投放到美国的政治空气中，其毒性在经历一代人之后才慢慢消散。每逢革命结束，纯粹主义者就对意识形态倒退和背离唯一信仰的迹象虎视眈眈。18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疯狂地参与政治迫害，惩治那些被指责为“企图窃取胜利果实”的叛徒。对那些激进主义者而言，革命的彻底性就意味着让软弱的行政和司法黯然失色的强势立法。但在汉密尔顿看来，这样做只会导致立法霸权。当他希望详释司法享有与政府其他两个分支同等地位的原则时，拉特格斯与沃丁顿之争给了他第一个难得的机会。

如果说拉特格斯与沃丁顿之争使得汉密尔顿在1784年成为城市政治中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那么在纽约银行的建立中，他扮演的则是一个更加妥协的角色。纽约银行是纽约市的第一家银行，在它创立时，未来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纽约市正在崛起。在当时的美国，银行仍是新鲜事物。第一家此类特许机构于1781年在费城成立，汉密尔顿已经详尽地研究了它的业务。这家银行是罗伯特·莫里斯的想法，它的两个最大的股东是汉密尔顿的姐夫约翰·巴克·丘奇和他的生意伙伴杰里米·沃兹沃思。这两个人如今正在为他们的资金寻找新的出路。1783年，丘奇携安杰莉卡及4个孩子坐船去欧洲，厘清战时美国与法国政府的账务。在离开美国的这段时间，丘奇委托汉密尔顿代理自己在美国的业务。在未来几年里，这件事情将会占用汉密尔顿大量时间。

当利文斯顿恳求纽约的立法机构给予特许状的时候，不知疲倦的汉密尔顿立即采取了行动，他动员纽约的商人反对这种行为。他通知丘奇说，他已经游说了“一些有头脑的商人，他们目前能够正确地看待问题并采取行动，推翻这项计划”。[50]汉密尔顿的影响力超出了他自己的预计，不久之后，一个由商业领袖组成的代表团就与他接触，并出资建立“货币银行”，来对抗利文斯顿的“地产银行”。“我有一点局促不安，不知到底该怎么办，”汉密尔顿难为情地向丘奇坦白说，“但从总体上而言，我认为最好是赞成他们的意见。”[51]汉密尔顿放弃了建立一家独立银行的想法，决定代表丘奇和沃兹沃思进入了新银行的董事会。滑稽的是，在这家后来隆重纪念他的银行，他仅拥有一股股份。

1784年2月23日，《纽约信报》宣布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现在看起来在这个城市依据自由的原则成立一家银行是绅士的集体意愿……他们因此被邀请参加明天晚上6点钟在商人咖啡厅举行的聚会，商讨如何行事。”[52]在会上，亚历山大·麦克道尔将军被投票选为新银行的主席，汉密尔顿被选为董事之一。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汉密尔顿忙里偷闲，独自为这家新机构起草了章程——这种艰难的任务对他来说却是驾轻就熟。作为纽约市第一家金融机构的设计师，他在白纸上轻松地勾画出一张蓝图。这份文件后来被许多银行作为章程模板，由此定义了美国银行业的初级阶段。

在纽约州政治斗争趋于白热化的背景下，这家银行在该州北部农村引起激烈争议，农场主想要一家对自己更有利的地产银行，并认为货币银行会牺牲他们的利益，只为城市商人带来好处。但在市区，那些为处理战时没收财产而争执不休的激进分子和亲英分子，却因为纽约银行的建立得以和解。麦克道尔是公认的革命英雄，做事认真、出生于苏格兰的出纳员威廉·西顿（WilliamSeton）则是一个战时的亲英分子，为了凸显两派的团结，名气最响的三位“自由之子”——马里纳斯·威利特、艾萨克·西尔斯和约翰·兰姆，把自己的名字添加到了许可证申请书中。作为新银行的倡导者，汉密尔顿在银行中担任三个重要职务——董事、章程起草者和律师——位居经济权力中央。

许多美国人仍然把银行业看作一项毫无希望的、黑暗神秘的行当，州北部的平民尤其反感。有些人指责纽约银行是被英国资本家利用的工具。汉密尔顿向州立法机关提交的许可证申请被拒长达七年之久，因为乔治·克林顿州长受制于农业选民的偏见，他们认为银行会使得商人享受到更优惠的待遇而农民们则被排除在外。克林顿不信任所有股份制的公司，将其斥为针对平民的阴谋，这也为杰斐逊和他的支持者反对汉密尔顿的经济规划埋下伏笔。1784年6月，纽约银行在缺乏许可证的情况下以私人银行的形式开业了。他最初位于圣乔治广场（现在的纽约珍珠街）的沃尔顿大厦，一幢配有褐色边饰的三层黄砖建筑，三年后它搬到了汉诺威广场。这里保存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杰伊的个人银行存款，成为汉密尔顿最持久的纪念馆之一，也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中历史最悠久的股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