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文学网

第十二章 威严而又令人尊敬的议员（第2页）

汉密尔顿在关税措施上遭到痛击后不久，他提出了一个议案，建议立法机构，派五名代表参加在费城举行的制宪会议。大部分人都希望制宪会议仅是单纯地对《邦联条例》进行修改，而不是彻底改革它的基本结构，但汉密尔顿设想了某些更加大胆的事情，希望这次大会能产生一种更稳固、更长期的团结。两天后，克林顿和他的追随者让汉密尔顿陷入了困境，他们把代表名额缩减到了三人。由于汉密尔顿是纽约州主张参加这个会议的主要因素，克林顿和他的追随者当然不能不把他算在代表名额之内；此外，他们派了两个极度反对邦联权力的人和他一起参加会议，这样可以减弱他的影响力。奥尔巴尼市的市长小约翰·兰辛（JohnLansing，Jr。）是一位富足的地主，罗伯特·耶茨（RobertYates）是纽约州最高法院一个自命不凡的法官。这两个人都坚决反对赋予邦联政府独立的征税权。此外，他们俩还是一对牢固的搭档，这两个人是通过婚姻产生联系的，而且年纪较轻的兰辛在少年时期还曾在耶茨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过。汉密尔顿非但没能带来一个精诚合作的代表团，反而被降级为一个来自持反对意见的州的少数派代表。

汉密尔顿在1787年5月18日抵达了费城，在第四大街印第安女王旅馆与其他代表会合。麦迪逊于几天前到达费城，他向华盛顿吐露自己的担忧：“兰辛-耶茨联盟对汉密尔顿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绊脚石’。”[36]和其他代表一样，麦迪逊有一种强烈的戏剧感，他相信即使看不见任何曙光，但即将在会议上被制定的文件将是会“永远决定共和政体政府的命运的”。[37]由于法定出席人数不足，会议又拖了一周才正式开会。在屋外潺潺的雨声中，华盛顿被全体代表一致推选为会议主席。汉密尔顿曾经努力劝说华盛顿走出芒特弗农，参加制宪会议。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一样对软弱的中央政府感到不安，他担心“来自地方或各州的政治势力，会过多干预那个更自由和全面的政府计划，但这个计划从理性和长远来看，是一定要实现的”。[38]尽管华盛顿在会议上沉默寡言，但大家知道他倾向于建立更有效的中央政府。

华盛顿任命汉密尔顿、乔治·威思（GeeWythe）和查尔斯·平克尼（CharlesPiney）组成一个小型的委员会，为大会草拟规则和程序。为了防止自己被兰辛和耶茨掣肘，汉密尔顿提议进行个人记名投票。但是，委员会原本采用的是一州一票制度，如此一来，汉密尔顿的投票可能湮没在两位纽约州同事的不同意见中。为了鼓励坦率直言，委员会倾向于采用保密形式，准备进行无记名投票，委员会还决定“在这座议会大厦里，大家所说的话会被记录，也不会被发表，而且未经允许也不能传播”。[39]议会大厦的门口设有岗哨，新闻记者和好奇的观众被挡在门外，代表们在进入大厦之后要起誓对外界守口如瓶，不会透露半点口风。代表不能走出大厦，只能去二楼休息，以确保会议的机密性。在这个闷热的费城的夏天，面对着成群的让人备受折磨的苍蝇，大厦二楼的窗户紧闭，百叶窗关闭了，以保证绝对不受到干扰。麦迪逊当时所做的笔记直到几十年后才公之于众。

为什么这个为了寻求民主的会议会采用如此不民主的规则？许多代表认为他们是文明、独立的公民，关注的是大众的福祉，而不是那些所谓的派别中的成员。“如果会议期间我们考虑的问题被公开，那么派别之间的争吵将会阻止我们达成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汉密尔顿说道，“采取会后公布的方法，我们才能获得更丰硕的成果。”[40]在这次非公开的会议上，代表们不受抑制地辩论，最终形成了历史上最光辉的文件之一。与此同时，会议的保密性也成为流言蜚语的源泉，给汉密尔顿后来的政坛生活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会议的召开地点是红砖砌成的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铁灰色的东厅，《独立宣言》就是在那里签署的。对于这些公正的共和党人而言，它具有特别的严肃性。代表们坐在当时流行的一种名为温莎椅的细骨靠椅中，以华盛顿的那把木椅为中心，围成一个扇形，在铺着绿呢子布的桌子上记着笔记。绿色的窗帘遮住了高高的窗户的上半部。整个房间的布置都凸显出这个会议的保密性。与圆形剧场里讲演的演讲者不同，这些代表在一个空间大小适当的场所开会，发言人能与每位代表进行眼神交流，用一种正常的声音进行交谈。

坐在前排中央的是詹姆斯·麦迪逊，他坐在这个关键位置上做着会议记录。“这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能听到所有人的发言……我从未缺席任何一场会议，也从未随意离开座位。我不可能错过任何一次单独发言，除了一次简短的插话。”[41]一位评论家说道，这个俯身记录的矮小的弗吉尼亚人有“一副沉着的表情，一双敏锐的蓝眼睛，看起来像是一个思想家”。[42]

来自乔治亚州的威廉·皮尔斯（ierce）对汉密尔顿的描述最为详尽。这位青年才俊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33岁左右，个头较小，身材瘦削。他的举止略有些僵硬，有时候还表露出令人不快的自负。”与那些伟大的演说家相比，汉密尔顿的声音不够洪亮，但他能言善辩，对问题的分析一针见血。“在发言前，他必定准备好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他做事情绝不会浅尝辄止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他一定会穷根究底，直到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皮尔斯指出，汉密尔顿语气多变，时而沉重，时而诙谐。他的“讲话方式并不总是一成不变，他有时像政治家博林布鲁克子爵（VistBolingbroke）那样富有说教意义，有时又像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一样轻快流畅”。[43]

这场被本杰明·富兰克林狂热地描述为“他一生中见过的最威严最崇高的会议”有哪些贤明的人参加？[44]除去抵制这场会议的罗得岛州委派代表之外，12个州的55名代表，基本覆盖了当时美国的全部国土。他们都是白人，男性，大部分是富有的有产者。许多人是律师，因此对先例非常敏感。普林斯顿的毕业生（9人）远远超过了耶鲁的毕业生（4人）和哈佛的毕业生（3人）。他们的平均年龄是42岁，这意味着当时32岁的汉密尔顿和36岁的麦迪逊都是与会者中的“年轻人”。汉密尔顿虽然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代表，但他并不孤独，因为有另外12个人都来自国外，或曾在国外求学。许多代表都和汉密尔顿一样认为当务之急是处理公共债务。代表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公共债券，它们的价值将戏剧性地受到在这里将要做出的决定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汉密尔顿很少出席，但这也是当时的典型的情况。许多代表在自己家乡与费城之间往来奔波，55名代表中只有大约30人在会议召开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场。

这次会议让汉密尔顿有幸遇见另一位美国开国元老：当时81岁高龄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共同参加制宪会议，是这二人人生轨迹中的唯一交点。这位双下巴的费城老人当时头发几乎全掉光了，只有两侧还有一些稀疏的头发。他正在遭受痛风和肾结石的折磨。富兰克林常在自家院子里的一棵桑树旁与汉密尔顿和其他代表谈话，有时他喜爱的外孙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BenjaminFranklinBache）也会在旁边。据说体弱多病的富兰克林第一次来参加会议时，他是坐着由四名从沃纳特监狱召集的犯人抬着的轿子到达会场的。然而，这位老人为与会代表做出了表率，在长达四个月的会期中，他没有缺席任何一场会议，有时他还会请身边的人大声转达他的想法。汉密尔顿抵达费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富兰克林表达敬意。这个德高望重的人反对给行政部门的政府官员加薪，希望这样一种措施能造就心系人民的公众领导，而不是尸位素餐的官僚。其他人认为，此项措施会抑制有识之士担任公职的愿望，而导致那些闲散的有钱人担任公职。但汉密尔顿对这个不切实际的主张表示支持，很可能是出于对这个老人的尊重。麦迪逊评论说，一些人对这个建议“心怀尊敬，并不是因为它让人信服或具有可行性，而是针对这个建议的提出者”。[45]

理论上，这次会议的宗旨是对《邦联条例》进行修订。但是，仅看到这一短视目标的代表刚一发言，就被他人予以纠正。5月30日，埃德蒙·伦道夫提交了一份由麦迪逊起草的计划，目的是对条例做全面彻底的改动，以期产生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弗吉尼亚方案”与过去做了一个彻底的了断，并描绘了未来美国政府的基本蓝图。它设想了两院制的立法机构，两院均采用比例代表制（作为人口最多的一个州，弗吉尼亚将在这种方式中获益），额外的权力集中在行政部门，实行领导负责制（也就是一个主席），任期7年，而不是激进分子所喜爱的委员会。为了强调三权分立，它还设想了一个全国性的司法系统，由最高法院统领。毫无疑问，该计划的意图是，各州在享有一定自治权的同时，服从于邦联政府。

伦道夫陈述完毕后，汉密尔顿向代表们指出了核心问题，那就是这个新政府是要继续作为一个邦联存在还是组成一个真正的国家。他们实际讨论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可以有一个政府”或每一个州是否需要“独立存在，只靠邦联制联接”。[46]汉密尔顿明白一个有着最终支配权的全国性政府的重要性。汉密尔顿的发言受到积极回应，这说明代表们已经做好准备要进行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多数与会者同意“建立由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组成的国家政府”。[47]罗伯特·耶茨投票反对汉密尔顿的发言，这一举动也暴露了纽约代表团内部不可挽回的裂痕。如果当时约翰·兰辛也在场的话，他肯定也会投出同样的反对票。

对许多代表来说，联邦权力的分立是一回事，削减州权则是另一回事。对一些人口较少的州来说，两院制立法和两院都是按照人口比例来选举令他们十分不安。6月15日，新泽西州的代表威廉·帕特森（aterson）向大会提出了相反的建议——不是推翻旧体制，建立新政府，而是希望对《邦联条例》加以“修正”并保留基本的州主权；不是采取两院制国会，新泽西代表提议国会仅设一个议院，且各州均只有一票表决权。他们还希望保留令国家财政举步维艰的自愿“征款”体制；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以取代总统一职，若大多数州长同意，即可废除该委员会。很明显，许多大的州都倾向于赞成弗吉尼亚方案，而较少的州则赞同新泽西方案。

虽然小约翰·兰辛所代表的纽约州人口数量在全国排在前五，但他还是对新泽西方案表达了强烈的赞美，因为它“维持各个州的主权”。他责骂弗吉尼亚方案说：“各州永远都不会为了一个全国性政府而牺牲它们的基本权力。”[48]兰辛对麦迪逊的方案是如此反对，以至于他说如果纽约州提前获悉会议打算建立一个新中央政府的话，是绝不会派代表到费城来的。兰辛的发言证实了汉密尔顿在代表团处于少数派地位，这削弱了他在会议上的影响力。

对那些熟悉汉密尔顿的人来说，在会议最初的3周里他被动消极的态度是令人感到困惑的。他表现得像个毫不关心会议议程的局外人。当会议的代表们因为分别支持弗吉尼亚方案和新泽西方案而分裂成两个阵营时，汉密尔顿与双方都保持着明显的距离。罗伯特·耶茨在6月15日的记录中写道：“汉密尔顿上校不肯说他同意哪方的观点。”[49]麦迪逊则记录道，汉密尔顿说自己不喜欢出风头，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愿冒犯那些“能力、年龄与资历均高于自己的人，他不愿向他们提出任何异议”；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代表团意见不一。[50]

不难预料，一旦口若悬河的汉密尔顿打破沉默的时候，一定会震惊其他人。面对大州和小州之间的僵局，他提出一个更激进的计划。6月18日星期一的清晨，汉密尔顿，这个32岁的旷世奇才在会议上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在这个闷热、密闭的房间里侃侃而谈。他一口气说了长达6个小时（中间都没有停下来吃午饭），展现出精辟的见解和过人的胆略，但事后回想，其中也不乏轻率之处。他向立法机构承认说，他将会勾画一个并非反映与会成员意见的方案。“我的立场不讨人喜欢，”他承认道，“但是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有所保留是应受责备的。”[5l]人们对“民主”的热情令人厌烦，他们所说的民主无非是直接代表制，甚至是暴民统治，而不是通过受过教育的代表过滤公众舆论。“弗吉尼亚方案是什么？”他问道，“是否就是让一个民主的参议院和一个民主的行政部门来制约一个民主的众议院？这样的方案与《邦联条例》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就像普通猪肉和加了作料的猪肉。”[52]在所有的美国开国元勋中，汉密尔顿可能是最不信任群众智慧的一个，他希望选出的精英领导者给予民众指引。这正是汉密尔顿政治观点中最矛盾的地方：他对美国的乐观看法与实际上对人性的悲观看法共存。他对美国人的信心从没有和他对美国本身的信心很好地匹配在一起。

以自我为中心、超前的想象和非凡的才智是汉密尔顿的典型特点，他无法满足于仅仅是对他人的方案修修补补。他的头脑里已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新政府规划，而不只是分散的几个方面。大会的讨论过程被严格保密，由此才能确保代表们不必担心受到报复，尽情展开辩论，提出争议性观点。实际上，在共和国早期的那些谣言中，他的演讲占据着恶魔般的地位，为那些认为汉密尔顿在政治上变节的政敌提供了令他们满意但却使汉密尔顿身败名裂的证据。

尽管我们没有任何关于这次发言的书面文稿，但汉密尔顿、麦迪逊、耶茨、兰辛和鲁弗斯·金（RufusKing）所留下来的笔记内容大体一致。自从1780年9月给詹姆斯·杜安写信以来，几年间汉密尔顿一直天马行空地思考着一种全新的具有君主政体的连续性和共和政体的自由性的混合政府体制，这个体制既能提防无政府状态也能提防暴政专治。在会议上，汉密尔顿建议通过选举产生总统和参议院，他们虽是选举产生的，但若“行为检点”便可任职终身。汉密尔顿建议的行政首脑有异于世袭君主，因为他是由选举产生的，如果行为不端，可被撤职。在汉密尔顿慷慨陈词的时候，麦迪逊潦草地写道：“该建议可能会遭到反对，这样的一个首脑将会是一个选举出来的君主，会产生一种以君主政府为特征的混乱。汉密尔顿解释说，‘君主’是一个模糊的词语。它既不表明权力的程度也不表明权力的持续时间。”[53]在汉密尔顿的私人笔记中，他评述这种君主：“他应当是世袭的，并且具有如此多的权力，冒风险来获得更多权力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54]汉密尔顿在他的演讲中修正了这一说法，然而，却从没有公开提倡设立世袭君主政体，正如麦迪逊提及“选举的君主”时所证明的那样。而且在汉密尔顿的大量著作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他支持世袭制君主。即使是在这里，在他最极端的陈述中，他仅是提倡设立一位最终受制于立法机关的行政长官。无论他的言辞被怎样曲解，都不足以证明他是在倡导建立一个真正的君主政体，即国王拥有永恒的、自主的世袭权力，凌驾于所有政府部门的权力之上。

让某些听众感到激愤的是汉密尔顿对于“以前祖国”的评价。麦迪逊记录道：“他不假思索地宣布……英国的政体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模式，如果美国的政府缺少英国的模式，会变得面目全非。”[59]对未来的那些阴谋家而言，汉密尔顿只要肯承认这一点，他们就能确定汉密尔顿是一个危险的叛国者，时刻准备着出卖美国使它重新回到不列颠的束缚中去。实际上，会议的代表对英国政治体制的赞赏是十分普遍的。南卡罗来纳州的皮尔斯·巴特勒（PierceButler）曾评论说，代表们“经常会不加考虑地欣赏英国议会的优点，无论有道理或没道理的都会模仿英国”。[60]但是汉密尔顿的恶意批评者却把他的这种观点解释成对英国体制的一种卑躬屈膝的崇拜，并意图将它引入到美国来。

汉密尔顿演讲完毕，会场礼貌性地响起掌声，没有人想要争论什么。也许代表们是希望早点离开这个闷热的房间，回到自己的住所。古维内尔·莫里斯称赞汉密尔顿的发言是“他听过的最出色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演讲”。[61]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威廉·塞缪尔·约翰逊说汉密尔顿的发言“受到了每一个人的称赞，但……没有一个人支持他”。[62]数年后，约翰·昆西·亚当斯称赞这个方案是具有“伟大才华”的方案，甚至从理论上而言，这个方案比最终被采纳的方案还要好，可是却被错误地放在了当时美国这个环境之中。[63]

由于根深蒂固的坦诚正直，汉密尔顿必定认为应该提供迥异于“弗吉尼亚方案”和“新泽西方案”的新计划，因为这两项方案势必失败。他必定认为，如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他的演讲就能被擦去灰尘，它的优点迟早会更好地得到赏识。直到那时，他还依赖于会议的保密性一吐为快。

汉密尔顿并不是唯一一个提出轻率意见的代表。北卡罗来纳州的休·威廉森（HughWilliamson）一度声称：“我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国家迟早会有一个国王。”[64]有四个州的代表甚至投票赞成汉密尔顿提出的“选出一个总统，只要行为妥当便任职终身”的建议，尤其是包括詹姆斯·麦迪逊、乔治·马森、埃蒙德·伦道夫的弗吉尼亚代表团。当后来遭到杰斐逊的支持者的辱骂时，汉密尔顿开心地提醒他们，杰斐逊的盟友麦迪逊也赞成设立这样的总统职位。如果说他是一个君主主义者的话，那么麦迪逊也是。而且麦迪逊还支持授权邦联政府可以对州的法律行使否决权，“就像大不列颠国王以前拥有的权力那样”。[65]本杰明·富兰克林希望成立一个一院制的立法机构和执行委员会来代替总统，他反对总统对立法的否决权，认为那样会导致行政腐败“直到以君主统治收场”；[66]约翰·迪金森希望州的立法机构有权弹劾总统；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Gerry）希望成立一个3人组成的“总统组”，每一个人代表美国的一个不同部门。尽管不作为任何一个州的代表，约翰·亚当斯倾向于认为世袭统治是不可避免的，是可以预见到的，“我们的船最终一定会停靠在那个岸上”。[67]

对大多数代表而言，汉密尔顿的演讲只是让激战正酣的各路人马休战一日。第二天早上，甚至没有人花费时间对汉密尔顿进行反驳。麦迪逊担心汉密尔顿的演讲会在关键时刻疏远那些小州。实际上，麦迪逊的“弗吉尼亚方案”可能由于汉密尔顿的演讲而获益，因为相比之下现在它看起来似乎更温和适度一些（一些学者争论说这也正是汉密尔顿演讲的真正意图所在）。当麦迪逊站起身来发言的时候，他把汉密尔顿的演讲搁置脑后，只字不提，转而对新泽西方案进行了无情的驳斥。

经过了那次有争议的演讲之后，当大州和小州在一个紧张的僵局上摆出攻击的架势时，汉密尔顿保持了沉默。似乎有分歧的会议可能开不下去了。当富兰克林在6月28日建议每次开会前大家都应该进行祈祷，向上天祈求帮助时，汉密尔顿表示异议，因为这会促使公众想象“会议陷入僵持和争议”。[68]据说，汉密尔顿还开玩笑地反驳富兰克林说会议不需要“外人的帮助”。[69]因为在会议进入议程的阶段里，上帝没有显灵。还有一个或许是虚构的故事，有人问汉密尔顿为什么新的宪法中省略了“上帝”一词，汉密尔顿回答说“我们忘记了”。然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不会忘记任何重要的事情。

6月29日，汉密尔顿又有了讲话的欲望，表达了对陷入僵局的会议的严重忧虑：“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我们还在这里对于这个问题保持平静和自由的商议。期望奇迹会再次发生是一个愚蠢和疯狂的想法。”[70]汉密尔顿抓住了这个机会第一次阐述他在外交政策上的主要观点，指出国家应当从自身利益出发同时制定内政和外交政策，驳斥关于美国应当先安内后攘外的谬论：“如果我们的政府不够稳定和强大，无法令我们在海外得到尊严，那么它也不会在国内给我们带来和平与幸福。”[71]他还戳破关于大西洋能保护美国未来不受战争侵扰的幻想。汉密尔顿向当时感情用事的政治孤立主义泼了一盆现实主义的冷水。

在表达完这些想法之后，第二天汉密尔顿就整理行囊返回了纽约照顾他的私人生意。这次会议“严重而又深刻地刺痛了他”，他写信给华盛顿时这样说道。当他经由新泽西州返回的时候，他得出了一个进一步证实了他的信念的结论，即只有强硬的、勇敢无畏的措施才能阻止这个国家的混乱。“我担心我们会错过把美国从分裂、混乱和贫穷中拯救出来的绝好机会。”他告诉华盛顿说。[72]

7月16日，当代表们对一个重大的协议表示同意时，费城浓厚的阴云终于散开了，这就是所谓的《康涅狄格妥协协议》（eise），是由康涅狄格州的罗杰·谢尔曼（RogerSherman）等人提出的。会议上的主要冲突可能不在于联邦权力和州权力的对比问题，而是联邦议员的席位如何在各州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代表们解决了这个令人烦恼的难题，他们决定所有的州在参议院中享有同等的代表席位（对小州而言是一种安抚），与此同时，众议院的代表席位则按照各州的人口比例加以分配（对大州而言是一种安抚）。这个方法打破了僵局，尽管参议院的组成将为人口较少的州带来持久的政治优势。

耶茨和兰辛把汉密尔顿推向了深渊，那年夏天，汉密尔顿就在纽约和费城之间来来回回地游走。“耶茨和兰辛从未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与汉密尔顿投出一样的票，对此汉密尔顿十分苦恼。”乔治·马森告诉托马斯·杰斐逊说。“当开庭时间到来时，耶茨法官和兰辛律师均返回纽约处理他们的业务，汉密尔顿这才回来。”[74]即使是耶茨和兰辛走了，汉密尔顿依然不能够投票，因为每个州至少要有两名代表出席才有投票权，因此他成了一个无权投票的与会人员。不过他再也不用费力来安抚自己本州的代表的怒气了。汉密尔顿对耶茨和兰辛表现得非常谦卑，告诉他们，“出于礼节与民意”，他乐意陪同二位回到费城。[75]从实际情况看来，耶茨和兰辛两人谁都没有采纳汉密尔顿的这个提议。

耶茨和小兰辛离会后，便违反了会议的保密令。他们向克林顿州长简要说明了费城的议题。“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应该对这个会议中的任何体制都提出反对……所有体制的核心都是将美国各州政府合并为一个政府。”[76]感觉到了对自己权力的威胁，克林顿发表了公开声明，据汉密尔顿回忆说，克林顿在声明中称，任何新宪法都可能“导致天下大乱”。汉密尔顿对这种违反大会保密性的行为感到愤怒，汉密尔顿说克林顿不给费城会议一个公平的机会，并且“企图激起谣言，粉碎会议提出的任何计划”。[77]

在攻击克林顿的时候，汉密尔顿一针见血。随后，克林顿的支持者们展开了猛烈的还击，到处散播对汉密尔顿的诽谤。就在汉密尔顿谴责克林顿倚势弄权的时候，他的对手们也诋毁了他个人的名誉。他们知道华盛顿是汉密尔顿的强大后盾，因此企图混淆视听，玷污二人的关系。在一篇署名“检查员”的文章中，克林顿的一名忠实党羽写道：“我还知道一个自命不凡的律师把他自己置身在一个伟大的好心人身后，把自己当作一个非凡的天才，在这样一个保护伞的保护之下，他立刻变得出名并且受到尊敬了……然而最后大家会发现他是一个浅薄自负的花花公子，理所当然地被他的保护者抛弃。”[80]

汉密尔顿非常气愤。这个出生时不光彩的人对他政治名誉的任何微小的损害都极度敏感。作为一个外来的美国人，他认为自己不能听任这样的诽谤盛行而不予理会，所以他向华盛顿求助，请求他纠正这种对事实的扭曲。“我必须承认，这种说法伤害了我的感情，如果大家相信他的话，我就需要对此加以反驳。”他告诉将军说。[81]由于对汉密尔顿和克林顿都很友好，因此华盛顿不愿偏袒任何一人，他只是安慰汉密尔顿说，一切针对他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绝不相信汉密尔顿会试图在自己的“大家庭”中骗取一官半职，至于最终导致汉密尔顿离去的纷争，“你的放弃完全是你自己的选择”。[82]多少年来，汉密尔顿费尽精力来反驳那些像令人窒息的藤蔓一样围绕在他身边的谣言。然而不论他如何努力地想要砍断这些虚构的谬论，它们仍像烧不尽的野草一般疯长。或许，对一个惊才绝艳、真挚坦率、无比自信的人来说，这些传言是不可避免的。

8月6日，费城会议再次召开，开始了对宪法进行完善的艰巨任务。汉密尔顿于8月13日返回费城，投入了一个让他充满热情的讨论：移民政策。他反对将国会议员资格限定在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身上，也反对居住期达到一定年限的移民才有资格竞选议员。他告诉立法机构“鼓励外来移民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中等财富的欧洲人会喜欢到美国来，在这里他们可以和一等公民处于同等地位。我提议对此进行修改，仅要求公民身份和居住情况”。[84]这一立场再一次与汉密尔顿对平民的疾苦漠不关心的形象相矛盾。然而，他的提议还是被否决了：竞选众议员必须达到7年的居住期，参议员需要9年，总统需要14年。有人曾猜测，宪法中的一项条款，是汉密尔顿在讨论移民政策时悄悄添加的，从而使自己有资格竞选总统。宪法定稿规定，总统必须年满35岁，并且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或在宪法实施之时是美国公民”。然而，这个条款是在汉密尔顿离开费城期间被提出的，看起来他没办法对这个条款施加任何影响。

正如麦迪逊承认的那样，奴隶制困扰着制宪会议，他指出：“各州被划分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不是根据他们的范围大小，根本上是按照他们拥有或没有奴隶来划分的……冲突不是存在于大州和小州之间，而是存在于北部各州和南部各州之间。”[85]对许多南方人而言，在奴隶制问题上没有任何让步的余地，他们支持弗吉尼亚方案以此来保护他们的黑奴制度。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认为，“如果没有奴隶的话，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就无法存在。”[86]这个问题变得过于敏感，以至于宪法不得不避免使用“奴隶”一词，而是用委婉的说法“提供服务和劳役的人”来代替。

蓄奴的各州想知道，他们的这些“人类财产”，按照国会规定的分配比例该如何计算。北部各州最终同意，在统计各州人口时，五个奴隶等同于三个白人，这就是声名狼藉的“联邦比率（FederalRatio）”，并且一直沿用了80年。这个公式对南部各州极为有利，人为扩大了他们在众议院的席位和投票数，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最初的五位总统中有四位来自弗吉尼亚州。这种总体上的不公平在最终杰斐逊的共和党人战胜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作为交换，南部各州同意，1808年后停止奴隶的进口，这给人一种幻想的希望，奴隶制某一天会自然而然地消亡。汉密尔顿郁闷地总结说，如果没有了联邦比率，“就不可能形成联邦政府”。[87]确实，费城会议所确立的整个上层建筑都是停靠在那个不稳定、不民主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