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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普布利乌斯（第2页）

在接下来的四篇文章中，约翰·杰伊阐述了邦联体制在外交事务方面是多么软弱和易受攻击。而后汉密尔顿又贡献了四篇文章，阐述了如果《邦联条例》继续存在以及各州之间继续相互争吵将会在国内造成怎样的不利后果。为了呈现灾难性画面，汉密尔顿引用了许多令人痛心的先例，从古希腊到谢司起义的可怕例证。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六篇中，他嘲笑那种认为民主的共和制必然是和平的观点是痴心妄想：“人民议会不是常常受到愤怒、怨恨、嫉妒、贪婪和其他不正当的强烈的利益的驱使吗？”这位全球贸易的先知还驳斥贸易必然促进各国团结的空想：“迄今为止，商业除了改变战争的目的以外，还做了些什么呢？爱好财富同爱好权力或荣誉一样，不都是让人不顾一切、铤而走险吗？”[38]对美国将是一个由上帝统治的伊甸园的说法，汉密尔顿质问道：“现在难道不是应该让人们从黄金时代的欺人迷梦中醒来的时候吗？我们和地球上的其他居民一样，距离完善的智慧和道德的幸福王国还很遥远，难道现在还不应该把这一前提当作指导我们政治行为的准则吗？”

从《联邦党人文集》的第七篇开始，汉密尔顿罗列了许多事例。缺乏强韧联合的各州将陷入的种种争端。缺乏防御工事和常备军，只会加剧各州之间的战争，诱使较大的州对较小的州进行无休止的掠夺。由此而引发的混乱将会导致反联邦主义者所担心的专制军国主义，因为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会逐渐促使人民不仅把军人看作他们的保护者，而且还看作他们的人民的上级。”[39]在承认共和国在过去曾产生过混乱状态的同时，汉密尔顿指出，“政治学”的进步已经形成了一些能够防止大多数弊端的原则：权力在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划分、采用立法上的相互制衡、一种独立的司法体制、经人民选举产生的立法者作为代表，等等。[40]当杰伊生病的时候，麦迪逊极为有利地占据了这个空缺，写出了他最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的第10篇，也是他所有文章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篇。在这篇文章中，他不赞成孟德斯鸠认为民主只能在小州幸存的理论。为了使人们彻底改变对这一理论的看法，麦迪逊表明了在一个更为广大的共和国中，不同的利益集团会相互制衡，从而避免多数派实施暴政。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1到第13篇中，当解释新的联合整体对商业和政府收支的好处时，汉密尔顿展现出他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在行政管理方面的才干。关于美国的商业前景，他预言，心怀嫉妒的欧洲国家将试图剪断美国的翅膀，因为凭借这双翅膀，“美国将腾飞，并令他们感到威胁”，[41]他揭示了美国的商业命运。有了一个强有力的联合，美国就会达成更有利的商业协议并且创建一支强大的海军。他为美国的商人、农民、工匠、制造业者、各阶层的劳动人民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繁荣景象”。在对经济前景的快速展望中，他预言了21世纪的货币理论：“一个国家的税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必须经常同该国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和货币的流通速度（现在经济学家称之为“周转率”）成比例。”[42]受益于一个强大的联合，政府就会更有效率地征收进口税，因为不用再花费精力阻止各州之间的非法交易，并且只需要在大西洋海岸巡逻守卫就足够了。同样的，美国也会由于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不是可能滋生分裂的分散邦联而节省钱财。所有这些都是对孟德斯鸠认为庞大的共和国无法幸存观点的进一步辩驳。

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15到第22篇中，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对邦联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汉密尔顿的价值体系中，无论是个人价值还是政治价值，自豪和荣誉总是显得那么突出，他对独立战争后国家的退化和尊严上的损失感到忧伤。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受蔑视的国家，遭到外国的嘲笑：“我们既没有军队，也没有国库，也没有政府。”[43]土地和财产的价值急剧下跌，货币变得缺乏，公共信用遭到严重毁坏——所有这些都是由于中央政府缺乏权力。中央政府之所以缺乏权力是因为在税收上必须依赖于各个州，而各州又相互对抗，导致他们希望为中央政府提供尽可能少的钱。

只有通过直接与市民打交道并且不害怕各州的阻碍，联邦政府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府。在第17篇中，汉密尔顿不同意国家的官员可以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各州人民。州政府在对人们的影响方面总是比联邦政府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权力的滥用更有可能在地方层面上发生。汉密尔顿对古代和现代的邦联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调查，表明了它们是如何趋向瓦解的。当他得知麦迪逊已经从事了这个工作的时候，汉密尔顿把他关于第18到20篇的笔记给了麦迪逊。麦迪逊所写的这几篇文章带有书生气，并以一个自卫性的口吻结尾：“我对这些邦联的先例做了如此冗长的论述，但并不会因此向读者致歉。如果对经验做出的反思毫不含糊，那它必然蕴涵着明确而神圣的真理。”[44]

为了使他对《邦联条例》的彻底批判更加完美，汉密尔顿又增加了两篇文章来说明现在的中央政府在执行法律方面的软弱无力。回想起谢司起义，他问道，“如果政治煽动者由一个恺撒或是克伦威尔这样的人来领导，那么，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汉密尔顿此次以及后来无数次对恺撒进行贬低，使得杰斐逊关于汉密尔顿尊崇罗马独裁者的谣言落空了。）他赞同联邦政府管制贸易，并打消人们担心中央政府征收繁重关税的疑虑：“关税过高会导致消费萎缩，甚至征不到税，与其这样，还不如将关税限定在一个适度范围内。”[45]他谴责说邦联政体缺乏全国层面上的司法机关：“法律如果没有法院来详细说明和解释其真正意义和作用，就是一纸空文。”[46]最后，汉密尔顿以废除《邦联条例》这个可憎的政体做结束语，称它是“人们糊里糊涂所创立的最恶劣的政府形式之一”。[47]

在接下来的14篇（23～36）文章中，汉密尔顿逐字逐句解读宪法，提出理由证明一个积极的政府也需要有和平时期的军队和税收，这两点很容易令人联想到英国的体制，因此又遭到激进的平民主义者的咒骂。他指出，只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管理如此广阔的一个国家。为了获得所必需的兵力，政府需要招募军队，而不是依赖作用被夸大的州民兵：“战争和其他大多数事情一样，是一门需要通过努力、时间和实践来获得和完善的学问。”[48]当其他人认为一个宽广的海洋使得美国隔绝了来自欧洲的威胁的时候，汉密尔顿意识到美国正处于一个越来越小的世界：“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得本来相距遥远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近邻。”[49]他还说到了经济实力需要和军事力量同步增强：“如果我们想要发展贸易……我们就必须尽快为建立一支海军而努力。”[50]至于担心联邦政府会积聚过多的权力，汉密尔顿再一次向读者保证说：“中央政府会随时准备着阻止州政府的谋权篡位，而州政府对中央政府也具有同样的部署。”[51]类似的，州的民兵也可以阻止任何国家军队的可能的弊端，以维持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这种权力平衡。

在第30到第34篇中，汉密尔顿开始讨论至关重要的默示权力理论，他声称在政治上“手段应当与目的相称……宪法不应该限制为达成某个目标所需要的权力”。[55]他希望新宪法是一份具有灵活性的文件：“应该有一种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做准备的能力。”[56]此外，汉密尔顿强调了一个关键细节，他否认了联邦政府将会独占全部的征税权，指出各州将仍然享有向公民征税的权力，因为宪法的“宗旨在于团结或巩固”。[57]唯一的例外就是联邦政府对关税的垄断权，这也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各州之间存在紧张和不公的主要原因。

有时我们可以窥见，在潦草地写作《联邦党人文集》的过程中，汉密尔顿正幻想自己能成为财政部长。在第35篇中他写道：“在政府的行政工作中，没有一个部门像征税业务那样需要广泛的信息和充分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知识。”[58]在下面的文章中，在接下来的一段叙述里，他似乎在描述自己：“每个阶级都有意志坚强的人，他们能够在不利的形势下脱颖而出，凭借自身的优秀建功立业，不但得到了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颂赞，而且还能获得全社会的颂赞。大门应该公平地对所有人敞开。”[59]与此同时，汉密尔顿还认为主要由土地所有者、商人和法律专业人士组成的国会能够有效地为大众制定法律。

1788年1月11日，麦迪逊接手第37篇。在接下来的20篇文章里，他论述了新联邦的基本结构。汉密尔顿此时已经回到了奥尔巴尼，可能正努力投入最后10篇的筹备中了。直到此刻，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表达的思想与他早期的战时信件或《大陆主义者》中的观念如出一辙。只是当他在后来的文章中涉及到像选举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才稍微改变了想法，但依旧是围绕自己的旧观点寻找新的立场。那些批评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从事宣传活动的人必须要认识到，他的这些文章与之前和日后的著述是一脉相承的。

当麦迪逊在第37篇中评论了联邦体制的这种“混合性质”的时候，他和汉密尔顿之间微妙但却重大的差别开始显现出来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别变得越来越大。在第41篇中，麦迪逊对常备军以及维持它要花费的繁重的税款表达了保留态度，并且对英国议会的腐败感到愤世嫉俗（然而在其他地方，他听起来比汉密尔顿更像是一个狂怒的亲英者）。麦迪逊挑剔《邦联条例》模糊不清的语言，欣赏新宪法的精确，希望借此来限制联邦的权力。相比之下，汉密尔顿却认为新宪法语言笼统，具备灵活性，并试图利用这个特点来扩展政府权力。

关于参议院的五篇文章（62～66）体现了《联邦党人文集》中最具有合作精神的部分，麦迪逊写了前两篇，杰伊再一次加入写了第64篇，汉密尔顿完成了后两篇总结性的文章。在第62篇中，麦迪逊坦率地说，众议院所采取的按比例分配席位和参议院所采取的平等席位所达到的这种平衡来自政治妥协，而不是完善的理论。在第63篇中，他对那种认为小型的、由精英分子组成的参议院会变成“残暴的贵族统治”的指控进行了驳斥，当他说“自由的滥用和权力的滥用都会危及自由本身……前者实例之多也并不亚于后者，而在美利坚合众国，前者比后者更让人担心”[61]的时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汉密尔顿的追随者”。完成这篇文章后，麦迪逊在3月回到了弗吉尼亚，在家乡为宪法辩护。在杰伊完成了第64篇论述了参议院批准条约的权力之后，汉密尔顿单枪匹马地写完了接下来的21篇文章（65～85），其中包含一部分对参议院的论述，还有对行政和司法部门的完整论述。

在第65篇关于参议院的弹劾权的精彩论述中，带着异常的远见卓识，汉密尔顿提出了当一个联邦官员遭到控告，全国群情激愤、党派偏见使参议院分裂时将会发生的一些问题。他进而阐述，宪法极具智慧地做出规定，当参议院对总统提出弹劾时，仅仅由首席大法官一人，而不是整个最高法院主持审判。参议院将会从首席大法官丰富的司法知识中受益，并能避免高等法院以此作为未来的判例。承认弹劾的程序并非是完美的，汉密尔顿强调说，宪法已经提出了一个可供利用的最好的折中办法：“如果人们下定决心不肯就政府体制达成一致意见，除非人们用世间最严苛的要求规范自己，让自己臻至完美，否则社会必然很快陷入一种普遍的无政府状态，而世界也就会回到史前的荒芜时代。”[62]

在致力于对行政部门的论述中（67～77），汉密尔顿写了在政府部门中他最感兴趣的部分，也是他认为是整个社会的驱动部分。正如他在第70篇中所表达的那样，“衡量一个好政府的首要特征就是行政部门的强而有力”。[63]他嘲笑对赋予总统的那些权力的言过其实的担心，并且说到就某些方面而言，总统比纽约州州长的权力都要少。汉密尔顿大段引用自己在制宪会议上的发言，对“选任的君主”和国王进行了区分。他指出，英国的国王是世袭的，是不可能通过弹劾程序罢免的，而且国王对两院的法律拥有绝对的否决权，并且可以解散议会、宣布战争、缔结条约、授予贵族头衔、任命教堂的公职，等等。看到评论家将美国总统和英国国王相提并论，汉密尔顿火冒三丈。

与在费城的发言有所不同，汉密尔顿现在开始称赞总统的四年任期制（以及允许连任）的好处。这样会让在职总统有努力工作的动力，并“在一个精巧的行政管理体系中，确保政府具有稳定的优势”。[66]在评论总统权力的文章中（73～77），汉密尔顿称赞总统的否决权是牵制立法机关，抵消一时狂热的一种方式。平民主义者担心行政部门可能会压倒立法机关，恰恰相反，汉密尔顿担忧立法机关的权力过大。在第74篇中，他提出了呼吁，希望给予总统颁布赦免令的权力：“从人道与德政观念出发，对此项特赦权应尽量少设限制与障碍。各国都有严酷的刑法，如对不幸偶犯刑事案件，难求例外宽恕，则司法将失于残酷。”[67]这段话令人联想到年轻的汉密尔顿中校曾恳求华盛顿将军宽恕约翰·安德烈少校。

尽管对一个强有力的总统有所偏爱，汉密尔顿还是赞同对总统权力进行种种限制。为了保护国家不出现一个受外国政府部门腐蚀的总统，汉密尔顿对要求“总统必须获得参议院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才能订立条约”这一规定表示支持。他也赞成总统有权任命大使和最高法院的法官，但也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这将会限制“总统的偏袒”。[68]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汉密尔顿对权力制衡的喝彩声与他对联邦权力本身的呼声一样高亢，似乎他终生都在为平衡自由与秩序而奋斗。归根到底，他认为最能保证个人自由的是联邦政府，而不是州。

在为第二卷装订本所写的《联邦党人文集》的最后八篇（78～85），是第二卷的总结。汉密尔顿在前六篇中论述的都是关于司法机关方面的问题。贯穿他的职业生涯，他对独立的司法部门表现得情有独钟，他认为这是对少数人权利的最重要的保障，也是政府三个部门中最弱的一个环节：“它既不能指挥媒体也不能指挥军队。它几乎没有任何保障。”[69]他尤其渴望联邦司法机关能够制约任何滥用立法权力的行为。在第78篇中，汉密尔顿提出了一个在宪法中从未明确的基本概念：最高法院应有权解释宪法，并宣布违反宪法的法律无效。

汉密尔顿十分尊崇伟大的法官，在接下里的文章里，他思考的问题是最有资格的人如何被法院征募和留任。他赞成给予法官足够多的薪水，反对年龄上的限制，反对除了通过弹劾程序以外任何开除法官的权力。他随后略述了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以及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各自的权限范围。在第82篇中，汉密尔顿解决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即州法院和联邦法院之间如何划分权力。在他的分析中，他主张司法权力必须归属于联邦法院。尽管他认为在审判中要有陪审团参与，但在下一篇文章中他反对陪审团主判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天真想法。他感到特别不解的是在涉及外交关系的案件时，看到陪审员也应该介入其中的设想。因为陪审员往往不了解国际法，他们的无知很可能给那些受到影响的国家“提供报复和发动战争的机会”。[71]

许多反对宪法的人都要求有一个“人权法案”作为批准宪法的前提。在第84篇中，汉密尔顿说那将是多余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倘若政府无权处理此事，又何必规定‘不得如此处理’呢？例如，既然并未授权政府如何限制出版自由，又何必声明‘不得对其加以限制’呢？”[72]他还认为，宪法已经保障了包括人身保护权到陪审团审判的许多权利。尽管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汉密尔顿经常看起来像先知一般，但在“宪法修正”这个问题上他似乎有点不着边际，这也成为文章的一处败笔。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在《联邦党人文集》第84篇中，汉密尔顿热情地支持禁止宪法授予贵族头衔的规定：“此举堪称共和政体的基石。只有废除贵族爵位，政府之属于人民才能安全无虞。”[73]

在最后的一篇文章也就是第85篇中，汉密尔顿提醒读者说，宪法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文件，并引用大卫·休谟的话说：“只有时间和经验能够指引人圆满实现政治上的成功。想象法律的制定者能立即做到尽善尽美的判断是愚蠢的。”《联邦党人文集》的最后几行满怀希望，但又带着一丝悲观：

一个国家无一全国性的政府实为岌岌可危之状况。值此和平时刻，经全民自愿批准制定宪法堪称千秋伟业，我以急切的心情期待其完成。[74]

如果汉密尔顿是用这样振奋人心的话来作为结束语，那他就不是汉密尔顿了。因此，相反的，他是用带有预兆性的警告说：

至此，《联邦党人文集》，这部为捍卫宪法所写的极具说服力的文集就全部完成了。一直到2000年之前，它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评论中被引用了多达291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引用的频率越来越高。

由于《联邦党人文集》的紧迫出版需求让汉密尔顿终日伏案疾书，他把自己变成了书桌的囚徒。他没有休息的时间，更无暇消遣。在1788年1月22日被纽约州的立法机关再一次选为州议员，但直到2月25日前，他甚至都没有机会递交自己的证明书。那年春天，用政治龙卷风横扫一切之后，他为自己一直没能和古维内尔·莫里斯联系，而向他道歉说：“事实的真相是，我是如此忙于种种副业，以至于几乎拿不出一点时间来和朋友分享。”[76]在他众多的工作中，汉密尔顿还密切关注着怀孕的艾丽萨。在4月14日生了他们的第4个孩子詹姆斯·亚历山大后，艾丽萨和她的家人在奥尔巴尼度过了夏天，并遇见一位不速之客：汉密尔顿的姨妈安·福塞特·莱顿的长女，比汉密尔顿大12岁的表姐安·米切尔。

《联邦党人文集》作为对美国宪法最早的解释和说明，是如此出名以至于很容易让人忘记它的初衷：为了汉密尔顿所在的纽约州能够批准宪法而写作的。当时，《联邦党人文集》在纽约州以外仅仅只有十几家报纸曾发表过，它更大的影响是长期的。在它确实发表过的地方，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三人妙语连珠的口才征服了读者们。12月中旬，费城的一个严阵以待的反联邦者哀叹这种无休止的猛攻：“普布利乌斯已经写了26篇了，足以使任何可怜的反对者头脑疲惫不堪了……因此，现在他应该停下来休息了，让人们有时间喘口气了。”[77]另一个反联邦者抱怨说，普布利乌斯“用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语孜孜不倦地推广一种信念”。[78]然而，联邦主义的支持者却对这些文章无止境地赞赏。作者的名字开始泄露出去了，当弗吉尼亚州的爱德华·卡林顿（Edward）把第一卷的装订本寄给在巴黎的杰斐逊的时候，他带着怀疑但却极其准确地猜测道：“据我的观点，这些文章的作者是麦迪逊、杰伊和汉密尔顿。”[79]

费城会议曾决定，一旦九个州的公民大会批准，宪法就生效。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22篇中阐述了宪法应由州公民大会批准的理由：“美利坚的政体应当构筑在‘人民的认同’这一牢固的基础之上。”[80]特拉华州、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在1787年12月的公民大会上批准了宪法，乔治亚州和康涅狄格州在1788年1月批准了宪法，马萨诸塞州在2月初以微弱的优势通过了宪法。在后来的宪法批准过程中，《联邦党人文集》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尤其是当它的第一卷装订本在3月22日出版之后更是如此。当4月纽约州开始挑选参加宪法批准大会的代表时，汉密尔顿就位列其中。詹姆斯·肯特回忆说在一次任命会议上“根据我们的判断……很快大家就普遍认为汉密尔顿上校是广为流传的那两卷书的唯一作者或主要作者”。[81]麦迪逊把成百的复印件送给了弗吉尼亚州的代表，其中就包括约翰·马歇尔。《联邦党人文集》在纽约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影响显得尤其重要，因为这两个大州是维持联邦长期生存不可或缺的力量。

到5月底的时候，马里兰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也批准了宪法，这使批准宪法的州达到了八个，再有一个州批准，就能使宪法通过了。但要在剩余州中争取最后胜利却困难重重。北卡罗来纳州和罗得岛州都对这个计划表示蔑视，而新罕布什尔州正在犹豫不决。因此为批准宪法而进行的斗争看起来要归结于弗吉尼亚州和纽约州的争夺，它们的公民大会在6月开始。

对支持者而言幸运的是，《联邦党人文集》的第2卷在5月28日刊印了，其中就包含汉密尔顿所写的8篇新文章。这些额外的文章也将在6月14日到8月16日期间见诸报端。当纽约的代表们开始讨论宪法的时候，每隔几天就会发表一篇新的文章。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保持密切联系，向对方汇报各自州的动向。因为弗吉尼亚州的批准大会比纽约州早两个星期开始，汉密尔顿告诉麦迪逊要马上通知他任何有利的消息，因为如果弗吉尼亚州通过了宪法可能会刺激不太情愿的纽约人也跟着做出同样的事情。“在那个时期我们之间保持准确的信息沟通是极其重要的，”汉密尔顿告诉麦迪逊说，“一旦具有决定性意见的问题产生，如果可能，我请求你给我发一个快件，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就算是换马，也要尽快送给我。”[82]怀着同样焦虑的心情，汉密尔顿也安排了敏捷的骑手从新罕布什尔州跑到纽约州传达任何鼓舞人心的消息。他承诺支付相关的费用。

尽管《联邦党人文集》格调高尚，但汉密尔顿深知纽约州的宪法批准大会将要受到严峻的政治考验。一位有名的反联邦主义者甚至对汉密尔顿宣称：“我宁愿冒险支持犹太人、土耳其人或异教徒的政府，也不愿采纳宪法。”[83]汉密尔顿知道这样的狂热行为是不会被说服的，尤其是代表团是由反联邦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乔治·克林顿所带领。“由于克林顿是他所在的政党的真正首脑并且顽固倔强，所以我根本不指望通过讲道理的方式战胜反对意见，”汉密尔顿向麦迪逊透露说，“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9个州提前批准了宪法，这或许会撼动他的追随者的决心。”[84]

尽管已经有8个州批准了宪法，但这一旅程的最后一段绝不是平坦的。“阴谋家正加速行动，”乔治·华盛顿在5月底告诉拉法耶特侯爵说，“还有短暂的几周将决定美国的政治命运。”[85]汉密尔顿的看法很悲观，他担心纽约可能会推迟一年再决定是否加入联盟，他向麦迪逊反复表达了他担心纽约州的大会结果会导致“一种最终的分裂和内战”。[86]

纽约州的宪法批准大会在普克普斯的法院举行，那是一个带有炮塔的两层建筑，下面有一个关押犯人的可怕的地牢。州长克林顿被选为大会的主席。虽然看上去一本正经，他却不是一个公正无私的仲裁者。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7篇中，汉密尔顿就已经严厉谴责克林顿建立了“卑鄙、危险的个人政治势力”。[87]克林顿担心汉密尔顿想要消灭各州，但他确信，在纽约州他有足够的投票来压制宪法或者是用诸多的条件来阻碍宪法，使得接受宪法成为不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