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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让机器动起来（第2页）

汉密尔顿始终对新国会保持着警惕，因为他知道国会早期的决策将深刻影响美国的财政，进而影响到行政和司法系统。尽管原计划定于3月初开始工作，但众议院和参议院却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召集到法定的人数。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众议院在联邦大厦一楼举行了会议，并向公众开放。汉密尔顿作为观众出席了1789年4月1日的首次会议。詹姆斯·肯特回忆道：“汉密尔顿上校对我说，第一天没有形成任何决议，观众们急不可耐，这充分证明他们的好奇心有多么强烈。”[40]与此同时，带着神秘色彩的参议院在楼上一间没有观众席位的房间里开会。在最初的5年里，参议员就这样秘密地履行着他们的职务。

宪法并没有对政府的行政部门做出规定，也没有提及内阁。在就职后的数月里，乔治·华盛顿就是行政部门的全部。行政管理依然是一个云里雾里的概念，不是触手可及的现实。麦迪逊遗憾地说：“我们处在荒无人烟的地带，没有哪怕是一个脚印指引我们。”[41]新政府的财政状况尤其一团糟。美国已经中止了向国内外的债务利息支付，美国债券继续在欧洲市场上以极低的折扣进行交易，这表明人们对新政府具有的偿还能力几乎不抱任何信心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政府将不得不提高利率，以抚慰紧张不安的债权人。

华尔街上小贩的叫卖声，牛铃的叮当声和大车的隆隆声常常淹没了联邦大厦里演讲者的声音，尽管如此，在那年夏秋之际，新政府依然缓慢成型。在众议院，詹姆斯·麦迪逊将各州大会对宪法提出的多处修改意见压缩成12条修正案；各州批准的前10条修正案就是众所周知的《人权法案》（Billhts）。在参议院，奥利弗·埃尔斯沃思正在领导一个团队起草司法条例，规定最高法院将由六人组成，下设联邦地区法院和巡回法院。在5月19日，来自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城的众议员伊莱亚斯·鲍迪诺特——汉密尔顿的资助者——提议国会应该设立一个金融部门。从这个后来所谓的财政部引起的争吵可以明显看出，这的确是新政府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有批评者担心欧洲式的专制会在这个部门扎根。立法委员指出，英国财政大臣利用庞大的税官队伍征收苛捐杂税，独立战争就是由英国滥用征税权引发的。为了预防这种集中起来的权力，埃尔布里奇·格里希望财政部的领导权是授予一个委员会而非个人，但只有麦迪逊坚持认为，应当由一个拥有各种必要权力的部长指挥领导这个部门。

规定财政部职责（包括它需要对其权力范围内的事项向国会汇报）的法律带来了无休止的争吵。反对者认为，这种国会监督形式并非有效，不足以把财政部长置于民众的监控之下。有英国的先例存在，他们担心这可能给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内幕交易打开大门——事实上，这种指责在汉密尔顿在职期间一直困扰着他。

1789年的春天对具有爱国精神的斯凯勒家族而言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将丈夫和四个子女抛在一边，安杰莉卡·丘奇远涉重洋从英国出发，及时到达了美国，见证了华盛顿的就职典礼。她非常想念家乡，尤其牵挂深受痛风折磨的父亲。她还想能够陪伴一下亚历山大和艾丽萨。汉密尔顿依然对他的妻姐念念不忘，经常讲一些趣闻和她开玩笑或逗她开心。面对安杰莉卡，他又成了一个活力四射旦有骑士精神的年轻人。“我很少给不可能成为爱人或情人的女士写信，”他在写完《联邦党人文集》第17篇后对她说，“但对于你，最乏味的话语也会变得趣味盎然。”[42]

约翰·巴克·丘奇的政治野心却让安杰莉卡一辈子郁郁寡欢：一位美国将军的女儿要成为英国议员的妻子。为了勉为其难地接受这种情形，安杰莉卡告诉汉密尔顿，如果“他有你这样的口才”，她会很乐意看到她丈夫进入英国下议院。[43]汉密尔顿回答说，他更愿意看到连襟当选美国议员。丘奇在1790年于温多弗镇当选为议会议员。在距温莎城堡不远的道恩庄园，丘奇夫妇周旋于文化名流和政坛显贵之间。一位在那里做客的远亲觉得人见人爱的安杰莉卡“简直就是一位天使，对一个跋山涉水徒步来到其宅第的远亲都关怀备至”。[44]然而在丘奇家的社会生活里，酗酒、沉迷赌博、暗中通奸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个圈子的中心人物就是威尔士的王子，也就是后来的英皇乔治四世，他极度爱慕安杰莉卡。圈子的另一个中心人物是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JamesFox），英国辉格党领袖，跟约翰·丘奇同样嗜赌如命，经常为了挥霍，从丘奇那里大举借债。丘奇夫妇在特鲁里街剧院有一个私人包厢，并在那里结识了挥霍无度的剧作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RisleySheridan），他是《造谣学校》（TheSchoolforSdal）的作者，曾经拒绝向债权人还钱，还振振有辞：“还钱只能鼓励他们继续借给我钱。”[45]丘奇夫妇还与美国画家约翰·特朗布尔关系密切，曾资助他跟随本杰明·韦斯特以及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David）学艺。

尽管许多方面都是令人羡慕的，但安杰莉卡在旅居欧洲期间还是时常感到孤独忧郁。在后来带着哀伤的笔调写给艾丽萨的一封信中，她讲述了去剧院碰巧王室成员也在那里的情形，然后说：“对见过华盛顿的美国人来说，英国国王和王后又算得了什么！”[46]她接着跟她的妹妹说：“我真羡慕你能跟三个谦谦君子在一起。你谈起我的父亲，我的男爵（冯·司徒本）和你的汉密尔顿。多么迷人的夜晚，多么惬意的交谈！而我的社交圈里只有阴郁冷淡的英国人。”[47]在另外一封信中，安杰莉卡的思乡之情愈加浓烈，她写道：“再见了，我亲爱的艾丽萨。祝幸福快乐！还请在你的欢笑中记住我这个渴望走进你幸福的人。热烈拥抱汉密尔顿和男爵。”[48]

第一起针对汉密尔顿的绯闻发生在1789年3月下旬，当时安杰莉卡·丘奇已经返回纽约。这个城市正沉浸在与新政府有关的种种社交活动中，汉密尔顿和妻姐相互倾慕，这在他们参加聚会和晚宴时显露无遗，必定会引起人们窃窃私语。在一次舞会上，安杰莉卡掉落一条吊袜带，汉密尔顿殷勤地帮她从地上拾起来。安杰莉卡灵机一动，戏谑地说，可惜，他还没有成为嘉德骑士[11]。安杰莉卡淘气的妹妹佩吉接过话茬说：“如果他能成为一个骑士的话，他会是一个‘床笫骑士’。”[49]这可能都是无伤大雅的玩笑话，但是这样的故事却成了当地人茶前饭后的谈资。

安杰莉卡在纽约市一直住到11月，后来收到了约翰·丘奇的来信，说几个孩子都病了。她立刻预定了回英国的航程。无论安杰莉卡待在纽约的这段时期里汉密尔顿和她之间发生了什么——或者压根就没发生什么，艾丽萨对她亲爱的姐姐的离开还是感到伤心欲绝，甚至不忍为她送行，冯·司徒本男爵费了好大的劲才同其他人一道安抚好她。汉密尔顿、他的长子菲利普和男爵送安杰莉卡到甲板上，然后依依不舍地看着她的船只从港口越行越远渐渐消失了。“想象一下我们的感觉吧，”汉密尔顿给安杰莉卡写信提到这一离别的场景时说，“我们注视，我们叹息，我们哭泣。”[50]即使司徒本这个坚强的老战士站在那里的时候也热泪盈眶了。“可爱的安杰莉卡！”汉密尔顿最后说，“你怎么就这么让每一个人挂念呢？我们中好几个人对你的离开都感到哀伤，并且一定会一直哀伤的。”[51]亚历山大和艾丽萨都十分喜爱安杰莉卡，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分歧。汉密尔顿告诉艾丽萨：“安杰莉卡和我晚上谈论的是你，清晨谈论的还是你。”[52]那些谈论亚历山大和安杰莉卡之间的暧昧关系的人，如果见到艾丽萨写给她姐姐的温柔的离别信很可能会大吃一惊：

我挚爱的安杰莉卡：

虽然我坐下来给你写信，但是我的心因你的离开而难过得无以言表，我的眼里满含泪水以致我没法给你写太长。但是我亲爱的姐姐，记住，一定要记住你的保证，你说你肯定会回来，尽可能让你离开的时间变得短一点。告诉丘奇先生，对我而言，如果他把你带回来，会给我带来多大的幸福。喔，不单单是我，还有挚爱你的父母、姐妹、朋友和我的汉密尔顿，他对你的感情就如同一母同胞的兄弟一样。我没法再写下去了。再见，再见。

E。H。[53]

似乎是象征着新政府的脆弱状态，乔治·华盛顿在1789年6月染上了一种几乎致命的怪病。起初是感冒，后来是左大腿软弱无力，很快又发展成肿胀和“恶性红斑”。总统体重骤减，无法坐直，在**躺了几天，几近病危。除了总统周围的人，几乎没有人知晓病情的严重程度，更不用说知道它可能致命了。无论是炭疽病还是肿瘤，都要进行无麻醉手术切除（当时的美国是一个农业国，农场主或者种植园主从动物身上感染炭疽病菌的现象十分常见）。主刀的外科医生似乎很享受这次切除手术，他高声说道：“切掉，切得深点，再深点，再深点。不要害怕。你会看到他还是能很好地坚持住！”[54]总统的健康状况是如此难以预料，以致詹姆斯·杜安市长禁止车辆经过华盛顿的宅邸，还在人行道上铺上稻草以消除行人走路时可能惊扰他的声音。

干净凉爽的教堂装饰着雕花玻璃的吊灯和柯林斯风格的廊柱，尽管稍微有点滑稽，但对这种场合来说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演讲者站立的布道坛装饰着插了6根羽毛的王冠——从此我们可以依稀看到英国对这个城市的统治的最后痕迹。汉密尔顿曾称赞格林，“除了学历之外，是当之无愧的美国第一人”。[56]现在，他再次对格林进行由衷的歌颂。跟汉密尔顿一样，格林也出身贫寒，靠自学掌握了战争的知识。我们也许能在汉密尔顿对格林的颂扬中，看到汉密尔顿自己的影子：

无论是在引起社会震动的伟大革命中，还是在和平时期，人的本性都会被带往最光明的一面，反之亦然。它会发出耀眼的光辉，以弥补它导致的罪恶。[57]

作为独立战争期间南方军的最高指挥官，让康华利勋爵感到头痛不已的格林将军以善于以少胜多而名扬四海。也许是考虑到这一点，汉密尔顿后来承认，公开嘲弄曾在格林麾下效力的州民兵是一种失礼的行为。在评述格林的功绩时，汉密尔顿轻蔑地把民兵称为“伪军人”。汉密尔顿说，格林统率的民兵在前线溃不成军，后来被英勇果敢的大陆军后援部队救出。[58]汉密尔顿可能都不怎么记得了，他对南方军的评论得罪了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议员埃达纳斯·伯克（AedanusBurke），一个嗜酒如命、脾气暴躁的爱尔兰后裔。那个时候，汉密尔顿还不是联邦机构的官员，因此伯克没有对他的讲话做出公开回应。此外，在纽约州批准宪法大会之后，汉密尔顿的声望如日中天，伯克不敢向他挑战。他后来解释说：“汉密尔顿先生是那时的英雄，受到民众爱戴。如果我伤及他一根寒毛，我肯定会被绑起来在纽约市游街，然后被扔进东河。”[59]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伯克对这一过节怀恨在心，等待着一个绝佳的报仇时机。汉密尔顿的另外一次声明也让伯克和其他南方人大为愤怒：“大批奴隶被摧残人性的法律所束缚，无不对主人心怀怨恨，南方各州的爱国行动也因此受阻。”[60]汉密尔顿认为，奴隶主遭到奴隶的怨恨是罪有应得，因为这些人在情感上同情英国，拒绝同爱国者合作。这种想法定然会受到南方奴隶主的厌恶。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变成现实，因为汉密尔顿犯了一个天大的政治错误。由于担心杜安市长的继任者可能是“一些非常不合适的人物”，其政治主张可能“对城市造成危害”，汉密尔顿决定反对杜安竞争第二个参议员席位。[62]在公然冒犯强大的利文斯顿家族之后，汉密尔顿全力支持刚刚迁到纽约的34岁的朋友鲁弗斯·金——一个来自新英格兰地区，曾在哈佛大学完成学业的律师。金娶了一位有大笔遗产的女继承人玛丽·埃尔索普（MaryAlsop），夫妇俩都与汉密尔顿熟识。作为一个妙语连珠的演说家和**四射的奴隶制批评者，金作为马萨诸塞州的代表参加了制宪会议，并跟汉密尔顿一起共事于编排和筹备委员会。在短短的时间内，金成为纽约市社交界不可或缺的人物。罗伯特·特鲁普告诉汉密尔顿，“像新光派传教士被会众追捧那样，我们的金受到各种聚会的欢迎。”[63]汉密尔顿说服菲利普·斯凯勒放弃他原本支持的杜安，转支持金。出于轻率和狭隘的心理，汉密尔顿决心让他的岳父和他的朋友成为代表纽约州的两名参议员。

凭借极敏锐的政治嗅觉，乔治·克林顿明白汉密尔顿做得太过分了，于是他秘密地帮助金获得了候选资格，试图在斯凯勒家族和利文斯顿家族之间制造裂痕。当纽约在1789年7月16日选举第二位参议员时，鲁弗斯·金排在首位。正如克林顿所猜想的那样，罗伯特·R。利文斯顿大法官被激怒转投州长的阵营。优雅体面的利文斯顿已习惯了受人尊重，感到汉密尔顿这个外来的小辈对他处处掣肘。汉密尔顿在家乡的势力由此被削弱，并失去了最终进军总统宝座的一个重要跳板。这件事也为亚伦·伯尔在州政治斗争中不幸的遭遇埋下了伏笔。那年夏天，让汉密尔顿和罗伯特·R。利文斯顿关系更加紧张的是，两个人都把目光集中到同一份让人眼馋的职位上：财政部长一职。这个职位不久将由华盛顿指派，必定会成为第一届政府中最有权势的职位。

“但是，我亲爱的将军，”他向华盛顿保证，“你不必为我拒绝财政部长一职感到失望，因为我能为你推荐一个远比我更聪明的人担任你的财政大臣，此人就是你以前的老部下汉密尔顿上校。”

沉思了一会儿，华盛顿回答说：“我一直知道汉密尔顿具有无与伦比的才华，但从未想到他也通晓财政金融。”

“阁下，他无所不晓，”莫里斯说，“有他那样的脑袋，什么都不会出错的。”[64]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是，华盛顿询问莫里斯如何处理巨额政府债务，莫里斯建议：“在整个美国也只有一个人能告诉你怎么办：那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65]后来，罗伯特·莫里斯成为美国的第一届参议院成员。

在华盛顿与莫里斯会面的同时，汉密尔顿正在纽约的大街上散步，突然碰到了亚历山大·达拉斯，费城的一名律师。“哎，将军，您能告诉我谁会成为内阁的成员吗？”达拉斯问道。

“说实在的，我亲爱的先生，”汉密尔顿回答说，“我也不能告诉你谁会成为阁员，但我很乐意告诉您一个不会进入内阁的人，这个人就是在下。”[66]

总统宣誓就职之后不久，华盛顿告知汉密尔顿，说他打算提名汉密尔顿成为财政部的部长。想必汉密尔顿几年以后回想起这一时刻，还会觉得是在做梦吧。汉密尔顿必定对这个时刻期盼已久，否则他为什么会在独立战争期间认真研究枯燥的经济学著作，仔细阅读法国财政部长雅克·尼克（Jaecker）三卷本的回忆录？好几年来，他一直在构思详细的金融计划，仿佛在为这份工作进行预演。被升为财政部长，似乎是他青云直上的仕途生涯中理所当然的一步。他相信自己能胜任此项工作，并告诉华盛顿愿意接受任命。

朋友们提醒汉密尔顿不要去接手财政部，因为这将激起人们对英国统治的回忆。当古维内尔·莫里斯告诉他，财政部长肯定会遭人咒骂时，汉密尔顿回答说：“这是能够让我大显身手的最佳位置。”[67]在讨论宪法问题时，争议最多的就是联邦税和税收征集问题。作为最高级别的税务官员，他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怒气发泄的对象。事实上，汉密尔顿打算把美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民族国家所做的努力——设立中央银行、长期债务体系、铸币厂和海关，并为制造业提供补贴——无不遭受过猛烈的批评，说它们是在模仿英国的模式。

汉密尔顿后来承认，在财政部工作是他长久以来捍卫宪法的努力的结果，也是他事业规划的一部分。他说：“我认为，我有义务为了让机器正常运转起来而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因而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华盛顿总统的邀请，担任财政部长一职。”[69]除了一些好朋友，汉密尔顿没有告诉其他人自己将担任财政部长这个结果，当时他的竞争对手还在积极运作谋取这份工作呢。5月底，麦迪逊告诉杰斐逊，罗伯特·R。利文斯顿非常想得到这个职位，但是汉密尔顿“或许是最有资格做这类工作的”，并且胜算还更大一些。[70]在失去了财政部的工作机会之后，利文斯顿又想成为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最终却输给了约翰·杰伊。如果算上他的家族在竞争纽约州参议员席位上的失败，利文斯顿必然将汉密尔顿和斯凯勒看作自己政治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倘若不考虑整个华盛顿政府的话。7月份的时候，汉密尔顿向华盛顿建议，派利文斯顿去欧洲主持商讨欧洲贷款的谈判，但这个橄榄枝并没有弥合两人之间的间隙。[71]

整个夏天，随着汉密尔顿会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的传言越传越广，新英格兰等地的仰慕者欢欣鼓舞。但是正式的声明要等到华盛顿在9月2日签署创建财政部的法案之后才能到来。1789年9月11日，星期五，34岁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同一天，参议院同意了这项任命，没有受到任何阻挠。第二天，汉密尔顿从纽约银行为联邦政府借来5万美元的贷款。第三天，星期日，他在财政部位于百老汇街的新办公室（在三一教堂的南面）忙了一整天。他急匆匆地向费城的北美银行发出请求，希望再获得5万美元的贷款。汉密尔顿清楚迅速决策和果断行动意味着什么。正如他在战争期间所写的那样，“如果政府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那这就是激发其他人产生同样信心的最可靠途径。”[72]由于某些州对宪法仍然阳奉阴违，汉密尔顿知道，狡猾的敌人在等待时机摧毁它。为了成功，政府不得不树立起权威，为了达此目的，他准备快马加鞭地采取行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似乎从未陷入人类普遍的惰性之中。以一种不可思议的信心，他总能为最复杂的问题找到了最理想的解决办法。

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时期能像当时那样，为汉密尔顿的卓越天赋提供一个绝佳的展示舞台。新政府是一块可以在其上任意挥洒年轻人精力的白板，而华盛顿的行政队伍需要去勾画所有的蓝图。在这个过程中，汉密尔顿成为一位空前绝后的改革家，一位美国政坛所能培育出的行政大师和杰出公仆。一位历史学家曾写道，“汉密尔顿是一个行政管理天才”，他“对华盛顿内阁所发挥的影响力，在美国内阁制度发展史上无人可比”。[73]这个职位要求在职者既是思想家和行动者，又是技艺精湛的行政家、政治理论家，以及政策制度的建筑师。它还要求此人能够建立一个符合宪法原则的体制框架。实质上，所有问题都会被归结到宪法的基本层面上，因此，汉密尔顿凭借其深厚的法律素养和撰写《联邦党人文集》时对宪政的思考，设计出了高效的政府机器，同时阐述它的理论基础。

鉴于宪法没有提到有关内阁的问题，所以华盛顿不得不自己创造它。起初，执行委员会只有三个人：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国务卿杰斐逊、国防部长亨利·诺克斯（国防部当时被称为战争部）。甚至第一任司法部长，36岁的弗吉尼亚人埃德蒙·伦道夫都不在此列，他没有行政办公室，只充当一个顾问角色，因此只能拿到1500美元的薪金。由于被视为政府的法律顾问，高大俊朗的伦道夫希望能保留私人客户以弥补他微薄的薪水。副总统约翰·亚当斯大部分时间被排除在华盛顿的决策圈之外，权力的缩水加剧了他对汉密尔顿的忌恨。

内阁的概念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逐渐成熟的。在作为总统的前三年，华盛顿很少召集他的部长们开会——汉密尔顿后来告诉英国公使，“我们没有内阁，各部的部长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开会”——华盛顿更喜欢单独地询问各部长的意见。[74]由于只有三个执行部门，因而每一个部长手中的权力都相当大。更何况，各部之间的界限也没有清晰的界定，这就使每一个部长都涉足宽泛。由于华盛顿经常就一个问题向所有的部长询问意见，这种现象就更加突出了。出于对权力的渴望，汉密尔顿频繁插手杰斐逊的辖区，令后者感到难堪。事实上，汉密尔顿的建议之多，影响之大，因而有很多历史学家把他看成一个类似首相的人物。如果华盛顿是国家的元首，那么汉密尔顿就是政府的首脑，行政部门中的主要推动因素。

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组成一个特殊团队，因为他们彼此抵消个人弱点。华盛顿可能对批评过于敏感，从来不会忘记别人对他的斥责，但他已能很好地控制情绪，这让他成为火暴的汉密尔顿的有价值的衬托。汉密尔顿可能不圆滑，容易挑起事端，而华盛顿则是一个生性稳重的人，亚当斯说华盛顿拥有“不苟言笑的天赋”。[75]汉密尔顿思维活跃，雷厉风行，但容易做出草率的决定，华盛顿的管理风格则与其完全相反。汉密尔顿后来提起总统时说：“他咨询很多，考虑充分，决断缓慢，但决断坚定。”[76]华盛顿能够权衡一个问题的方方面面，并能冷静地评判政治影响。杰斐逊则说：“或许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谨慎，在没有成熟地权衡每一种情况或每一种因素之前从不采取行动；如果他看到有一个疑点，就会克制自己做出判断，但是一旦他决定下来，无论有什么阻碍他都一定要达到目的。”[77]这样一个人应该可以缓冲他的财政部长的过激行为。

或许华盛顿和汉密尔顿能如此和谐地在一起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两个人都希望看到13个州能紧密结合为一个受人尊重的美国。在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华盛顿给13个州的州长传阅了一封信，阐述了建立一个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需要完成的四件事：各州在强大的全国性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及时偿还它的债务；创建陆军和海军；人民内部的安稳和谐。汉密尔顿列出了同样的清单。

由于总统支持，汉密尔顿不懈地推动这一进程，这位年轻的财政部长获得了仅次于华盛顿的无限权力。杰斐逊指责汉密尔顿操纵华盛顿，这显然是错误的。在处理基本的政治事务上，相比杰斐逊，华盛顿只是与汉密尔顿更为默契。出于这个原因，当汉密尔顿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同时又最有争议的人物时，华盛顿甘愿充当他的政治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