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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美国第一城（第2页）

汉密尔顿个人生活的另一个主旋律是他对于教育和学术的一贯支持。1791年1月21日，他获准加入美国哲学协会这一全美最古老的学术机构。这个从未正式完成大学学业的人获得了很多学术荣誉。除哥伦比亚学院理事外，在40岁之前，他还陆续获得哥伦比亚学院、达特茅斯大学、新泽西学院、哈佛大学和布朗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由于汉密尔顿在教育美国土著居民印第安人方面所做的努力，当地有一所学校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独立战争时期，菲利普·斯凯勒曾和奥尔巴尼附近的印第安部落谈判，以保证他们的中立态度。作为斯凯勒的翻译和使者，这段时间汉密尔顿经常与牧师塞缪尔·柯特兰（SamuelKirkland）合作，后者是易洛魁族6个部落联盟的传教士。柯特兰与奥奈达人非常亲近，他恳求他们站到了爱国者这边。汉密尔顿赞成对印第安人采取仁慈文明的政策。当地产投机商想将印第安人驱逐出纽约州西部时，汉密尔顿警告州长克林顿说，印第安人的友谊“就足以保卫我们边境的和平……企图完全驱赶他们，不仅是空想，而且是有百害而无一益”。[23]他对边民掠夺印第安人的做法感到气愤，在后来为华盛顿起草的一份演讲稿中，他写道，政府的政策“在保护印第安人免受边疆居民的非法暴行方面，是相当薄弱的”。[24]每当和印第安人的矛盾升级时，他一贯主张先通过谈判寻求和解，而不是诉诸武力。

正因为怀着对印第安人处境的同情，1793年1月，当柯特兰邀请汉密尔顿加入一所位于纽约州北部、教育白人和原住民的新学校的理事会时，汉密尔顿欣然应允。在这所学校里，原住民将学习英语和印第安语两种语言。柯特兰在日记中写道：“汉密尔顿先生很高兴地同意成为该学校的理事，并将提供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帮助。”[25]同月，纽约州议员批准了汉密尔顿-奥奈达学院（Hamilton-OneidaAcademy）的特许状。第二年，冯·司徒本男爵作为汉密尔顿的代表，为学校奠基。汉密尔顿从未实地参观过这所学校，但他给予了极大的赞助，所以在1812年获得新的特许经营状时，该学校更名为汉密尔顿学院（HamiltonCollege）。

1790年7月国会通过的《首都选址法案》，将费城指定为临时首都，命令所有政府部门要在10月初之前迁往该地。联邦政府没有立即整体搬迁，而是散乱无序地分批赶赴宾夕法尼亚州。1790年8月12日，国会最后一次在纽约联邦大厦召开了会议；8月末，华盛顿总统登上一艘驳船，向曼哈顿挥手作别。9月1日，当杰斐逊和麦迪逊乘坐一辆四轮马车逃离这座“罪恶”的城市，准备向南穿越新泽西时，他们肯定惬意地长舒了一口气。阿比盖尔·亚当斯似乎对于南迁闷闷不乐，她直到11月才动身，她声称自己一定会尽可能适应和欣赏费城，但“那里再好，也变不出另一个百老汇”。[26]

事实上费城也是一个大都市，一位出身名门的英国游客称赞它是“世界奇迹之一”“美国第一城”“可以与欧洲的任何城市媲美”。[27]实际上，费城比纽约和波士顿都要大，而且拥有10家报社和30家书店。根据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描述，它拥有引以为傲的文化和市政设施，包括两座剧院、一座图书馆、一支志愿消防队和一家医院。

作为财政部的领导，汉密尔顿以近乎军事化地精确执行了这次向费城的转移行动。8月初，他在费城的栗树大街和胡桃街之间的第三大街上找到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汉密尔顿每天早上9点至12点间接待来访者，客人们发现，尽管该建筑是美国最大的行政部门的所在地，但它看起来却像一个临时居所。一位法国访客，莫罗·德·圣梅里（MoreaudeSt。Méry）“被部长办公地的简陋震惊了”。他很惊讶地看到，“一个步履拖沓的老家仆前来开门。汉密尔顿的书桌是一张铺着绿色桌布的普通松木桌子。桌板和支架上都摆着档案和文件，在桌子的一端放着一个中国花瓶的赝品，上面有一个搁着眼镜的盘子……总的来说，我觉得这里简陋得像古罗马时代”。[28]

尽管财政部刚搬来时条件比较寒酸，但它的办公室却急剧扩增，最后占据了整个街区。1791年的费城地址簿对这个飞速发展的部门进行了解析：汉密尔顿办公室里有8名职员，审计室有13人，审计办公室有15人，数字登记室有19人，出纳室有3人，处理联邦政府与各州之间账目的办公室有14人，第二大街上的海关办公室有21人，额外还有122名分布在各个港口的海关征税员和检查员。依照当时的标准，这象征着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人们批判它是一个迅速成长的怪物。在批评者眼中，这个部门将变成财政部长的私人间谍力量和战争机器。由于海关业务的膨胀，财政部薪水簿上的人数剧增，自汉密尔顿以下的职员超过了500人；而作战部亨利·诺克斯麾下仅有12名公务员；杰斐逊除了在欧洲有两名代办之外，在美国国内的属下只有微不足道的六个人。肥胖的诺克斯和他的全体下属挤在财政部综合楼西侧的狭小房子里。不可避免地，领导着规模数十倍于其他政府部门总和的机构的汉密尔顿，无论作风如何谨慎，都将招惹敌意与对立。

这位工作勤恳的部长告诉商人沃尔特·斯图尔特（WalterStewart），他想为家人找一所房子，“尽可能地离我的办公室近一些”。虽然他在热带长大，现在却已经成为地道的北美居民，并且认同自己纽约人的身份特征。“对一个纽约人来说，凉爽的环境和对房屋朝向的喜好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他提示斯图尔特，“房子必须至少有6个房间。宽敞的餐厅和客厅也至关重要。我喜欢院子里有自由活动的空间。至于租金，当然越低越好，但前提是房子合适。”[29]10月14日，汉密尔顿在第三大街和胡桃街附近安了家，这里距他的办公室很近，似乎他希望一爬出被窝就直接踏进办公室。这次搬家也表明他是个尽责的人，以及他的日程安排是多么紧张。

在财政部长任期内，汉密尔顿以精妙绝伦的政府报告闻名遐迩，但掌管财政部的第一年，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筹建海关总署上。这个才智超群的人奋笔写下了远比其他任何主题更多的关于灯塔建设的信件。在他人看来，他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似乎非常奇怪，直到他们明白进口关税占到政府收入的90%：没有海关收入，就无法实施政府规划——正因如此，汉密尔顿一直保持着对任何有利于贸易的事物的敏感。

国会已授权汉密尔顿负责“几个州的灯塔、导航台、浮标和公共码头的修缮维护”。他雇用专员负责维护这些设备，并经常监督他们的工作。[30]同时，他拥有审查导航设备合同的权力。在建造沿大西洋海岸导航系统的过程中，汉密尔顿审查每份合同，再呈交华盛顿批准。这一套行政程序涉及的细枝末节多到令两人感到窒息。在那次关于债务承担和定都何处的著名晚餐之后的第二天，汉密尔顿请求华盛顿签署一份“关于原木、板材、钉子和工匠”的合同，用于在纽约港外的桑迪胡克灯塔附近建立一个导航台。[31]汉密尔顿成为处理那些折磨人的凡俗琐事的专家，譬如用什么样的鲸油、灯心和蜡烛最棒，最能提高灯塔光束的亮度，等等。

一直到独立战争爆发前，走私都是爱国者对英国人进行挑衅的爱国行为，所以殖民地居民都根深蒂固地厌恶海关征税者。现在，汉密尔顿必须纠正这些有悖于法律的习惯。1790年4月，他请求国会授权，让一支被称为“税收巡逻快艇队”的单桅船队在近海水域巡逻并截获走私交易。8月初，华盛顿签署了法案，批准设立这支就是后来“海岸护卫队（CoastGuard）”的船队。汉密尔顿向华盛顿建议，通过在“国内各地”建立首批10支缉私快艇队以示公平。[32]为了给即将出台的产业政策做铺垫，汉密尔顿提出用国产布料制作船帆，摒弃进口面料。汉密尔顿再次展现出天才般的执行和指挥能力。他下达了详尽细致的指示，要求每支巡逻艇配备10支步枪和刺刀、20把手枪、2把凿子、1柄大斧和2个灯笼。凭借丰富的航海知识，汉密尔顿指示海关征税员，缉私船可能被大风吹离航线，“甚至被刮到西印度群岛，为了在意外发生后能生存下去，要在船上储备足够的咸肉、饼干和水，有备无患”。这肯定要归功于他早年在加勒比海的生活经验。[33]

在建设海岸护卫队的问题上，汉密尔顿坚持严厉的专业作风和万无一失的操作。他知道，如果税收巡逻艇的船长以傲慢无理的态度搜查船只，那么这种蛮横的行为将会葬送公众的支持，所以他强烈要求一种克制、温和的行事原则。他提醒船长们：“你们要永远记住，你们检查的人是我们的同胞，他们都是自由人，他们不能容忍任何哪怕带有一丁点儿颐指气使、飞扬跋扈。因此，你们要克制自己做任何透着傲慢、粗鲁和冒犯的行为。”[34]汉密尔顿关于登船搜查外国船只的指引也很有技巧，这些技巧甚至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仍然被美国的巡逻艇应用。

汉密尔顿作为海关首脑的权力已超过了管理其雇员的范畴。同样重要的是，他在一个幅员辽阔、通信落后的国家，获得了关于经济活动的全面看法。财政部里，将近90%的职员都在首都以外的地方工作，他们源源不断向汉密尔顿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杰斐逊的首席政治幕僚之一，约翰·贝克利（JohnBeckley）斥责这个信息网是一个“以征税员为主构成的有组织的间谍侦察系统”。[35]为监控政府的收入情况，汉密尔顿坚持让征税员每周提供一次数据，这样他就能够追踪每一艘途经美国港口的船只。由于他那无穷尽的好奇探究之心——他希望了解船只的尺寸、长度和结构，它们的日程表、贸易路线和货物情况——他甚至首创了收集问题使用的调查问卷。

汉密尔顿运用法律知识，解决了运货商之间的无数次争端。有一次，巴尔的摩的海关征税员请示汉密尔顿，是否应当对马匹征收进口税时，汉密尔顿认为马匹和其他牲畜都符合应税贸易对象的条件。然后他进一步评论道：“然而，我认为，有必要指出的是，黑人不在我考虑征收进口税的对象之列。”[36]关于如何对待奴隶的问题，竟然是由对马匹征税的询问所引发的，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评论。

海关业务也让汉密尔顿对美国货币系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因为数额惊人的真金白银从他的手上流过。有一个弗吉尼亚人为此心神不定，他警告麦迪逊：“我个人并非不了解这个掌管着收入部门的绅士……但每当我想到他掌管着8600万美元的巨额现金——相当于全美国的全年收入时，就会不寒而栗。”[37]实际上，汉密尔顿妥善且合理地掌控着美国的现金流。财政部收入的四分之三来自与英国的商贸关系。与以前母国的贸易是汉密尔顿的工作重心。无论是为筹资还债，扶植银行，还是促进制造业、巩固政府，汉密尔顿都需要保持与英国的良好贸易关系。他明白美国国内存在对英国贸易政策的不满情绪，因为英国人拒绝美国船只进入其占据的西印度群岛殖民地，获许进入英国港口的美国船只只能运送美国货物。然而对汉密尔顿而言，在更重要的政策考虑面前，这些令人恼火的障碍是微不足道的。美国已决意依靠海关征税，这意味着对英国这个最大贸易伙伴的依赖。这一主要经济事实促使汉密尔顿不断地侵犯杰斐逊在国务院的职权领地。财政部和国务院相交叠的事务领域，在两人之间引发无数次纠纷。

汉密尔顿希望通过国内税收实现收入源流的多元化。1790年12月，他就附加税的必要性向国会做报告，并指出进口关税已经达到可承受的极限。事实上，进口关税已损害了沿海商人的利益，这些商人是汉密尔顿在纽约的社交圈和政治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附加税的提出，意味着分摊税负的痛苦时刻即将来临。

由于没有紧迫的危机催生新的资金需求，1790年末，汉密尔顿已经踏踏实实地攒下了数额可观的政府盈余。政府证券的价值在他的管理之下翻了三倍。而与《邦联条例》时期的混乱无序相比，他实施的政策缔造了健康蓬勃的经济增长。一名波士顿记者说：“在我看来，此前美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充满着灿烂阳光的繁荣时期……确实令人欣慰，我们看到了洋溢在联邦各地每一个阶层公民中的心满意足……我们的农业让人开怀大笑了，我们的商业让人快乐无比，我们的制造业也繁荣活跃。”[38]但是，在汉密尔顿的竭力主张之下，联邦政府现今承担了各州的债务，如果没有一个辅助的收入来源，汉密尔顿不知道如何才能够偿还这些债务。汉密尔顿陷入了困境，原因是美国人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对征税的厌恶和抵制。对人或马匹征收直接税是很多人的心头之恨，慑于农业利益集团和房地产投机者的坚决抵制，关于征收土地税的法案又是绝对不可能颁布。那么，还有什么税种可征收呢？

1790年12月，汉密尔顿排除了其他选择，回想起了他在《公共信用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对威士忌和其他酒类征收消费税。他知道，这一措施会遭到那些靠着私酿烈酒而发达起来的农村地区的抵制，但他认为相比土地税，对酒类征税可能更能让人接受。汉密尔顿向华盛顿坦言在征收酒类税背后的隐蔽的政治动机：他希望“赶在各州政府之前，把如此宝贵的税收资源抢到手”。就像债务承担计划一样，他想截留各州税收，巩固联邦政府。汉密尔顿是以技术性的外壳包装政治目标的。在汉密尔顿的经济计划下面，深藏着隐蔽的目的，而这些目的则是他会与位居高层的同僚交流时分享，但并不一定会让公众知晓的。

令汉密尔顿高兴的是，麦迪逊支持对酒精饮品征收消费税。麦迪逊断言：“由于直接税会招致更普遍的抵制，而进口税负担已经达到了可承受范围的极限，所以征收消费税是我们唯一的办法。在所有的项目中，对酒精饮品的征税可能引起的抵制相比之下是最小的。”[39]麦迪逊认为，威士忌税甚至可能具有间接的良好社会影响，因为它能“提高人民的清醒度，从而预防疾病和过早猝死”。[40]

也许是数年后的“威士忌暴动”从遥远时空传来的第一声惊雷，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抗议汉密尔顿征税的运动。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山区洼地，家酿酒坊是当地文化中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政府的干预引发了居民强烈的愤怒。看到汉密尔顿极力鼓动通过酒类税，威廉·麦克莱再次斥责他是国会“邪恶巫师”。当麦克莱想向议员们展示关于国内酒厂的统计资料时，他发现汉密尔顿抢在了他的前面：“我走到委员会会议室的门口……却发现汉密尔顿还和他们在一起，我只好转身离开了。”[41]参议院通过消费税时，麦克莱在自己的日记中做出了一个心灰意冷的精确预言：“战争和流血是这一切最自然不过的结果。”[42]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即使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机关，也无力在本州西部那些“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执行消费税。

汉密尔顿并未对威士忌税将招致的反抗心存幻想，所以决定赋予部分巡查员强制的执法权。在《公共信用的报告》中，他已经概述了这些巡查员所拥有的广泛权力，其中包括允许他们在任何时候进入民宅和仓库没收藏匿的酒类。酒类交易商甚至是流动商贩也被要求出示合法证书，并保持精确的销售记录。在1791年5月发布的一项通告中，汉密尔顿公布的规则似乎详细得过头了，特别是对于一个对征税者有着与生俱来的厌恶的国家而言。他希望巡查员“至少一天两次地”巡视所有的酿酒厂并整理报告，“在这些报表中需要详细说明酿酒厂每一个所有人或管理者的姓名，酒厂所在城市、乡镇或村庄，每个酒厂拥有的蒸馏器的数量，以及他们的产出量，他们通常采用的蒸馏原料，还有它们的使用时间”。[43]

不久以后，轰轰烈烈的叛乱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爆发了。1791年7月，消费税一经实施，当地人就开始躲避，甚至威胁巡查员。汉密尔顿以为他在限制巡查员权力时已经很小心谨慎——他们“不能完全不加区别地搜查和巡视所有与酒业有关的房屋建筑”，但是很多酿酒人还是觉得巡查员的工作方式是在“恃强凌弱，骚扰平民”。[44]随着对酒类税不满情绪的高涨，反对者开始扩大批评的范围，将目标瞄准了汉密尔顿的债务融资方案和他的所有政策。

汉密尔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要支持联邦政府，他必须恢复公共信用。要恢复公共信用，他必须设立不受欢迎的税种，而此举却“使敌人获得攻击联邦政府的机会”。[45]然而，所有其他的替代税种，都会被证明比酒类税更不受欢迎。关于宾夕法尼亚州西部骚乱的报告不断回传到费城，但汉密尔顿没有放松执行力度。他认为实施不受欢迎但具有必要性的政策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即便这会有损他的个人声望。汉密尔顿不是那种能够容忍违法行为的人，而且他也无意放弃将要提出的一长串争议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