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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贪欲与进取心（第2页）

联邦政府并未被授予建立银行和公司的权力，《宪法》把这些权力留给了各州。任何人对外来立法机关（指美国国会）的赞同，都是一种叛州的背信行为。无论何人，如果做出任何打着外来立法机关幌子的事情，不管是发行或流通货币，或是就任董事、出纳，或任何有关的职位，根据州立法庭的判决，都将被判定为叛国罪并处以绞刑。这是唯一值得我们州去反对的，也是唯一有法律效力的……我真的希望事情不会发展到这一步。[30]

换言之，这是《独立宣言》的主要作者在劝告《美国宪法》的总设计师，任何与汉密尔顿的中央银行合作的弗吉尼亚银行工作人员都将被认定犯有叛国罪，并处以绞刑。

虽然华盛顿倾向于支持建立合众国第一银行，但他受到杰斐逊和伦道夫所发布的负面论断的影响而产生了动摇。2月16日，华盛顿将两人的意见抛给汉密尔顿做评定。华盛顿有10天时间来决定是签署还是否决这项措施。《华盛顿文集》的一位编辑说，汉密尔顿的回复是“美国政治文献中有关《宪法》广义阐释的最精彩论证”。[31]一如往常，汉密尔顿想将自己的敌人埋葬在他连珠炮似的论证攻击之下。整理思路之后，他向费城律师界最著名的律师威廉·刘易斯（WilliamLewis）讨教，整整一个下午，两人在刘易斯的花园里散步，斟酌汉密尔顿的论证。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精力充沛的汉密尔顿交出一篇近1。5万字的论文——后来这些文字在其文集中差不多占了40页。2月21日，星期一，汉密尔顿向华盛顿汇报说，他“正在勤勉地”准备他的辩护，将于星期二晚上或星期三上午呈送。他轻描淡写地说，希望就这个问题做“一次全面评估”。[32]直到最后期限，他才完成这篇文章，并在周三上午送给华盛顿。疲惫不堪的汉密尔顿表示，昨晚，他几乎彻夜不眠，终于完成最后的草案。[33]

艾丽萨·汉密尔顿也记得那个无眠的夜晚，当时，她的丈夫对《宪法》的一个持久性原则进行了流芳百世的阐述。当她已是披着寡妇黑纱的老妪时，她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一个年轻人听，后者将其记在了自己的日记里，原文如下：

年迈的汉密尔顿夫人——体态活跃，思想清晰——亲切地谈起华盛顿、杰斐逊和其他建国之父。我告诉她我非常感兴趣……关于她丈夫与政府的关系，她说：“他缔造了你们的政府，缔造了你们的银行。我整晚坐在他身旁帮他完成这件事。杰斐逊认为我们不应当建立中央银行，华盛顿总统也这么认为。但我丈夫说，‘我们必须建立中央银行’。我坐了整整一晚上，抄写他的文稿，第二天早晨他把它送到华盛顿总统那里，于是我们有了一家中央银行。”[34]

汉密尔顿本人曾提及那天晚上他度过了一个“伟大”的不眠之夜，由此证实，在经过一些激动人心的润色，一些灿烂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灵感迸发之后，他完成了这部不朽的著作。正如他的许多惊世之作一样，这篇文章也是他强健大脑缔造出来的伟大成果。

汉密尔顿使自己的捍卫银行法案的辩词兼具论文的博学与宣言的热情。其精髓是政府必须拥有能够达到其既定目标的手段，为了让政府摆脱《宪法》的制约，汉密尔顿创造了“默示权力”原则，也就是说政府有权采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以实施《宪法》提及的权力。

在起草他的观点时，汉密尔顿声称制宪会议的议事录能够为他对默示权力，即“必要和适当”条款的文字解释提供“充分的证明”。出于不愿违背制宪会议关于保密誓言的考虑，他最后决定删掉这段内容，转而让《宪法》自己说话。他告诉华盛顿，如果他们的意见被采纳，“国务卿和司法部长所支持的那种解释《宪法》的方式，将对合众国理应拥有的、不可或缺的权力产生致命的威胁”。[35]接着，汉密尔顿用十分显眼的斜体字，宣布他的主要议题：“现在，在财政部长看来，总的原则天然存在于《宪法》对政府的特殊定义之中，美国发展进程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它。政府被赋予的每一项权力就其本质而言都是至高无上的，‘至高无上’这个词语本身就包括了一种为实现创设此权力，而采取各种手段的权利。”如果杰斐逊和伦道夫的观点被认同，那么“美国将出现一种没有主权的政治社会，或没有政府统治人民的奇异景象”。[36]

汉密尔顿不赞成有关《宪法》没有明确提到银行的说法：“不能否认《宪法》中存在与明示权力相同的默示权力，后者和前者一样都是被有效授权的。”[37]和杰斐逊一样，汉密尔顿也据理力争，他提出，如果一切政府政策都必须经过“是否为履行特定职责所‘绝对必需’”的严格检验，这将会让政府瘫痪。谁能百分之百确定地说有什么是绝对必需的？汉密尔顿指出，在组建海关业务时，他督查了灯塔、导航台、浮标的建设，这些东西严格说来并非必需，但同样对社会有用。他所正在编制的，正是关于未来众多联邦权力形式的基本行使原理。

第一合众国银行将使政府实现《宪法》中明确规定的四项权力：征税、举债、调节州际商业以及维持舰队和军队的权力。杰斐逊希望剥夺联邦政府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权力，而汉密尔顿认为此举将严重损害未来的美国商业利益。在那个时代，股份有限公司还是很稀少的，它们大多以修路为主要业务。远见卓识的汉密尔顿察觉到了这一经济形式的巨大效用，于是不厌其烦地向华盛顿解释，为什么股份有限制比私人合伙制优越。最后，他对银行法案的论证不仅基于他对《宪法》的阐释，还有他对历史的解读：“在自然界的所有问题当中，人类的实践应当比理论更加重要。”[38]

汉密尔顿写完这一权威的论述后，于2月23日星期三的上午将其交给了华盛顿。第二天，华盛顿研读了其中的观点，虽然还有一些疑虑未能驱散，却被深深打动，并把它送给了杰斐逊。此后第二天，他签署了这一银行法案。

汉密尔顿关于银行的诉求在美国历史上得以延续生命，其中部分原因是它对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所产生的影响。1819年，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一案（Maryland）中，丹尼尔·韦伯斯特（Daer）为合众国第二银行在法庭上辩护时，引述了汉密尔顿1791年写给华盛顿的关于“必要与适当条款”的备忘录。马歇尔的言辞显然与汉密尔顿的观点相呼应，他说“必要”并不意味着“不可或缺”，甚至是“恰当”。显然，这是对汉密尔顿提出的默示权力论的回应。汉密尔顿对“必要”这个词的灵活定义，使政府在处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时不必束手束脚，它由此在美国历史上频繁出现。亨利·卡伯特·洛奇后来将汉密尔顿阐释的默示权力理论形容为“‘宪法兵械库’中最可怕的武器，能够赋予联邦政府几乎一切范围内的权力”。[39]汉密尔顿并不是《宪法》的主要起草者，该殊荣当然属于詹姆斯·麦迪逊。然而，从《联邦党人文集》开始，一直到他在财政部的任期，当汉密尔顿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对《宪法》做出阐释的时候，他都是《宪法》最重要的阐释人。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宪法》的每一个音节赋予生命。为此，历史学家克林顿·罗塞蒂（Rossiter）坚持认为汉密尔顿的“著作和言论在塑造今日的《宪法》方面所做的贡献，比其他任何美国人都要重大得多”。[40]

在许多艰深晦涩的学科中，汉密尔顿必须掌握的是铸币。美国在这一方面实在太落后了，以至于华盛顿就职后，尽管邦联国会已经采用美元作为货币单位，但其日常开销仍然在使用英镑、先令和便士；各州的商人继续以不同的价值兑换仍在自由流通的外国钱币。由于许多金币和银币都被掺入廉价金属，商人担心受骗，因而在交易中缩手缩脚。伪造钱币的现象相当普遍，在汉密尔顿就任财政部长时，伪造货币罪在纽约州可被判处死刑。

即便在撰写银行报告之时，汉密尔顿也在潜心钻研关于外国造币制度的书籍，特别是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SirJamesSteuart）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ofPolitiy）。他认真查看皇家铸币局总监艾萨克·牛顿（Isaa）为英国财政委员会准备的表格，其中详细说明了英镑兑贵重金属的精确价值。之后，他下令对外国硬币进行检测，以确定合金中金、银、铜的含量。

1791年1月28日，就在参议院批准其银行法案之后的一个星期，汉密尔顿又向焦头烂额的议员们递交了另一份重磅文件——《关于铸币厂的报告》。他指出：“在国家经济事务中没有什么比保持货币单位内在价值的统一更重要的问题了。财产的安全和稳定价值都由此决定。”[41]他宣布美元为基本货币，按十进制将其分割为更小的硬币单位。由于很多美国人仍在进行易货交易，汉密尔顿希望鼓励硬币的使用。作为其市场经济措施的一部分，汉密尔顿建议采用更多种类的硬币，包括1美元的金银币、10美分的银币，以及1美分或0。5美分的铜币。他并不是只为富人考虑，要知道，小面额的硬币将使穷人受益，“因为他们能以较小的份额、更合理的价格购买他们所需的必需品”。[42]为了激发爱国主义，他提议硬币上铸刻总统头像或其他具有象征意义的设计，以展示美丽和工艺：“‘尽善尽美的硬币可以防止假币’是一个合理的看法。”[43]出于对细节的习惯性关注，汉密尔顿建议硬币应小而厚，而不是大而薄，使其更耐磨损。

论及硬币应该用金还是用银铸造，汉密尔顿同时选择了两者，由此引发了无止境的争议。他开启了“金银复本位制”的潮流，后来成为美国金融史上的诅咒。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他害怕如果选择其中任何一种金属作为唯一的货币金属的话，将一时间“削减这种金属流通介质的数量”，而此时他的首要目标是扩大货币供给，复苏经济活力。他力图补救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当时美元在各州并无固定价值。[44]汉密尔顿以其典型的严谨作风，尝试确定每个硬币中贵重金属的分量，打个比方说，银币美元应含有“三百七十又千分之九百三十三格令（约24。036克）的纯银”。[45]

汉密尔顿起草“关于铸币厂的报告”之时，他和杰斐逊仍在彬彬有礼地交谈，并就货币问题交换了意见。货币制度是杰斐逊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在去年夏天他曾向国会提交过有关报告。事实上，汉密尔顿在准备自己的报告时借鉴了杰斐逊的观点。仅此一次，他们的意见似乎是一致的。杰斐逊在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报告之前告诉他：“我将《关于铸币厂的报告》归还给你。我已认真阅读，非常满意。”[46]杰斐逊在巴黎担任公使时，曾参观过法国皇家铸币厂，并对瑞士发明家琼·皮埃尔·德罗斯（JeanPierreDroz）所设计的机器大为惊叹，这台机器能同时在硬币正反面印铸图案。

让汉密尔顿感到遗憾的是，当美国铸币厂终于在1792年春天由国会建立并开始生产第一批联邦硬币时，华盛顿将其划到了国务院杰斐逊的管辖权限之下。铸币厂是杰斐逊的兴趣所在，他曾向总统毛遂自荐接管这家机构，而华盛顿顺从了他的要求。总统相信，财政部长的工作已经够多的了。不幸的是，杰斐逊对铸币厂的经营很糟糕。后来汉密尔顿曾试图用财政部管辖的邮局与国务院的铸币厂进行交换，却未能如愿。尽管有一个糟糕的开局，但铸币厂还是成为费城的固定产业，当1800年联邦政府迁往华盛顿特区时，它继续留在临时首都。

那种认为第一合众国银行使论战白热化并使国家出现两极分化的人一定忘记了1791年的7月4日。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在费城，第一合众国银行的股票正式认购，公开面向翘首以盼的公众，公众变得疯狂。很多人都推测股票将支付12％乃至更高的红利，于是人们在第一次发行的前一个星期就提前凑足了钱。民众被压抑的需求是如此旺盛，一夜暴富的幻想让他们目眩神迷。他们冲进大楼，涌向工作人员。央行股票获得数倍的超额认购，在短短一个小时内售罄，许多空手而归的投资者愤愤不平。杰斐逊告诉詹姆斯·门罗：“银行一开门就被挤得水泄不通。”[47]

汉密尔顿期望通过这些公开交易的股票建立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但绝没想到竟然这样嘈杂无序。6月末，关于大量资金即将流入股票认购的报告不断涌入他的办公室。“从所有的表象看来，第一合众国银行的股票认购将以惊人的速度推进，”汉密尔顿向一位国会议员保证，“即使在一周内全部售罄，也不足为奇。”[48]然而，即使是汉密尔顿也没有想到市场反应快得令人眼花缭乱，一个小时不到全部发行就结束了。

股票交易一经开始，这些证券的价格立即飞涨，展现出美国人从未见过的金钱狂热。投资者并不是直接购买股票。为创建一个生机蓬勃的市场并扩大持股人范围，汉密尔顿同意最初用认购的形式出售银行股票。具体操作方式是：投资者支付25美元的预付定金，获得一张以面值购买一定数量股票的认购证，然后在18个月的期限内付清认购款即可。认购证交易进行的如火如荼，以至于许多投机者的资金在几天内翻了一番，由此产生了所谓的“认购证狂热（sania）”。

汉密尔顿将现代金融业引入了美国，随之而来的也有令人不安的影响。他本想广泛地扩大银行所有人的范围，但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令南方人更坚定地猜疑他是北方阴谋的魁首。费城进行了首次银行股票的公开发行，许多投资者带着黄金和白银前来认购。汉密尔顿还安排马萨诸塞银行和纽约银行发售银行股票的认购证。因此，与美国其他地区相比，费城、波士顿和纽约市的股票认购证所有人比例要高得多，这看上去更像彻头彻尾的私心偏袒。但汉密尔顿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在波士顿和纽约都有银行作为交易中介。汉密尔顿后来对这种所有人的分布格局感到很遗憾，他的往来信件证实，他很早前就曾写信给居住在美国南部的人，试图说服他们购买银行股票。

北方投资者恼人的比例优势，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一种北方寡头政治正在忙碌运转的印象。大多数认购者是商人和律师（部分是汉密尔顿的政治追随者），还有一些人是明显的投机客，汉密尔顿的下属威廉·杜尔就是代表之一。当杰斐逊和麦迪逊准备监察立法机构中的英式腐败时，他们发现至少有30名国会议员，甚至作战部部长诺克斯都购买了银行认购证，这一事实对汉密尔顿尤其不利。

汉密尔顿深知，证券投机热潮会腐蚀他精心打造的系统。他所欢迎的是热情、理性的投资者，而不是疯狂的投机者。汉密尔顿在年初就警告：“过分的投机会伤害政府乃至整个公共信用系统。”[51]汉密尔顿从来都不是金钱的奴隶，相反，他想把金钱垫在新生国家的利益下面。像那个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他认为，财富能赋予人独立公正的判断能力，并希望债权人给政府带来开明、无私的观点。但是，如果他们屈从于投机并破坏了稳定的系统，怎么办？如果他们从事了毁灭性的短期行为，无视对国家利益的长期监管，又将怎么办？这些情况的发生可能会损害汉密尔顿的整个政治纲领。

终于，1791年8月11日，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发行有价证券的崩盘爆发了。银行认购证在一个月前还卖25美元，现在陡然涨到了300多美元。当银行家拒绝为主要投机者提供更多的贷款时，泡沫破裂了。于是看空者开始抛售，股价暴跌。市场紊乱的状态把身为金融调控指挥官的汉密尔顿推入了两难的境地。他全无先例可循。原则上，他尽量不介入市场，并认为自己就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的价值发表任何意见都是不合适的。但是他也相信，他有义务维护金融体系，于是他即兴发表了讲话。8月15日，鲁弗斯·金告诉汉密尔顿，试图打压银行股价的投机商在引述汉密尔顿的观点，认为认购证价值被严重高估了：“他们所说的低于目前市场行情的价格，正是你权威认可的那个价格。”[57]

该传言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因为汉密尔顿自己曾承认，他确实暗示了目前的股价太高：“我想，说出来是明智的，因为根据我的判断，与我的事业有关的泡沫是我不得不担心的诸多敌人中最为可怕的……对我而言，阻止妄想是唯一安全的方法。因此，我认为权宜之计是冒一些风险来缓解这种疯狂的局势。”[59]用现代术语来说，汉密尔顿巧妙地“看空”市场，以避免发生更糟糕的暴跌。同时，他强调，他提出的“认购证适当的价格水平”并非像投机者操纵的价格那么低。

当时纽约最显赫的投机商正是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学习时就结识的好友威廉·杜尔，这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化了。杜尔曾担任了七个月的财政部长助理。离职后，他不失时机地将自己掌握的财政部运作知识用于投机市场，开始囤积各州债券，并向偏僻地区派遣收购代理。杜尔为进行银行认购证巨额交易而大量借债，而汉密尔顿知道，杜尔将给局势带来极其严重的威胁。

8月17日，汉密尔顿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给杜尔，谴责他的伎俩，并提起了1720年的南海泡沫[15]。他告诉杜尔，人们在私下议论杜尔和他的合伙人操纵银行认购证市场，通过“虚假交易”诱使容易上当的公众购买更多的股票。汉密尔顿客气地说相信杜尔不会作奸犯科，但他也明确表示了自己对待这些议论的严肃态度：“坦白地说，我承认自己非常为你担心，为你的钱袋，也为你的名誉，正是出于对二者的焦虑，我才如此郑重其事地写信给你。”[60]汉密尔顿的信件表现了他惯有的正直，流露出他作为朋友对杜尔的关心，以及对证券市场健康的担忧。后来汉密尔顿做出了妥协，向杜尔指点迷津，提出了银行股票的适当价格：“我希望它能维持在190美元左右，我衷心希望你能够支持它。”[61]对于汉密尔顿来说，利用纽约银行来支撑股票价格是一回事，而征募一位老朋友兼大手笔的投机商作为中介者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杜尔当然对一切坏事都矢口否认:“那些将股票价格上涨到超出其真实价值点的行情却归罪于我的人，对我是极大的不公正。”[62]汉密尔顿的来信只能是使杜尔更大胆地相信，他能够从内部消息中牟利，于是他继续吹嘘自己和财政部长的私交，让信任他的投资者相信他能探听到政府计划。

此时，汉密尔顿采取的措施阻止了金融市场的下滑，扭转了一场灾难性的价格崩溃。认购证价格回落到了更为理性的每股110美元，随后在9月又重整旗鼓攀升到每股145美元。汉密尔顿演示了金融监管机构如何通过灵巧的幕后操作稳定恐慌的市场，这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不幸的是，他错误地相信了威廉·杜尔，而后者对于汉密尔顿要求他停止投机的警告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