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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反目成仇（第2页）

杰斐逊用来让汉密尔顿蒙羞的主要武器之一是他自己对于政治智慧的不知满足的欲望。在每次成果显著的讨论之后，杰斐逊都会把讨论的内容飞快地记录在便条纸上。1818年，他把这些零散的政治闲谈结集成了一本宣传册，他称之为他的“名言集”，即闲言碎语汇编本。在这些篇章之中，汉密尔顿的角色是华盛顿政府的戏剧化恶魔，他的名字在不少于45个条目中出现。两个世纪以来，这些关于汉密尔顿的可怕传言一直被反复研究，同样也深深地印在今天的历史学家和读者的脑海当中。不幸的是，这些传言往往都严重歪曲了汉密尔顿的形象，并且对他的名誉造成了不小的损害。杰斐逊深谙留下书面记录的威力。

不知是否出于巧合，杰斐逊公开第一本“名言集”的时候，恰好是在弗雷诺接受国务院职务之后。杰斐逊总是容易轻信有关汉密尔顿的传言，并且相信存在一个由汉密尔顿召集的亲英派保皇主义邪恶组织。他在“名言集”中指出，汉密尔顿是个傀儡，被一个想要击败宪法、建立英式君主政体的阴谋集团所利用——他根本没有理会汉密尔顿撰写了《联邦党人文集》的大多数文章，并且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使宪法在纽约得以批准。杰斐逊不动声色地搜集汉密尔顿的草率之举。譬如，杰斐逊记录了汉密尔顿和亚当斯当时对英国宪法的称赞之词，也记录了汉密尔顿在纽约圣安德鲁协会的晚宴上疑似致乔治三世的祝酒词，还记录了汉密尔顿有一次在宴会上宣称：“除了君主政体以外，任何形式的政府都不可能拥有稳定和安全。”[33]这些传说的可疑之处从杰斐逊讲过的一则汉密尔顿轶闻中可见一斑。那是1791年汉密尔顿前往杰斐逊府上拜访的时候，他问起墙上的3幅肖像画，杰斐逊说：“他们是我最崇拜的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三大伟人——弗朗西斯·培根爵士，艾萨克·牛顿爵士和约翰·洛克。”据说，汉密尔顿回答道：“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是尤利乌斯·恺撒。”[34]如果不是完全失实的话，这段传说也是相当令人怀疑的，因为汉密尔顿的论文集中涉及尤利乌斯·恺撒的轻蔑之词不计其数。实际上，每当汉密尔顿指责杰斐逊是平民政治煽动家时，总是把他称作尤利乌斯·恺撒。可以推测，如果这是对汉密尔顿原话的准确引述，那么当时他是在和杰斐逊开玩笑。

“名言集”的问题并不在于杰斐逊自己的信口雌黄。有时他对二手的闲言碎语也照单全收。经过他看似不经意的评论，芝麻小事都能放大成异常恐怖的描述。有些时候，他也会疏忽那些可能赋予了事件不同理解的细微差别。他提及汉密尔顿公开宣称自己是君主主义者：“汉密尔顿一直在考虑宪法是否能够持久地保护社会，怀疑君主立宪制或许是一条必经之路；另一方面，他发誓要在任期内竭尽全力让新政府得到公平发展的机会。”杰斐逊在“名言集”1791年8月13日的记录中，正确地强调了这一点。他转述汉密尔顿的话说：“在我们完全放弃共和政体之前，我们必须为新共和国而不懈努力。如果作为纯粹共和主义基础的平等政治权利与社会秩序能够兼得，那么过早放弃它是一种堕落的想法。”[35]显然，这是对之前引文的纠正。然而，在其他时候杰斐逊并不总是如此小心，他会公然宣称汉密尔顿“不仅是一个君主主义者，而且其崇尚的君主制还是以贪污腐败为基础的”。[36]

然而，关于汉密尔顿的最具诽谤性的传说还不是来自杰斐逊，而是很久以后出版的一本书，书名叫《西奥菲勒斯·帕森斯回忆录》（MemoirofTheophilusParsons）。帕森斯曾经是约翰·亚当斯钦点的总检察长；这本书是1859年由他的儿子出版的——此时西奥菲勒斯·帕森斯已过世46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辞世55年了。作者讲述，在新宪法颁布后不久的一次纽约晚宴上，某位不知名的客人正极力称赞美国人民的智慧。据说汉密尔顿将拳头狠狠往桌上一击，大声地说：“您的人民，阁下，您的人民是一群怪兽！”作者在这里补充说：“这件事情是一位朋友讲给我听的，他则是听当时在场的一位客人说的。”[37]正如斯蒂芬·F。诺特（StephenF。Knott）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持久不衰的神秘》（Alexaoeh）一书中所说，对于一件发生在71年前的事件的描述，某人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别人又是从别人那里转述而来的，而凡是寻找一切机会玷污汉密尔顿名誉的人都会不遗余力、添油加醋地到处传播此事。事实上，那句呼喊出自多米尼加修道士托马索·坎帕内拉（Tommasoella）的一首平民主义诗歌，它把人民比作沉睡中的怪兽，认为人民必须觉醒，并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实际上，汉密尔顿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这个世界充满无赖和傻子。如果他当时真的喊出“您的人民是一群怪兽”，那么，说话者的基调或本意可能与某些人意图强加的那种大相径庭。

1792年2月28日下午，杰斐逊打着讨论邮局问题的幌子来找华盛顿。杰斐逊的真实目的是要警告华盛顿，汉密尔顿的财政部正对政府产生着破坏性威胁。杰斐逊希望将邮局置于国务院的掌控之下，因为“财政部已经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足以吃掉全部行政权力，以后就连总统……也不一定能够和财政部直接抗衡”。[38]一如既往地，杰斐逊虔诚地表示自己对权势无欲无求，还说他打算辞职，并暗示说汉密尔顿从来没有要离职的意思。第二天早餐的时候，华盛顿力劝杰斐逊留下来。杰斐逊无视整体的繁荣，他把国家现存的种种问题都归咎到一个根源，那就是汉密尔顿的制度与政策，他还谴责汉密尔顿引诱国民陷入金融赌博之中。对于杰斐逊这些离间行为，汉密尔顿毫不知情。

杰斐逊越来越执着于诽谤与中伤汉密尔顿。在4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汉密尔顿说他会尽量满足国会对于财政部内部文件的要求，但是要保留不予提供部分敏感文件的权力。他说：“某些人查探秘密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招惹是非。”对于杰斐逊而言，汉密尔顿是在寻找托词。他在“名言集”中表示：“我认为（汉密尔顿）已经开始惧怕他们会继续调查财政部职员和政府其他人员涉足股票和银行领域的程度究竟有多深。”[39]5月间，杰斐逊警示华盛顿说，菲利普·斯凯勒在几个月前的一次晚餐上鼓吹世袭制政府。同月，杰斐逊向华盛顿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主旨是说汉密尔顿政策的“终极目标”是“为从当前的共和政府过渡到君主政体铺平道路”。[40]华盛顿与汉密尔顿15年前就认识了，并且相知甚深，他并不轻信谣言，也有足够的智慧将这些非难与指责抛诸脑后。

麦迪逊和杰斐逊一样，都是汉密尔顿的死对头，他认为这个邪恶的敌人必须被打倒。正如加里·威尔斯所评论的那样：“麦迪逊常常以为，那些与他自己所奉若真理的意见相对立的人都怀有险恶用心。”[41]麦迪逊认为，汉密尔顿将英式腐败根植到美国来，是在为君主制做准备。弗雷诺的《国家公报》为麦迪逊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平台，每月报纸上都会变本加厉地刊登他匿名撰写的诋毁汉密尔顿的文章。1792年2月，在杰斐逊从内阁内部不停地攻击汉密尔顿的同时，麦迪逊严厉指责说：“政府受到腐败的影响，已经开始公私不分了。”[42]到了3月份，麦迪逊对汉密尔顿的抨击更加不分青红皂白：汉密尔顿宠信投机者，使得国债膨胀；他还歪曲宪法，试图把贵族制度引入美国等。

作为一位立法策略大师，麦迪逊被认为是众议院历史上的第一位反对派领导者，而且大部分的南方人是他坚实的后盾。麦迪逊憎恨汉密尔顿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觉得汉密尔顿已经取代了他作为华盛顿私密顾问的地位。为了能够牵制汉密尔顿，麦迪逊竭力利用立法来控制财政部的权力，百般阻挠财政部为即将开始的西征军队筹措经费。麦迪逊没有如愿以偿，但是整件事情让汉密尔顿感到震惊，为什么曾经的朋友会如此激烈地设法剥夺他的权力。后来他说，麦迪逊“非常清楚，如果此举成功的话，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我必须辞职”。[43]阿比盖尔·亚当斯认为，这种反汉密尔顿的运动起源于弗吉尼亚州。“所有针对财政部长和政府的攻击全部都来自那个地方。”她告诉她的姐妹：“但是我想，如果人们都能够安居乐业的话，事态就不会扩大。”[44]费舍尔·埃姆斯也觉得有组织的反汉密尔顿的行为来自弗吉尼亚。“弗吉尼亚州正在统一行动，”他告诉朋友，“他们的党派纪律就像普鲁士人一样严明。脱党者无一幸免。麦迪逊已经成为孤注一掷的政党领袖。”[45]

那年春天，汉密尔顿严密地监控着《国家公报》。弗雷诺吹捧杰斐逊是“杰出的爱国者”，也是“引导自由的巨人”，而对汉密尔顿大肆挖苦讽刺，比如嘲讽他是被宙斯降罪的泰坦巨神阿特拉斯。[46]5月初，他再次用诗句奚落汉密尔顿：“公共债务就是公共祸根。对战士来说，其糟糕程度无以复加！在投机者手中，它们恰似天赐福音！”[47]甚至连华盛顿也未能幸免于弗雷诺的冷嘲热讽。当汉密尔顿天真地建议把华盛顿的头像放在新的货币上的时候，弗雷诺认为这是保皇派在行动：“华盛顿，我最爱的孩子，难道也跻身傲慢君主之列？”[48]

由杰斐逊的国务院出钱雇佣来的翻译职员所出版的这些反政府的谩骂与诽谤终于让汉密尔顿忍无可忍了。他得出结论，杰斐逊和麦迪逊早就串通好了要协同作战让他下台。他不仅仅是被指责，而且是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在猜疑方面的想象力不逊于杰斐逊，他认为有一个号称平民主义的阴谋想要毁掉他。身为财政部长，历经数年的克制与容忍，现在汉密尔顿的思想和情绪似乎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1792年5月26日，汉密尔顿给弗吉尼亚州的征税检察员爱德华·卡林顿写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真正意义上地向杰斐逊和麦迪逊宣战了。在信中，汉密尔顿放弃了慎言的习惯，敞开了心扉。他告诉卡林顿，早在关于债务融资的争论展开之时，人们就已经察觉到麦迪逊对他的敌意了，只是他自己还不敢相信。而现在事实就摆在他的眼前。“一直到最近一次会议，我才似乎开始确信以下真相：麦迪逊伙同杰斐逊领导着一个与我和我的部门敌对的派系，在我看来，其动机与观念对于一个好政府的法则而言是颠覆性的，对于统一、和平和国家幸福而言是非常危险的。”[49]关于杰斐逊和麦迪逊的“有计划的对抗”，汉密尔顿宣称：“我现在弄清楚了，原来我的覆灭一直是他们的目标。”[50]

相较而言，麦迪逊的背叛似乎比杰斐逊的敌对更令汉密尔顿难以接受。时至今日，汉密尔顿仍认为貌似温和的杰斐逊实际上是一个对他心怀宿怨的狂热分子，如果说这种敌意不是针对联邦政府的话。而他始终觉得麦迪逊更有才华也更值得尊敬。现在，他唯一的解释就是麦迪逊受到了杰斐逊的蛊惑。“我不能说服自己，我和麦迪逊先生，曾经有过相同的政治见解，而现在却在关于采取适当手段的观点上分道扬镳，”他告诉卡林顿，“我承认，我曾经认为麦迪逊先生拥有直率、坦诚、正直的品格，而如今，我终于认识到他的个性颇为虚伪，令人捉摸不透。”[51]

汉密尔顿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反驳那些稀奇古怪的猜想，比如认为他隶属于一个作为推动共和政府垮台的过渡性的“君主主义政党”。他承认自己和僚属所具有的平民主义精神不像麦迪逊和杰斐逊那样浓厚，但是他们同样也认为暗中破坏国家共和体制的企图是大逆不道和异想天开。他希望给予宪法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我也诚心信奉共和理论。我最渴望看到的是消除所有世袭级别的政治权利上的不平等，而这是通过与社会秩序和幸福相协调的实证才能牢固建立起来的。”[52]

内阁的不和让乔治·华盛顿颇为失望。战争年代那个年轻气盛的将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他是一个相貌粗犷、满脸皱纹的老人。他灰色的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显得更小了。他长期受到风湿病的折磨，由河马的尖牙打磨成的全副假牙和他仅存的一颗健康的牙齿相互摩擦，也使得他疼痛难忍。威廉·麦克莱指出，华盛顿“面色苍白，确切地说应该是惨白。他的声音显得空洞，而且含混不清，这大概是因为他上颌装了假牙的缘故”。[55]

华盛顿一直保持着理想的总统形象——超越党派意识的公民首领。然而现在面对一个几近分裂的内阁，要继续保持这样的姿态是越来越困难了。杰斐逊私下诋毁华盛顿，说他是一个虚荣自负、思想封闭、容易被阿谀奉承所左右的人。“他已经习惯了别人的掌声，所以他根本不能容忍未经允许就提出的反对意见甚至是建议，”杰斐逊对朋友抱怨，“因此我一直在想，为了共和党的利益，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对他百般顺从，看法一致的时候奉承他，如果意见相左就保持沉默。”[56]杰斐逊不相信汉密尔顿是凭借有力论据赢得内部辩论，他的结论是华盛顿一定被蒙蔽了。即便华盛顿没有过人才智，他也完全有能力独立做出判断而不会被哄骗或为人所迫。后来，当杰斐逊指责华盛顿完全沦落于汉密尔顿的影响力之下的时候，华盛顿气愤至极地反驳道：“你自己很清楚，在许许多多的实例上为什么我决定赞同的不是你，而是你含沙射影所指的那个人（汉密尔顿）。”[57]到了1792年7月初，显然华盛顿不能再在阻止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斗争的问题上保持沉默或者无为而治了。已经拖延太久，以致他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他委婉的中立姿态愈发加剧了这两个被委以重任的手下之间的派系纷争。

菲利普·弗雷诺的《国家公报》上的诽谤与夸张现在更是登峰造极。为了纪念7月4日国庆日，弗雷诺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举出了一长串“把美国从有限的共和政府变为无限的世袭政府的规则”。[58]同时还指出汉密尔顿的各项计划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有效手段。紧接而来的文章也充斥着同样严厉的指责，暗示汉密尔顿及其同党企图让美国沦落到君主制和贵族统治之下。为了进一步激怒总统，弗雷诺每天都要给华盛顿送去三份《国家公报》。

7月25日，汉密尔顿在芬诺主持的《美利坚合众国公报》上对杰斐逊发起了连珠炮式的公开反击。在这封署名T。L的信中，他提出了一个关于弗雷诺及其在国务院领受薪水的简单问题：“支付他这份薪水是因为他的翻译工作呢，还是因为他公开发表的意在诋毁受人民委托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那些人的文章呢？”[61]这封信只有一段，却具有再重要不过的意义：财政部长正在以匿名的方式对国务卿进行公开谴责。汉密尔顿又重回到了直言不讳的雄辩者的老行当，而弗雷诺则尽情享受着报复的机会。三天后，他把自己的同行，联邦党的约翰·芬诺形容为“卑鄙的马屁精”，说后者为美国参议院发行刊物，从政府得到的钱比他还多。[62]

华盛顿被这种极度的喧嚣与吵闹弄得很沮丧。令人厌恶的报纸大战推动事态迅速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7月29日，华盛顿从芒特弗农给汉密尔顿送来了一封注有“私人、机密”的信件，上面列举了他在回家途中听说的21桩对政府的不满之词，大家都承认现在的国家繁荣昌盛，同时也表现出对一些具体措施的担忧。尽管华盛顿假装认为乔治·梅森是这些担忧意见的主要代言人，但是很显然杰斐逊才是根源。华盛顿不想令汉密尔顿不快，信中巧妙地只字未提这21桩不满都与汉密尔顿的政策有关。现在，这些长篇累牍的抱怨已经是人人共知的了：沉重的消费税，过高的国债，投机活动诈取了本该用于生产的资本并且腐蚀了国会。最后，华盛顿告诉汉密尔顿，谣言还说这一系列倡议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为从当前政府的共和形式到以英国政体为榜样的君主制形式的过渡铺平道路”。[63]

8月3日，当汉密尔顿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提前向芒特弗农发了一封信，力劝华盛顿争取连任，并警告，如果不能连任，“将是国家值此紧要关头的最大不幸”。[64]汉密尔顿担心敌人对政府虎视眈眈，杰斐逊正在策划篡权，华盛顿的来信肯定更加坚定了他的这种想法。在给华盛顿回信之前，他在《美利坚合众国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针对杰斐逊的尖刻的批评文章。这次，汉密尔顿加大了赌注，署名“一名美国人”，开始指名道姓地抨击他的敌人。他宣称，弗雷诺的报纸是为了支持杰斐逊的政治观点而创办的，而麦迪逊是介绍弗雷诺来费城的中间人。汉密尔顿颇为恶毒地嘲笑说，弗雷诺身为翻译，懂得的唯一一门外语就是法语，而杰斐逊本人就通晓这门语言。随后，他直接谴责杰斐逊对政府的不忠不义：“作为政府重要部门的领导人，杰斐逊先生怎么可以去赞助一家以谴责政府及其施政方针为目标的报纸呢？”[65]当时的很多读者一定已经猜到这个署名为“一名美国人”的作者的真实身份了。

汉密尔顿的信中**闪耀，想必更加重了华盛顿对政府中这种分裂状况的担忧。8月末，他给汉密尔顿回了信，信中充满忧郁，恳求汉密尔顿和杰斐逊能够相互宽容。目睹他们在报纸上交相攻讦，华盛顿为这些“中伤”和“指责”感到非常遗憾，他希望采取“拯救措施”重建和谐。[71]总统担心，如果这种刻毒尖酸的口舌之争持续下去的话，联邦将不攻自破。

此时，这个年轻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呈现出一种很奇怪的景象。一方面这个时期的领导人的才干远远超过未来美国历史上的历届政府；另一方面，他们相互之间的憎恨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对于一流的思想意识与低级的诽谤攻击的并存该做何解释？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对立双方都认为美国的未来危如累卵。到了1792年，两派政党都将对手视为对革命传统的致命威胁。然而，这种理想主义和谩骂诅咒的奇特混合正是源于其创始人的背景与经历。这些革命时期无私的战士和制宪会议的智者不得不走下神坛，适应每天都要忙于具体政务的粗鄙世界；他们在这个世界中培育自己的利益，也希望昔日的荣光能派上用场。所以，这些创始人就会以两种不同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崇高和平凡，无私和自私，英勇和乏味。经过1776年和1787年脆弱的统一之后，他们之间渐渐展开了广泛的竞争，甚至彼此产生了嫉妒的心理。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关于他们最尖刻的言辞都来源于他们自己笔下也绝非偶然。

在9月9日写给华盛顿的信中，汉密尔顿称赞了华盛顿希望双方和解的努力，随后强调这些争斗并不是他挑起的，他是受害方，他也不会就此进行谴责。他非但没有让步，反而进一步建议华盛顿把杰斐逊逐出内阁：“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为了公共利益而更换您的内阁成员的时刻即将到来。”[73]汉密尔顿说，在一切尚未危及政府的时候，他宽容了杰斐逊的种种卑鄙下作的伎俩。而现在情况并非如此：“根据我所掌握的证据，我坚信《国家公报》是他（杰斐逊）为其政治目的而创立的，首要目标就是竭尽全力地让我和所有与财政部相关的措施都显得可憎至极。”[74]汉密尔顿认为自己有义务来揭穿这个反政府团伙，并且“揭开其主要参与者的面纱。在这个强烈的驱动之下……我屈服了”。[75]汉密尔顿告诉华盛顿，他不可能停止在报纸上对杰斐逊的反攻，其措辞令人震惊：“我发现自己已经是无路可退了。”[76]

在这之前，汉密尔顿从来没有像这样直截了当地拒绝过华盛顿；即使他不再担任华盛顿的战时参谋之时，他也从来没有像这样发自内心地坚持过自己的独立自主，甚至就在告诉华盛顿自己会尽力克制、避免对抗的时候，他已经在为下一篇言辞激烈的媒体文章做准备了。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间的争斗如暴风骤雨般，已经演变成彼此水火不相容的深仇大恨，此时，华盛顿也无力阻止了。

对于华盛顿希望双方克制、容忍的请求，杰斐逊也一样是充耳不闻。在对总统的答复中，他换了一种形式来批判和否定汉密尔顿体系。他说：“（汉密尔顿的体系）来源于违背自由的原则，旨在通过建立财政部对立法机关成员的影响力，从而破坏和推翻共和政体。”他指责汉密尔顿在制宪会议上赞同君主制和英国式的国会上议院——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对汉密尔顿的误解。他还试图从更为“中立”的角度抱怨汉密尔顿未经批准就与英国和法国的外交使节会晤，但是言辞之间却流露出了他一向刻意隐藏的丑陋的优越感：“我不想让自己的退休生活背负他的诽谤诋毁。这个人的历史，从我们的国家屈就垂青于他的那一刻开始，就充斥了各种反对国家自由的阴谋诡计，而正是我们的国家接纳了他，给了他生路，并且赐予他无上的光荣。”[77]这样的说法似乎带有一点轻视白手起家者的贵族式傲慢。实际上，纵观美国历史，再没有哪位移民的贡献能够大过汉密尔顿了。

在新的战斗中，汉密尔顿甚至把战场搬到了他敌人的阵地——《国家公报》上去了。就在告诉华盛顿他无法停止与杰斐逊的争辩的两天之后，他在弗雷诺的报纸上出现了两次，署名为“西维斯（Civis）”。他说存在一个杰斐逊派的阴谋团伙企图在下一次竞选中获胜。在“第一个事实”中，他纠正了长期以来杰斐逊派对其观念“国家债务可能是对国家有益”的曲解。他不认为公债在任何时候都是好的，并认为：“只有在特定的、阶段性的情况下可能带来一些好处，而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可能就会产生不良后果。”[78]同时，他也谴责了杰斐逊派的伪善，他们反对税收和债务方面的政策：“有些人竭力要摆脱债务，同时却又反对一切为了筹钱还债而开征的税收。”[79]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汉密尔顿又回到了他的思想家园——芬诺的《美利坚合众国公报》，用“卡图卢斯（Catullus）”的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新文章。他公然对自己大加赞赏，说财政部长根本不怕别人对其行事动机进行任何问讯：“如果他会畏惧别人针对他的政治策略和措施进行最严格的检查的话，那么只能说我是看错人了。”[80]如往常一样，汉密尔顿形容杰斐逊是一个伪装巧妙的暴君，用共和的朴素形式隐藏着他的狼子野心。他认为，杰斐逊一开始是反对宪法的，后来为了谋求私利又开始拥护宪法。汉密尔顿一边攻击杰斐逊的政治立场，一边诋毁其个人声誉。汉密尔顿暗示说，自己对杰斐逊的私生活有着更深入的了解，并宣称杰斐逊关起门来是个行为**不羁的人：“迄今为止，杰斐逊先生都装扮成一位平静、谦逊，即将退休的哲人，一位平和简单、清心寡欲的共和党人。现在，破天荒地把他视为诡计多端的煽风点火者，狂暴激烈的竞争对手，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卡图卢斯”说杰斐逊的本性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被披露过：

汉密尔顿更进一步地将矛头指向杰斐逊的个人生活，其资料来源可能是从安杰莉卡·丘奇处了解到的杰斐逊与萨莉·赫明斯的暧昧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汉密尔顿又一次地把尤利乌斯·恺撒比作暴君的极致代表，而并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

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对于华盛顿希望两人克制容忍的回应唯一有一点不同的，汉密尔顿自己拿起了笔，而杰斐逊则雇用了多个代言人。1792年9月26日到12月31日期间，《美国每日广告报》上刊登了六篇标题为“杰斐逊先生的辩护词”的文章。其中的五篇为来自弗吉尼亚，受杰斐逊庇护的参议员詹姆斯·门罗所作，另一篇则是麦迪逊所写。他们两人曾在蒙提塞罗与杰斐逊进行了详细的商讨，杰斐逊给麦迪逊写了七封信，而门罗在写文章时大量引用了其中的内容。门罗试图为杰斐逊洗刷反对宪法的罪名，同时对国债提出严厉批评。在一篇题目为“一个多党派的公正国度”的文章里，麦迪逊说汉密尔顿派“偏袒富人阶层”，还说他们就是想要通过“贵族头衔、金钱和报酬的魔力以及军队的恐怖”来指挥整个政府。[82]在写这篇文章之前，麦迪逊就从众议院的办事员约翰·贝克利那里得到消息说，汉密尔顿已经明确宣布麦迪逊是他“个人和政治上的敌人”。[83]两人的关系发展到了如此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在5年前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共同撰写《联邦党人文集》时，他们断然是料想不到现在的局面的。

1792年10月1日早餐前，杰斐逊和华盛顿在芒特弗农见了面，并再一次地试图让华盛顿相信，汉密尔顿指挥着一个建立君主制的阴谋集团。根据杰斐逊的说法，汉密尔顿曾经告诉他：“宪法空洞无味，就像只有牛奶和水，它不会长久，顶多是通向更好出路的过渡。”[84]现在，华盛顿对杰斐逊及其无中生有的所谓阴谋完全失去了耐性。他告诉杰斐逊：“他相信在整个美国找不出10个具有言论影响力的人会赞同把美国政府转变成君主制的想法。”[85]同时他坦白表示自己支持汉密尔顿的债务融资政策，因为它颇见成效。杰斐逊后来写道：“在华盛顿先生的感受中，他已经对我们之间的事感到绝望了，也不再信任我们了，这一切极其迅速而又超乎寻常地达到了顶峰。”[86]华盛顿说，他并不介意某些议员拥有政府债券，因为在任何政府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利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