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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公民惹内（第2页）

在跟乔治·哈蒙德的私人谈话中，汉密尔顿允诺他将尽力反对将美国拖入战争。他还预测，美利坚合众国不会再向革命政府提供贷款，他还延迟向法国清偿债务。在一封发往伦敦的急件中，哈蒙德指出，汉密尔顿将会捍卫美国的中立地位，因为“任何可能威胁美利坚合众国和平的事件，对他为了国家利益而创建的制度而言都是致命的，对于他的个人声望和他的雄心壮志而言也是致命的”。[43]如果汉密尔顿与哈蒙德的非官方会晤明显表示出其对杰斐逊的不友好的话，那么杰斐逊则表现得更加不义。惹内抵达费城后不久，便将他跟国务卿开诚布公的谈话转告给了巴黎的上司：“杰斐逊给了我一些关于当权者的真实看法的有用信息，并且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参议员罗伯特·莫里斯和财政部长汉密尔顿走的是英国路线，他们对总统的决断影响最大，以及他要想制衡他们的努力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困难。”[44]

由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后果和合法性把握不准，汉密尔顿建议给予惹内较低的外交身份。华盛顿没有同意，但指示杰斐逊得体地接待这名大使时不用太热情。杰斐逊把这种保留意见理解成华盛顿让汉密尔顿的观点做出了“微小的牺牲”。[45]在惹内初次抵达时，杰斐逊抵制住了将惹内在查尔斯顿武装起来的私掠船驱逐出去的意见。其他内阁成员——华盛顿、汉密尔顿、诺克斯、伦道夫——都认为这种行为是对美国主权的不尊重，试图把这些船只驱逐出去。6月5日，杰斐逊不得不告诉惹内停止武装私掠船，禁止强征美国公民为他们服务。在这一点上，惹内再一次暴露出寡廉鲜耻的嘴脸。离杰斐逊的警告仅仅过了10天，惹内便将一艘捕获来的英国商船改造成一艘私掠船，并将之重新命名为“小民主”号。比改装事件更令人愤怒的是，惹内公然蔑视了费城的法令，用汉密尔顿的话来说就是“就在政府的眼皮底下”。[46]汉密尔顿和诺克斯希望将船还给英国或者由美国管理，华盛顿采纳了后一种做法，没有理会杰斐逊的抗议。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势下，汉密尔顿于6月21日写信给华盛顿，表达了他希望在1794年6月，下次国会会期结束之际辞职的意思。他想有足够的时间去实施他已经启动的项目，去为自己在威廉·布兰奇·贾尔斯主导的质询案中正名，但他现在被职务占用的时间过多。他断断续续地写了些批判法国大革命的文章，然后将其锁入抽屉。

在汉密尔顿写好了给华盛顿的辞职信后的第二天，公民惹内告知杰斐逊，法国有权在美国港口改造船只——更何况，美国人民同意他的意见。汉密尔顿被这种突如其来的行径震惊了，称这些用词是“一个外国使者向其驻在国所发表的最具冒犯性的言论”。[47]数天后，汉密尔顿与惹内有了一次紧张的会谈，汉密尔顿告诉他法国在欧洲战争中是侵略者，这就是说美国不必再恪守他们之间此前签订的防御条约。当汉密尔顿为华盛顿宣布中立的权利辩护时，惹内反驳说，这是行政机关侵犯了立法机关的特权。这一场景道出了这场闹剧的核心：公民惹内正在教训《联邦党人文集》的第一作者该如何解释美国宪法。

7月6日，公民惹内终于铸成了大错，让其之前所有的失言失态都相形见绌。惹内趁华盛顿还在芒特弗农时告诉宾夕法尼亚州的外交秘书亚历山大·J。达拉斯（AlexanderJ。Dallas），他不满意美国的中立政策，准备越过华盛顿直接呼吁美国人民，请求他们帮助装备停泊在美国港口的法国私掠船。惹内不再仅仅局限于此前的警告了，他开始拙劣地抨击美国政府，并且公然冒犯了一个不能被冒犯的人：乔治·华盛顿。达拉斯向米夫林州长讲述了这件事，米夫林又转告了汉密尔顿和诺克斯，最终传到了华盛顿那里。突然之间，杰斐逊和惹内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情消失了。“在我看来，从来没有哪任法国公使像现任这么糟糕，”杰斐逊向麦迪逊抱怨，“头脑发热、充满幻想、缺乏判断能力、容易冲动、不尊重他人，甚至在书面和口头的沟通交流中对总统恶语相向……他让我非常尴尬。”[48]

尽管汉密尔顿也出奇愤怒，但又十分小心，觉得这是惹内给了他一件武器让他对付法国。于是在7月8日，汉密尔顿、杰斐逊、诺克斯在州议会大厦开会讨论如何处置“小民主”号，缺席的华盛顿已经下令说，停靠在美国港口的武装私掠船应当被禁止行动或者强制扣押。汉密尔顿和诺克斯想把离特拉华河几公里远的小岛作为一个战略要塞，布控武装力量以防止“小民主”号逃脱。杰斐逊倾向于从宽对待此事，建议仅仅考虑如何安置美国籍的水手而非该船本身。尽管没有正式许诺，惹内还是告诉杰斐逊，在华盛顿回来之前，该船不会驶离费城。并不信任惹内的汉密尔顿希望采取武力行动阻止“小民主”号离去。在一份备忘录中，他写道：“很容易发现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对一个政府而言：缺少自尊和自信是极其危险的。”[49]但是汉密尔顿的同僚们并不为其所动。

华盛顿在7月11日回到费城。“小民主”号在7月12日溜走了，并顺利通过了特拉华河上的小岛。汉密尔顿当即就提议要求法国政府召回惹内，这一次即使杰斐逊似乎也并未反对。数天后，“小民主”号出现在茫茫大海上。

目睹了惹内的卑劣行径之后，汉密尔顿渴望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公众。他天生就不是一个能静观事态变化而默不作声的人。到6月底，汉密尔顿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了，赶紧将文字付梓。1793年6月29日，署名“帕西费库斯（Pacificus）”的作者在《美利坚合众国公报》上发表了7篇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捍卫“中立声明”。整个7月，汉密尔顿的文章一周发表两篇，它们的影响也因惹内的所作所为而越来越大。

当时，人们认为只有国会才有权宣战，因此也只有国会才有权颁布“中立声明”。在第一篇文章中，汉密尔顿批驳了那种观点。汉密尔顿认为：“如果立法机关有权发动战争，那么行政机关就有义务在战争爆发之前维护和平状态。”[50]这样，汉密尔顿再次扩张了行政机关在外交方面的权限，尤其是在紧急状态之下。他还认为在中立问题上纷纷攘攘的真正原因是反对派希望削弱华盛顿的职权，甚或将其赶下台去。在第二篇文章中，他驳斥了那种认为“中立声明”违背了美法之间的防御同盟条约的看法。汉密尔顿认为，该条约并不适用于侵略性的战争，而法国的战争恰恰是法国对其他欧洲国家挑起的。在第三篇文章中，汉密尔顿讨论了如果美国被拖入战争，去帮助法国所可能产生的恶果。大不列颠和西班牙可以从美国内部发动“许许多多印第安部落”来攻击美国。同时，“由于海岸线狭长，又没有什么军事设施，并且总人口不超过400万”，美国或许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陷入一场不均衡的斗争。[51]

在后来的几篇文章中，帕西费库斯（即汉密尔顿）指出，路易十六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是美国真挚的朋友：“受人尊敬的富兰克林的多次申明可以证明这个事实。”[52]他指出，法国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支持是来源于国王及其政府高层而不是大众：“如果在做出支援美国的决定中有什么恩情需要我们报答法国的话，那就是路易十六的恩情。他的心就是这种恩情的源头。”[53]对汉密尔顿来说，如此表达对一个死去的国王的同情是需要勇气的，也因而被辱骂为一个隐藏很深的君主主义者。在帕西费库斯最后一篇文章中，他为美国保持中立地位的辩护理由是，这个既没有军队也没有舰艇的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参与战争的地步。[54]为了广泛宣传他的观点，汉密尔顿还组织了群众集会以证明“中立声明”是有群众基础的。

汉密尔顿很喜欢他以“帕西费库斯”之名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展示了他冷静的实用主义的倾向，很好地传达了他在外交政策上的洞见。后来他将它们收入了1802年出版的《联邦党人文集》，还自豪地告诉出版商“他的几个朋友认为这些文章是他写过的最好的文章”。[55]汉密尔顿想必很高兴将它们跟《联邦党人文集》放在一起，因为它们激怒了《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合作者詹姆斯·麦迪逊。杰斐逊曾怂恿麦迪逊在“中立声明”上为难汉密尔顿。杰斐逊读了帕西费库斯的第一篇文章后大为不悦，决定找个人驳斥汉密尔顿。在7月7日，他敦促麦迪逊同财政部长较量一下：“如果没有人回应他，那么他的学说就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亲爱的先生，请拿起你的笔来，揭穿最显著的歪理邪说，当着公众的面把他撕成碎片。再没有别人有能力与他过招了。”[56]

杰斐逊想必认为，麦迪逊不会浪费这一大好时机，肯定会跳起来抵制“中立声明”所体现的行政权力的扩张。然而，杰斐逊失算了，麦迪逊并不愿意。在弗吉尼亚种植园里，他写信给杰斐逊抱怨，他没有充分的书籍和文章去反驳帕西费库斯，还喋喋不休地诉说弗吉尼亚的夏天气温太高。他还说访客络绎不绝而且逗留时间过长。难道麦迪逊也对正面与汉密尔顿发生冲突感到发怵吗？当他再也找不到借口时，他不情愿地告诉杰斐逊：“我强迫自己完成任务去反驳他。说真的，这是我所经历的最不愉快的任务。”[57]

终于，麦迪逊署名“赫尔维迪乌斯（Helvidius）”炮制了五篇文章批驳汉密尔顿。第一篇文章便反映出《联邦党人文集》的两名合作者之间的深仇大恨：“最近发表的几篇署名帕西费库斯的文章使亲者痛仇者快，作者一定憎恨我们的共和政府和法国大革命。”麦迪逊指责帕西费库斯“中立的面具”里面是“对英国的极端热爱”。[58]他痛斥作者是一个君主主义者，因而才为“中立声明”辩护。他说，这样的特权是“英国政府里的王权”。[59]

在这些比汉密尔顿的写作平淡得多的文章中，麦迪逊带着一种严格解释的观点看待中立问题。他希望在外交政策上的全部权限都属于国会而不是总统，除非宪法明确授予总统某些专门权限。麦迪逊还透露了一些杰斐逊提供的内阁秘密，看来杰斐逊是在拼尽全力、毫无保留地攻击一份总统发布的声明。

作为这些抨击自己政府的文章的作者，杰斐逊当然知道它们会让华盛顿感到不快。他虽然同情总统，但还是认为这是他罪有应得。他在6月份给麦迪逊的信中写道：

总统身体不是太好。小小的发热已经缠了他一个星期或者10天了还不见好转，让他面容憔悴。他最烦心的是那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对他的抨击。我觉得他比我们见过的任何人都更在意这些东西。看到这些文章我感到非常抱歉（然后杰斐逊表示华盛顿把这些抨击的文章给他自己看了）。他原本被假惺惺地崇拜着，他本没有这些烦恼，但是，他被包裹在王权的外衣中，很难在撕碎这些外衣的时候，不会留下创伤。[60]

在1793年那个多事的夏季，行政机关内部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7月23日，华盛顿召开了一次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内阁会议。总统希望向法国提出召回惹内而又不冒犯法国。这又使得汉密尔顿针对政府所面临的危机发表了长篇演说。汉密尔顿暗示有一个“派别”希望“推翻”政府，还说要想摸清楚其进展，行政部门应该公开惹内不同寻常的行为背后的故事；否则，人们会很快加入到“煽动者”的行列中去。[61]让这一戏剧性场面显得如此荒诞不经的原因就在于，这一派别的精神领袖正端坐在这间屋子里——托马斯·杰斐逊。

那个夏天，杰斐逊发现汉密尔顿既让人难以忍受又摆脱不掉。除了他在财政部的工作，汉密尔顿还当上了全职的匿名报纸撰稿人。在7月末，《美国每日广告报》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反对雅各宾》，这是汉密尔顿在随后四周的九篇系列文章中的首篇。他在开头便呈现出雷霆万钧之势：“这个城市中公然流传着一种说法，法兰西共和国的公使威胁说要越过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直接鼓动人民。”[62]关于惹内对华盛顿的傲慢无礼的消息从秘密转为公开了，这对公众的意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汉密尔顿继续抨击惹内干涉内政：“一个住在这个国家的外国公民成为恶毒的、骇人听闻的阴谋的鼓吹手，是多么卑鄙下流啊！”[63]

8月1日，杰斐逊发现自己再次在内阁会议上中了汉密尔顿的圈套。汉密尔顿简直就是一台语言机器，能在每一个场合中非常自然地流淌出完美的演讲。财政部长再次语出惊人，指出有必要披露跟公民惹内往来的所有破坏性的通信。从杰斐逊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密尔顿在华盛顿的小内阁会上采取的极度夸张的手法。“汉密尔顿发表了45分钟的演说，”疲惫不堪的杰斐逊在其记录中写道，“摇唇鼓舌，铿锵激昂，就好像是在对着陪审团发表演说一样。”[64]任何人都能感觉到杰斐逊与这位出口成章的财政部长打交道时表现出的无奈。“我们又一次见面，”杰斐逊第二天记录说，“汉密尔顿再次发言45分钟。”[65]汉密尔顿反复宣讲欧洲君主国对法国的控诉，指控法国意欲把革命输出到别国。杰斐逊暗自斥责汉密尔顿是共和政府的叛逆。“这对自由之事业是多么大的一个打击，‘原来还有你啊，布鲁图斯’[16]。”他在日记中写道。[66]

虽然华盛顿以异常的忍耐能力尽量对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一视同仁，但他再也无法忍受阁僚的内斗了。华盛顿是一个隐忍但却敏感的人，再也不能忍受弗雷诺的《国家公报》对他的谩骂攻击了。5月份的时候，在该报编辑写了一篇文章说华盛顿之所以签署“中立声明”是因为“英国佬”威胁砍掉他的脑袋之后，他要求杰斐逊从国务院解雇弗雷诺。杰斐逊固执地认为是《国家公报》将美国从君主制中挽救出来，因而拒绝遵从华盛顿的要求。现在，在内阁会议上，亨利·诺克斯碰巧谈及题为“乔治·华盛顿的葬礼挽歌”的政治讽刺诗，描述华盛顿像路易十六一样被送上断头台。这篇侮辱性文章被认为是弗雷诺的手笔。诺克斯提及这件事点燃了华盛顿心中的怒火，似乎一向沉静的总统一下子变成了火药桶。在杰斐逊的“名言集”中，他是如此描述这非同寻常的一幕的：

总统火冒三丈，陷入了无法自拔的苦恼情绪中，他对自己曾受到的侮辱喋喋不休，咒骂每一个在其任内基于不纯动机搞过小动作的人。他说自己很后悔错过了辞去职务的时机，并且自此之后想起来就后悔；说如果按照神的意思，他现在更应该在坟墓里而不是在这个职位上；说他宁愿在他的农场中恬淡地生活也不愿意被当成这个世界的主宰，然而这样人们还会指责他想当国王。那个蠢蛋弗雷诺还每天给他送去3份报纸，像是把他视作报纸经销商。在他眼中，这些报纸的内容空洞无物，只有对他的放肆侮辱。他在愤怒中结束了这一段谈话，中间停顿了一下。后来想要重新继续我们之前谈到的话题都有点困难了。[68]

那个8月，杰斐逊在内阁会议上几乎没有什么记录。大家达成一致意见的是，作为中立国，美国不能允许交战国在其港口中武装私掠船只或者给它们庇护。身为海关领导人，汉密尔顿负责惩罚进犯者，由此能更多地插手外交事务。与此同时，杰斐逊却在暗中谋划削弱汉密尔顿的权力。8月11日，他给麦迪逊发去一封密信，指出共和党的代表将在新一届众议院中更加强势。到那时，分两步削弱汉密尔顿权力的时机就已经成熟了：在海关和国内税收局之间分裂财政部，然后切断第一合众国银行和政府之间的一切联系。如果杰斐逊不能消灭这个人的话，那他就会选择消灭这个职位。

汉密尔顿还是间接地把事情捅出去了，他让参议员鲁弗斯·金和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在纽约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揭露文章。惹内被激怒了，他向华盛顿抗议，要他立即“消除恶劣影响”。[72]他信中的口不择言适得其反，徒增人们的猜疑，结果杰斐逊也只好于8月16日写信给法国政府要求召回惹内。

杰斐逊承认关于惹内的种种说法并非联邦党人的杜撰。“你将听说太多关于惹内威胁要向人民控诉的种种猜疑和反驳，”杰斐逊告诉麦迪逊，“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事实。”[73]在整个8月份，麦迪逊和门罗一直忙于起草答谢法国援助美国独立战争的提案。在华盛顿与公民惹内闹翻之后，麦迪逊沮丧地说它“会给笃信自由信念的文明朋友带来莫大的痛苦，因为这些自由信念是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基础”。[74]菲利普·弗雷诺也不承认法国革命已经发生了邪恶的转折。在9月上旬，他还在强调两国革命的相同之处，相继印发了法国的《人权宣言》（DehtsofMan）和《美国宪法》。

然而，巴黎的局势正与这个主题背道而驰。1789年春天，公共安全委员会成立，并很快成为传送恐怖的主要工具。在6月份，惹内所属的温和的吉伦特派遭到了激进的雅各宾分子的清洗和软禁。汉密尔顿意识到，雅各宾派的这次胜利已经使法国官员愿意接受美国提出的召回惹是生非的惹内的请求了。这些官员指责惹内冒犯了一个友好的国家。在罗伯斯庇尔的带领下，雅各宾派扫除了对其恐怖统治的一切障碍。到秋季的时候，夜间搜查民宅，无缘无故的拘捕等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在反基督运动中，教士被控诉，教堂被破坏，以致巴黎圣母院这样的大教堂被改名为“理性之殿（TempleofReason）”。在10月16日，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e）——或者叫“卡佩的遗孀”，这是别人给她起的名字——被从牢房中拖出来，塞到一个农场手推车上，拉到挤满起哄的人群的街上游行，最后被处死。断头台超负荷工作：仅仅10月31日就有21名吉伦特派人物被处决。